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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出身于云南彝族家庭。1911年卢汉16岁时，恰逢辛亥革命爆发，即投入滇军。此后官运亨通，30年间，卢汉从排长直升至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又成为“云南王”，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后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等职，曾被授陆军上将衔。
卢汉办事以奉命为谨、小心谨慎著称，官场上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曲折和反复，而是直线上升的明星。1945年7月，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军政部长陈诚作军事报告，对非蒋嫡系将领就赞扬了两个人，一个是孙连仲（原西北军将领），另一个就是卢汉。陈诚说：“卢汉治军严明，深明大义，很有作为。”因此，1945年10月，蒋介石决定发动云南兵变，赶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时任命卢汉接替龙云的职务。卢汉既与龙云同是彝族，又与龙云有特殊关系，蒋介石仍然任命卢汉接替龙云职务，除了蒋介石企图收买卢汉的因素外，亦有卢汉自身的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共的争取和感召，以及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卢、蒋之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1949年云南发生的“九九整肃”，就是卢、蒋之间矛盾、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场斗争是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最后的较量。
飞往重庆？顾虑重重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他深感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一方面，卢汉积极寻找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加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联络，派人到香港、北平与中共领导机关联系；另一方面，还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对国民党政府反压制的斗争，如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香港报纸登出了“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震惊了各方面人士。撤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總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企图把云南纳入桂系范围；蒋介石深恐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从台湾飞往重庆，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到重庆会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到了重庆，惟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
蒋介石急如星火，卢汉则顾虑重重，深怕到重庆后遭扣留，因而忐忑不安，举棋不定。直到8月29日卢汉仍称故不去，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往昆明，催促卢汉启程。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又打来电话，希望卢汉以“党国为重”，并担保来去安全。卢汉仍然下不了决心。
8月30日晚，国民党第26军军长余程万，以欢迎俞济时为名，邀请卢汉赴宴，拟在宴会上绑架卢汉，连夜挟持飞往重庆。为此，余程万派兵把守，戒备森严。卢汉颇有心计，见余程万催他赴宴紧急，遂警惕起来，称病拒绝赴宴，却在家中召集心腹讨论对策。大家一时不知所措，对蒋介石不能不有所应付，乃派省府委员杨文清、秘书长朱丽东作为代表，于8月31日随俞济时飞重庆复命。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卢汉必须到会，并表示如果卢汉不放心，他可以让儿子蒋经国到昆明作人质。
9月3日，俞济时与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萧教肃再度来昆催促卢汉，张群又打电话来进行威胁，国民党有3个军向云南进逼，桂系亦有派兵入滇之势。昆明已经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卢汉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尚非国民党嫡系及桂系之对手，况且人民解放军还远在湘鄂一带，一旦发生事故，难予策应，乃决定冒险前往重庆。临行前，卢汉与民政厅长安恩溥、旅长龙泽汇及杨文清等心腹商议，万一到重庆被蒋介石扣留不能回来，就插上红旗，宣布起义。军事方面由龙泽汇负责，政务方面由安恩溥负责，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并约定卢汉到重庆后发电报回云南的暗号，单日来电署名用“卢”字，双日来电用“汉”，如暗号不符，就说明出了问题，可立刻采取行动。
9月6日，卢汉率朱丽东及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裴存藩飞往重庆，出发时贴出了“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的安民告示。
“九九整肃”，特务横行
出乎意料，卢汉到达重庆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张群、黄少谷、蒋经国等人皆到机场迎接，然后送往重庆山洞林园别墅，与蒋介石密谈。
