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海南旅游东线第一站的文昌，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景观，就有二、三十处。而我小住琼海的工作间隙，专程来此拜访著名军事家张云逸大将故里。
　　盛夏六月，骄阳似火，但坐落在文城镇的“张云逸大将纪念馆”，宛如苏州园林般，好像步入别有一番情趣的清凉世界。纪念馆坐东朝西，由大门、铜像、陈列馆、壁廓等组成，门楣正中，镌刻着6个大字“张云逸纪念馆”，是由聂荣臻题写。庭院中心，矗立着高达5米的张将军全身铜像，基座正面的“张云逸大将”，出自彭真手笔。整个纪念馆是1992年，为纪念张云逸诞辰100周年，落成剪彩的。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诞生在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上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到县城打工，后又去广州谋生；16岁进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大革命失败后，在穗、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将军铜像前拍下几张纪念照后，便朝前方琉璃瓦装饰的小楼走去，那就是“张云逸大将军陈列室”。展厅内陈列有实物、照片、信函等二三百件，全面地展示了这位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光辉战斗的一生。
　　张云逸的人生之路，很具传奇色彩，曾多次经过化装后以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接触，而且由于他有勇有谋，能伸能屈，频频取得成功。早在辛亥广州之战前，刚出茅庐的张云逸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战火燃起后，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主动参加“先锋队”，扛起“敢死队”大旗，并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
　　北伐时，张将军曾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同国民党头面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交往不断，与叶挺还是黄埔同学。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抗战之初，张云逸便奉党中央之命，摇身一变，化装成华侨富贾，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将军，力劝“老同学”担起“新四军军长”之重任。叶挺听后，深为中共之信任所感动，当即表示：“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新绿。”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此刻，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将军匆匆回国，途经香港时，受中央委派，张云逸设宴热情款待，并语重心长地极力建议他赶往武汉，会见周恩来，然后再到延安。而杨虎城却“一时糊涂”表示说：“蒋公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事后，每当念起这一失策，杨将军都后悔莫及，叹之“千古遗憾啊!”
　　在张云逸的战斗生涯中，有段不可磨灭的历史，那就是与邓小平同志一道主持了红七军初创时期的艰难工作。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进占了全州县城后，部队进行休整，“前委”召开会议，邓小平、张云逸等正确地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放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就这样，红七军官兵征程七千余里，转战湘、桂、粤、赣，经历战斗百多次，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并很快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切接见，授予“转战千里”锦旗一面。
　　展厅内，除张云逸曾用过的手枪等实物外，还有不少珍贵照片，其中有幅张云逸与周恩来、孔石泉在延安的合影，吸引着广大观众。那是1937年4月，张云逸受党中央派遣，经西安前往华南开展工作，恰好周副主席也去西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乘一辆大卡车。当行至延安以南70华里的崂山脚下，突遭国民党武装匪徒袭击，妄图杀害周恩来，司机当场牺牲。面对不测，张云逸沉着果断，马上跳下车厢，和警卫员等人一起保护驾驶室内的周副主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利用车体做掩护，经过一场激战，周恩来安全脱险。这幅照片，就是他们那段令人难忘的战斗生活“留痕”。
　　当恋恋不舍地走出陈列室，又兴致勃勃来到南侧长廓，原来就在这里的墙壁上面，镌刻着彭真、薄一波、杨成武、张爱萍等许多题词，细细品读，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海南人杰，中华英魂”、“一身正气，风范永存”、“功勋卓著，雄风犹在”、“创业英豪”、“武德英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