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

来源 :史学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uanzhiboke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汉代开始,在极少数拥有特殊地位的贵臣或诸侯王死后,皇帝会赐以多种形式的“殊礼”。殊礼本身意味着超越了一般制度的礼遇,因此殊礼的标准并非依据既定的礼仪或法律,而是以“故事”,即前代人物的事例为准。通过梳理史料,可以确定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所用殊礼主要包括有韫椋车、黄屋左纛、鸾辂、龙旗九旒、虎贲百人等车舆及仪仗。追根溯源,这些殊礼的下赐均源自西汉霍光以及东汉诸侯王的葬礼故事。经过西晋朝的整理与改造,上述葬礼中所用殊礼又为东晋南北朝所继承沿袭。
其他文献
吉长铁路是清末借日资修建的一条国有铁路,曾因工程延误倍受舆论关注。从任职仅6个月的吉长铁路总办李凤年言行切人,发现该铁路开工即是"问题工程":前总办傅良佐用人不当,隐患众多;李凤年接替后草率改革,导致工程近乎瘫痪,不仅与日本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关系破裂,还放任工程腐败。面对日本对吉长铁路的觊觎,以总办为首的吉长路局官员没有以国家利益为重,工程腐败导致决策失当,造成了工程延误。该事件虽然客观上延缓了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行动,但与民族主义意识及行为无关,它揭示了并存于中日两国间及清朝官僚体系内部的双重利益纠纷。
1923—1932年度,松江育婴堂、全节堂和普济堂三所善堂的主要经费来源为田租。随着其不断增置田产,田租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加,三善堂的地主色彩更加浓厚。从救助内容看,三善堂出现了近代转型趋势,兴办广育院、幼稚园、松筠女校等一系列新型教育机构,对教育救助格外重视,相关开支随之增加。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的大背景下,三善堂的田租收益降低,收入减少,难以应付当时物价、工薪的上涨和教育开支的增加,最终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种情况表明,"传统"经济资源很难支持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西汉废帝刘贺是汉朝第9个皇帝,也是汉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髀的儿子,西汉第二位昌邑王。因汉昭帝于公元前74年4月突然死亡而无后嗣,霍光迎其继皇位,时年19岁。但是当了27天皇帝后,被大将军霍光以“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汉书·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37页)为由废黜,回到山东。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移居到豫章国(今江西南昌)。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刘贺去世,史称汉废帝。
辛亥革命后,财政竭蹶的北京政府承袭清政府清理财政的思路,进行以国地税划分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变革。依附于皇权政治的赋税观念的崩溃、省制的纠缠、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对立、持续的财政危机等,都对两税划分形成严重的冲击与破坏。改革的无效与财政形势的急迫逐渐滋生对制度变革本身的怀疑,在规复旧制的倡导声中,北京政府最终取消国地税名目,放弃两税体制。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迁都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影响巨大的事件,其与抗战的整体战略具有重要的关联性。重庆是正面战场的支柱,也是战时的一座国际城市。在迁移过程中,国民政府部分官员管理无能、贪污腐化;迁都重庆后,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诸多政策失误,渐失民心。国民党坚持政府抗战方针,持续限制全民抗战特别是中共力量的发展,削弱了抗战实力。对战时蒋介石的地位与作用,须置于时代背景下思考,不能简单论处。
应声虫病故事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唐代出现的张文仲治应病和苏澄治应病故事,及宋代出现的“杨动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故事。应声虫病故事在历史书写中发生衍变,呈现出由传记式到医案式再到专业化和生活化的转向,在文本传抄的过程中,原本记载于文人笔记小说中的日常医疗经验逐渐进入到医书之中,变成专业的医学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拓展医学认知,并进而通过医学知识的传播,于明清时期实现了医学知识的常识化和生活化。古代医学是经验医学,也是文化医学,书写文化形塑了医学知识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电脑技术与互联网事业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这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学术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还在日益扩大。其中与文化、学术事业直接关联的电子文献和电子文献检索,一经产生,就对延续千年的图书馆工作造成很大的挑战,不得不直面应对,做出电子资源方面的建设。对此,学术界已经多所讨论和采取了不少措施。本文不拟分析上述较为宏观的问题,仅从中国历史研究者个人运用电子文献检索和史料查阅的角度,谈谈其学术上的功能和利弊。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
古老的中国曾经是“天朝上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都曾领先于世界,但进入近代以后,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沦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因而“赶超”西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孙中山的毕生追求。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发起,“亚洲复兴”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探讨的新热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亚洲意识,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其中对孙中山的亚洲论述进行重新检视尤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