蒋介石满面欢喜，盛情款待。卢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也乘机施展手腕，表示在国事艰危的时候，应当同舟共济，不能互相倾轧，说得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他这一番表演，正好可为蒋介石所利用。双方讨价还价地密谈了两个昼夜，蒋介石同意卢汉把云南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作为反共武力，发给100万银元的军费，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陆续补充，并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但交换条件是，要求卢汉服从中央，执行“戡乱救国”，回昆明后进行“整肃”，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杨杰、杨青田等100余人，镇压民主运动，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解放军边纵等。
9月8日下午，卢汉乘专机从重庆飞返昆明，省市政界头目和新闻界百余人至机场迎候。然而卢汉下机后，没有表明什么态度，就去“休息”了。接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一大批特务，乘另一架飞机到达昆明。徐远举一到昆明，就指挥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特务10余人，赶到昆明靖国新村杨杰家中，准备立即逮捕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驻苏大使、民主人士杨杰。可是，杨杰已听到风声，就在徐远举所乘飞机降落昆明机场时，他也乘飞机离开昆明飞往香港。徐远举等人扑了一个空，大为恼火。 徐远举到昆后进行紧张的活动，立即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整肃指挥部，下设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同时成立中等学校整理委员会。作好一切准备之后，9月9日晚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整肃指挥部行动组组长沈醉，在昆明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行动会议，近200人出席了会议。沈醉声称，奉蒋介石的命令，今天开始在昆明进行整肃。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所以总裁下令整肃，大家要认真执行。会议进行了分工，宪兵担任查封报馆和广播电台，逮捕所属工作人员及住在郊区的人员；警察负责逮捕在市区内的人。会后立即开始行动。这一天晚上，全市范围内的大搜捕开始了，这就是昆明“九九整肃”。
大逮捕前夕，卢汉通过地下渠道，给有关人士打了招呼，要他们尽快回避，以免遭到不测或逮捕。即使如此，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仍遭到了逮捕（包括少数共产党员）。被捕者有杨青田（省参议会副议长、共产党员）、张天放（省木棉公司经理）、马伯安（省政府顾问）、李群杰（省教育厅主任秘书、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团部总干事、共产党员）、李耀廷（省参议员、《观察报》社长）、尹嘉诚（富春和经理）、马伯周、万寿康、赵延康、康良藩、张广兴（以上为省参议员）、朱健飞、罗南湖（《复兴报》社长）、李古新（私立古新中医院院长）、许建初、朱琨、许发新、惠围钧等数十人。几天之内，共逮捕480多人。同时，查封了除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两家外的一切报刊和电台。9月10日，又宣布解散云南省参议会。
3天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又率一批特务赶到昆明，一方面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审讯被捕者；另一方面又逼迫卢汉，要他杀害200多人。昆明一时间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
困中生智，以“拖”为计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向卢汉指出要全力营救被捕者。“做到少杀，最好一个不杀。”卢汉心情也十分复杂，他很清楚：只要杀了人，就会被蒋介石绑在战车上，难以脱身；要摆脱当前困境，处在大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和特务包围下，谈何容易。他只得采取拖的办法，拖一天算一天。
9月30日，毛人凤、徐远举、沈醉经过商议后，提出了处决名单，达200多人，交给卢汉。毛人凤只等卢汉一批，即可下手枪毙。名单送到卢汉那里，卢汉却不慌不忙地说：“杀人太多，罪证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毛人凤再考虑一下。毛人凤无可奈何，减为120人，卢汉仍认为杀人过多。最后毛人凤把要杀的人减到40人，杨青田是被处决的第一名。毛人凤的算盘是，只要你卢汉同意杀，至于杀多少，到时就由不得你了。然而，卢汉表示，为慎重起见，需要进行复查，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为此，卢汉积极活动，争取把被捕人的看管权和审判权拿过来。
经过一番错综复杂的斗争，蒋介石终于同意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卢汉即任命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为军事法庭审判长，蒋介石则指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军法处长陆坚如，上校军法官阎仲铎及沈醉，3人参加会审，卢汉又加上绥署军法官刘汉章为主办军法官。虽然五人军事法庭中，云南方面只有2人，但掌握了审判长和主办军法官的大权。卢汉又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关押在陆军监狱，没有卢汉本人的手令或绥署军法处的传票、提票、释票，任何人不得传讯、提审和调动，违者军法从事。这样，夺取了看管权和审判权，就掌挥了主动权，就有可能力爭“一个不杀”。
从10月中旬起，到11月上旬止，经过请保与卢汉批准，已先后释放380多人。事情拖到11月3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到昆，对卢汉进行拉拢。卢汉即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暗示各民众团体，向李宗仁要求对政治犯从宽处理；同时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钟嶽等，找李宗仁说情。李宗仁遂在各人民团体给他的公呈上批示：“罪无可逭，情由可原，准予从宽处理。”后又电告卢汉：“据滇省农会、总工会、商会、教育会、工业会、妇女会、耆老会及昆明市公众团体来呈，关于前次整肃昆明反动分子一案，请求政府早日从宽处理结案，以安人心等情，除将原呈发交贵主任核办外，特再电达，仍希迅予酌情从宽处理为盼。”
