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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科班功底的福建农家女靠画画在北京意外成名，但她却并不想以此改善生活
“好像看到了婴儿，看到人在天上走，充满了不受束缚的想象力”。
2012年10月的某天，在中央美院壁画系就读的仲书渔正在画室待着。同学带来了一个脸上泛着潮红、长着雀斑的高个女生，介绍说这是学校食堂的服务员汪化，喜欢画画。
汪化展开随身带着的长卷轴，乍看就是签字笔单色画。卷轴打开，极其细密而奔放的线条在纸上舒展，略像木刻的纹理，但画者的笔触又在无数个兜转处生出更多繁复的细节。
摄于花家地单向空间
仲书渔吃了一惊，他无法用自己在学院里所受的教育概念来定义这幅作品。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汪化他当时的感受。汪化听不太懂“婴儿”的比喻。这个憨憨的女子只是礼貌地点点头，露出友好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笑。
仲书渔却内心澎湃。当晚回家他便在微博上写下这么一段：
汪化，初中学历，也没上过任何美术班，但是每天画画。去宜家买来50米的纸卷和签字笔作为载体，已经画了好多卷了。有人知道后要展览她的作品，她说：我不愿意，因为我的东西是私密的，不喜欢被太多人看到。这只是我私人的情绪。她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食堂二楼的服务员，大家都说她给的菜多。
几天之内，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三千多条。有人觉得汪化的线描只是涂鸦，无法和油画、大师相提并论。更多留言者表达了他们的惊奇和赞叹。独立纪录片导演张楠由此注意到汪化，以她的故事为主题、耗时3年拍摄的纪录片《我的生命线》即将杀青。
去年，《中国梦想秀》节目组给她打电话，希望能帮她达成“梦想”。主持人周立波在台上提出个人出资20万元购买她的长卷，让她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这个励志故事似乎正顺理成章地到达人们期待中的高潮。不过汪化拒绝了周立波的提议。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画一幅自己想画的画，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她用一种艰涩而又执拗的口气说。
有人对色彩着迷，有人对光影敏感。汪化心系的是线条。
“线条会让我产生生命感，哗哗的雨，世间万物，都是线。就像我们现在聊天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在我脑海里也都是线条。”说话时，汪化的眼神很定。
她从不打草稿，落笔即定稿。她 也不一定从长卷的最左边起笔，想到哪里就从哪里开始，或许是一个点，或是一条歪歪扭扭的曲线，但很快便向四周延伸开去，蔓延成无法名状的图与形。
以汪化为主人公的《我的生命线》剧照
是波浪吗？水珠，线团？曼陀罗般的花朵？有点像，又不尽然。
“我的线条脱离大众审美，去除结构。”汪化说，“我能画很具象的东西，可那些永远是模仿。我还是觉得这种没法用言语描绘的线条，更能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世间的善恶是非，林林总总，到最终都是模糊不清的。”
在安徽高校 从事书画教学研究的观众隽石觉得，用“构成”一词来形容汪化绘画中线条的组织方式并不确切，因为“构成”总有人为布置的意思。“实际上，汪化的画面是‘生发’而成的。似乎从某一点开始，连绵生发，行于宜行，止于宜止，伴随着一种植物生长般的奇妙，因此具有了生命气息。”
这和美国人Bill Glennie的感觉如出一辙。这个戴着棕色帽子、穿着格子衬衫的老牛仔，酷爱摄影和绘画。几年前，在上海莫干山路M50创意园看画 时，他第一次见到正在作画的汪化。
“她就坐在一个 高脚椅上，笔下的线条未经控制地自然流淌出来，如同即兴的钢琴家或是萨克斯手，毫不费力。”他说在汪化的线条里， 读到了悲剧感：挣扎，重生，赎罪和启示。
而我则看到画里有股挥之不去的东方感。不管 线条怎么流动或交叠，最后都能归于安静，这与许多西方画家不同。和她信佛有关么？还是一种来自家庭和国度的基因？
受科班教育体系训练的仲书渔曾向汪化建议，早期的长卷“看起来有点满”，要不要调整一下疏密度？但他说完，就 立马觉得自己的提议是“错误的”，“我这儿是温带，她那儿是热带。把她的移植到我这儿，她就死了。”
温带就一定错误吗？也许不然。不过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袁运生说，自己教了几十年书，没见过像汪化这样的。技法可以学来，但“她这样的热度、情绪，和完全自发式的、坚定而又快乐的创作，在一般学生身上难以看到”。
策展人刘亦嫄把汪化称为素人艺术家，并将她的长卷之一收入了6月在798举办的素人艺术群展。在上世纪中叶的西方语境里，“素人”一度指的是具有原始创作欲望的通灵者、囚犯、精神病患者等社会边缘人，现在泛指一切完全没有经受过学院训练又特别有创作冲动和表达欲望的艺术创作者。
