首先，尽管一些中国的小青年说我看起来像因为压力过大，一天抽20根烟，并且象已经开始在矿井干活的哈利.波特。但我只有25岁，并且我非常热衷地用“年轻”、“新一代”、“未来”等俗套的称谓，来将自己归入年轻人中（我的令人尴尬的低心理年龄加强了我对自己的定位，并且居然有好心人给了我替一家“青年报”写文章的活儿，那就证明我一定很年轻）。既然我把自己定位为年轻人，我觉得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潜力没有得到发挥”这个美妙的借口，来掩盖自己一事无成的事实，并且用“积累经验”的伪装来逃避责任。25岁通常是一个合适的年纪来逃避远大的志向，然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
　　因为，有许多思维比我敏捷，头脑比我聪明的人已经证明，中国的少年以及青年人承受着巨大压力。家长不愿看到孩子们无拘无束地生活，他们宁愿孩子因压力过大得忧郁症，也不愿看到他们放荡不羁。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很多机会来研究这些问题。上海的父母强行将奋斗目标灌输给孩子。当然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勤奋，否则就会像被大自然淘汰了的动物的尸骸那样，等着被秃鹫来啄食。
　　我对什么是有价值的生存没有概念，但我总是不停地想，我在苏格兰的同龄人，是否会愿意在努力学习、做作业的同时，还要迎合长辈们离奇的愿望，比如让所有的孩子都去学钢琴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在派对中表演。
　　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中国孩子们很勤奋，很努力，但在中国有过执教经验的外籍教师都觉得中国的孩子不够成熟。的确，他们可以背诵元素周期表，会两种语言以及多种方言，14岁就可以弹奏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为人。任何人都不完美，但有许多确凿的事实表明，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了该成年的时候，却仍然表现得像个孩子。
　　举个例子，尽管我也尊重长辈，并且同住一个屋檐下也确实更加经济，但使很多外国人不理解的是，中国的有些年轻人26岁了却仍不想离开父母。而我16岁就和一个浸信教派的传教士去了美国南方，并且之后很少有回苏格兰的想法，当时的我就像一只羽翼初丰的小鸟在外翱翔，一晃就是10年。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上海的年轻人，他们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今天的上海，和孩子们的父辈当初建设的那个上海，已有了天壤之别。所以，中国父母与子女的代沟最深，未来也更不确定。
　　相比而言，我在英国的成长环境（那里大多数人有出国旅行并生活的自由）比较稳定，我生活在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当父母在看着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惊恐地看着他们，心里想我将来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后来我跟着一个传教士去了美国的乔治亚州呢？为什么当我进入英国最好的大学时，我却整天“埋首学习”如何喝下伏特加酒？为什么我选择来中国而不是接受一份保险公司的职位呢？因为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仅仅是不想在星期天的早晨陷入“我是谁？”的迷惘之中。对我来说，就是寻找快乐并且拒绝父辈的生活方式；对于我的中国学生来说，意味着要追寻真正和现代中国紧密相关的东西。
　　省钱在英国永远不被推崇。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在周六晚上为了省钱而呆坐着，是你永远不能告诉朋友的一件事情。没有一部电影、一本书或一部聪明的戏剧会教人这样做。所以最好等到你结婚之后，再幸福地开始这种乏味的生活，那时你已大腹便便无法尽情找乐了。
　　在中国，观念却截然相反，为将来攒钱至关重要。的确在很多方面，钱是我们所能依赖的安全保障。中国的年轻人从小就被教导要节俭、要理性消费，与此相比，我们这些在糖果店里胡乱花钱的西方年青人看起来则更像孩子。一位比我只大９天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她要去苏格兰旅行，我问她靠她的收入是否可以负担得了，毕竟这是一趟去世界上消费最昂贵的国家之一的旅行？答案是肯定的。反而，遇到难处就不得不向父母伸手要钱的人恰恰是我，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反差。
　　那么我从对中外青年人的审视中学到了什么呢？我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享乐主义者。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的青年人应该甩掉一些包袱，不要总是想着要稳定，而应该去追求快乐。同时我也意识到中国的青年人具有某些我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可能我在教中国朋友怎么追女孩子的时候，也该向他们学习如何发挥出我其他方面的潜力。我这样的哈利·波特只有摘下眼镜，踏踏实实地找个工作挣点钱，才买得起摩丝来收拾自己的那头乱发。（摘自搜狐海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