卢汉立即根据李宗仁的指示，于1月27目下令将最后一批被捕人员释放。“九九整肃”遂得以最理想的方式了结。12天以后，即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起义，最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责任编辑：张传良
卢汉办事以奉命为谨、小心谨慎著称，官场上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曲折和反复，而是直线上升的明星。1945年7月，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军政部长陈诚作军事报告，对非蒋嫡系将领就赞扬了两个人，一个是孙连仲（原西北军将领），另一个就是卢汉。陈诚说：“卢汉治军严明，深明大义，很有作为。”因此，1945年10月，蒋介石决定发动云南兵变，赶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时任命卢汉接替龙云的职务。卢汉既与龙云同是彝族，又与龙云有特殊关系，蒋介石仍然任命卢汉接替龙云职务，除了蒋介石企图收买卢汉的因素外，亦有卢汉自身的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共的争取和感召，以及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卢、蒋之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1949年云南发生的“九九整肃”，就是卢、蒋之间矛盾、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场斗争是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最后的较量。
飞往重庆？顾虑重重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他深感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一方面，卢汉积极寻找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加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联络，派人到香港、北平与中共领导机关联系；另一方面，还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对国民党政府反压制的斗争，如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香港报纸登出了“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震惊了各方面人士。撤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總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企图把云南纳入桂系范围；蒋介石深恐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从台湾飞往重庆，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到重庆会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到了重庆，惟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
蒋介石急如星火，卢汉则顾虑重重，深怕到重庆后遭扣留，因而忐忑不安，举棋不定。直到8月29日卢汉仍称故不去，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往昆明，催促卢汉启程。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又打来电话，希望卢汉以“党国为重”，并担保来去安全。卢汉仍然下不了决心。
8月30日晚，国民党第26军军长余程万，以欢迎俞济时为名，邀请卢汉赴宴，拟在宴会上绑架卢汉，连夜挟持飞往重庆。为此，余程万派兵把守，戒备森严。卢汉颇有心计，见余程万催他赴宴紧急，遂警惕起来，称病拒绝赴宴，却在家中召集心腹讨论对策。大家一时不知所措，对蒋介石不能不有所应付，乃派省府委员杨文清、秘书长朱丽东作为代表，于8月31日随俞济时飞重庆复命。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卢汉必须到会，并表示如果卢汉不放心，他可以让儿子蒋经国到昆明作人质。
9月3日，俞济时与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萧教肃再度来昆催促卢汉，张群又打电话来进行威胁，国民党有3个军向云南进逼，桂系亦有派兵入滇之势。昆明已经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卢汉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尚非国民党嫡系及桂系之对手，况且人民解放军还远在湘鄂一带，一旦发生事故，难予策应，乃决定冒险前往重庆。临行前，卢汉与民政厅长安恩溥、旅长龙泽汇及杨文清等心腹商议，万一到重庆被蒋介石扣留不能回来，就插上红旗，宣布起义。军事方面由龙泽汇负责，政务方面由安恩溥负责，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并约定卢汉到重庆后发电报回云南的暗号，单日来电署名用“卢”字，双日来电用“汉”，如暗号不符，就说明出了问题，可立刻采取行动。
9月6日，卢汉率朱丽东及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裴存藩飞往重庆，出发时贴出了“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的安民告示。
“九九整肃”，特务横行
出乎意料，卢汉到达重庆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张群、黄少谷、蒋经国等人皆到机场迎接，然后送往重庆山洞林园别墅，与蒋介石密谈。
蒋介石满面欢喜，盛情款待。卢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也乘机施展手腕，表示在国事艰危的时候，应当同舟共济，不能互相倾轧，说得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他这一番表演，正好可为蒋介石所利用。双方讨价还价地密谈了两个昼夜，蒋介石同意卢汉把云南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作为反共武力，发给100万银元的军费，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陆续补充，并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但交换条件是，要求卢汉服从中央，执行“戡乱救国”，回昆明后进行“整肃”，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杨杰、杨青田等100余人，镇压民主运动，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解放军边纵等。
9月8日下午，卢汉乘专机从重庆飞返昆明，省市政界头目和新闻界百余人至机场迎候。然而卢汉下机后，没有表明什么态度，就去“休息”了。接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一大批特务，乘另一架飞机到达昆明。徐远举一到昆明，就指挥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特务10余人，赶到昆明靖国新村杨杰家中，准备立即逮捕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驻苏大使、民主人士杨杰。可是，杨杰已听到风声，就在徐远举所乘飞机降落昆明机场时，他也乘飞机离开昆明飞往香港。徐远举等人扑了一个空，大为恼火。 徐远举到昆后进行紧张的活动，立即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整肃指挥部，下设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同时成立中等学校整理委员会。作好一切准备之后，9月9日晚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整肃指挥部行动组组长沈醉，在昆明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行动会议，近200人出席了会议。沈醉声称，奉蒋介石的命令，今天开始在昆明进行整肃。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所以总裁下令整肃，大家要认真执行。会议进行了分工，宪兵担任查封报馆和广播电台，逮捕所属工作人员及住在郊区的人员；警察负责逮捕在市区内的人。会后立即开始行动。这一天晚上，全市范围内的大搜捕开始了，这就是昆明“九九整肃”。
大逮捕前夕，卢汉通过地下渠道，给有关人士打了招呼，要他们尽快回避，以免遭到不测或逮捕。即使如此，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仍遭到了逮捕（包括少数共产党员）。被捕者有杨青田（省参议会副议长、共产党员）、张天放（省木棉公司经理）、马伯安（省政府顾问）、李群杰（省教育厅主任秘书、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团部总干事、共产党员）、李耀廷（省参议员、《观察报》社长）、尹嘉诚（富春和经理）、马伯周、万寿康、赵延康、康良藩、张广兴（以上为省参议员）、朱健飞、罗南湖（《复兴报》社长）、李古新（私立古新中医院院长）、许建初、朱琨、许发新、惠围钧等数十人。几天之内，共逮捕480多人。同时，查封了除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两家外的一切报刊和电台。9月10日，又宣布解散云南省参议会。
3天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又率一批特务赶到昆明，一方面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审讯被捕者；另一方面又逼迫卢汉，要他杀害200多人。昆明一时间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
困中生智，以“拖”为计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向卢汉指出要全力营救被捕者。“做到少杀，最好一个不杀。”卢汉心情也十分复杂，他很清楚：只要杀了人，就会被蒋介石绑在战车上，难以脱身；要摆脱当前困境，处在大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和特务包围下，谈何容易。他只得采取拖的办法，拖一天算一天。
9月30日，毛人凤、徐远举、沈醉经过商议后，提出了处决名单，达200多人，交给卢汉。毛人凤只等卢汉一批，即可下手枪毙。名单送到卢汉那里，卢汉却不慌不忙地说：“杀人太多，罪证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毛人凤再考虑一下。毛人凤无可奈何，减为120人，卢汉仍认为杀人过多。最后毛人凤把要杀的人减到40人，杨青田是被处决的第一名。毛人凤的算盘是，只要你卢汉同意杀，至于杀多少，到时就由不得你了。然而，卢汉表示，为慎重起见，需要进行复查，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为此，卢汉积极活动，争取把被捕人的看管权和审判权拿过来。
经过一番错综复杂的斗争，蒋介石终于同意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卢汉即任命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为军事法庭审判长，蒋介石则指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军法处长陆坚如，上校军法官阎仲铎及沈醉，3人参加会审，卢汉又加上绥署军法官刘汉章为主办军法官。虽然五人军事法庭中，云南方面只有2人，但掌握了审判长和主办军法官的大权。卢汉又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关押在陆军监狱，没有卢汉本人的手令或绥署军法处的传票、提票、释票，任何人不得传讯、提审和调动，违者军法从事。这样，夺取了看管权和审判权，就掌挥了主动权，就有可能力爭“一个不杀”。
从10月中旬起，到11月上旬止，经过请保与卢汉批准，已先后释放380多人。事情拖到11月3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到昆，对卢汉进行拉拢。卢汉即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暗示各民众团体，向李宗仁要求对政治犯从宽处理；同时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钟嶽等，找李宗仁说情。李宗仁遂在各人民团体给他的公呈上批示：“罪无可逭，情由可原，准予从宽处理。”后又电告卢汉：“据滇省农会、总工会、商会、教育会、工业会、妇女会、耆老会及昆明市公众团体来呈，关于前次整肃昆明反动分子一案，请求政府早日从宽处理结案，以安人心等情，除将原呈发交贵主任核办外，特再电达，仍希迅予酌情从宽处理为盼。”
卢汉立即根据李宗仁的指示，于1月27目下令将最后一批被捕人员释放。“九九整肃”遂得以最理想的方式了结。12天以后，即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起义，最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