一份介绍素人艺术的资料写道：素人画家在作品表现上的神秘造型及丰富色彩，基本上反应了画家世界的完全自我性及生活性，而这种自我性及生活性的完成，恰巧基于素人画家不具备任何知识，所必然导致的个人素朴认知。
但素人们何尝不在吸收着感动自己的信息与知识？近如汪化在各地看过的雕塑造型，画册里欣赏的中国岩画和甲骨文、南亚文字，远，则如她的懵懂少年期。
群山，竹林，风吹稻浪，绿意翻滚。 福建南平浦城的一个小山村。城里人到这儿，顿觉洗肺润眼。多年前还叫季红燕的那个女生却不喜欢家门前的那座小山丘。“只觉得它碍我的眼，没有就真好，想住在山顶上，一览无遗。”
十一二岁的她躺在床上，看到的墙也像在限制她。看到对面的山和小村庄，也在限制自己，“就连天空也在限制”。她不爱说话，光爱在山上疯跑，在田里抓泥鳅、捡螺蛳。母亲一心向佛，长年离家去山上修建寺庙。大自然就 成了季红燕最主要的交流对象。
15岁，没念完初中她便辍学了，“不是这块料。”她先在福州落脚，第一份工是保姆，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儿，立马被开除。后来，是一家家餐馆“拯救”了她。只要学会点菜、迎宾就好了——如若不挑剔收入，工作并不太难。
她也随大流地学过英语、电脑，硬着头皮买了书，一天都读不进去。再随大流地进股票公司开户，每天刷K线图，好容易存的一两万很快打了水漂。
“很混沌，像在烂泥中游来游去，找不到生命的出口。”她说。
从福州漂到广东，又游到上海。有一天她在地摊上看到《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既然摄影可以把人和景拍得如此细腻生动，还要画画做什么？季红燕这么想。
她揣着摄影教材回到南平。一天心血来潮，对着书上某个摩登女子的照片便画起来。“照片上那女孩很清新优雅，就像电影《罗马假日》的女主角。可我怎么觉得自己画得比照片本身还要美？那种自由落笔的酣畅更是从未有过的。”她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画画可以直接快速地表达自己，而机器会被本身的功能局限，“跟心灵相通之间永远隔着一层。”
正好碰上堂弟结婚，季红燕在堂屋的木门上钉上铁钉，牵上绳子，全都挂上了刚“出炉”的画。“我就是想让大家看我的画。好像心里开了一朵温柔的花，希望能慰藉到他们。”
堂屋“个展”的观者上前看看，笑笑，没谁多在意。
回到上海，依然无业的她一边晃荡，一边在小本子上画线条画。虽然在画里找到了自己，但季红燕并不确定是不是真能走这条路。直到遇上当时在某雕塑公司任职的学者金小胶。
“世博会上，我们公司有个展厅。别的人来，看两下便走。她不，一待待了几小时。我跟人家解释我们的雕塑，她听了一会儿，也帮着跟客人解释，热情到有点怪怪的。她说喜欢画画，还拿了速写本给我看。”金小胶说。
“我一看她用笔，很突然，不均匀。不知道她脑子想什么，有点神经质的感觉。旁若无人，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个纸。”
“桌子那么大的，你可以画吗？”他问季红燕。
“可以。”
“再大？”
“可以啊。”她直接在一个快坏掉的屏风上画出2米×2米的大尺幅。
金小胶觉得人才难得，便让汪化留在公司里，干点杂活。虽然没教太多，季红燕却视他为启蒙老师。 “我以前不知道艺术是什么形式。以为只有油画国画才是。他跟我说，艺术没有边界。只要坚持画自己所想，做到极致。”
有大半年，她就住在雕塑公司大厅的一个小角落。夜里就着路灯画，画着画着就睡着了。
金小胶劝她：上海不是个适合搞艺术的地方，早些离开对你更好。
2012年8月18日晚上9点半，季红燕抵达北京。她记得如此清晰，因为那是她人生第一次乘坐高铁。 过了几天 她去逛中央美院，图书馆旁边的书店里， 各种艺术书籍鳞次栉比，她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她走到校门口问保安，哪里可以找到一份事做？没几天，她成了第一食堂的服务员。
季红燕把名字改成了汪化。画化同音，也有融化之意。
在食堂每天工作3小时，月薪1000块，其中200块汪化拿来付地下室的房租。她觉得够用。
晚上是她的极乐时间，可以尽情作画。“一切气息平静下来后，夜晚的感觉就像星河，静静围绕在身边。”
当服务员时居住的地下室是人防设施改造的，管线像被打坏的蜘蛛网杵在头顶。一条长长的甬道，潮湿阴暗，公共厕所就在其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味。她的房间不到10平米，床、书桌和衣柜，一个挨着一个。去柜子拿衣服，她通常都会跪在床上，因为床和柜子之间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不是身体给她敲了警钟，她觉得一直住在这个邻居纷纷迁走的地下蜗居里也毫无问题。
“一般我的血液就在这上面，”她指着自己的脑袋，“下面都是灰色的。它现在还算好，一般情况下这样消耗体力，那早就挂了。”
她已经被低血糖“挂”过两次——当街晕倒在地。幽暗而潮湿的环境，让汪化经常冒冷汗，做噩梦。曾在饭馆和食堂工作过的她依然不会做饭。曾经一个冬天天天喝粥、吃咸菜。到今天，头疼还是个不时造访的糟糕客人。
吃饭对她甚至是莫大的痛苦。“生命太紧促了，不足以我把所有想画的东西画出来。要吃要住，都会牵绊。搞什么，整天想这些简直是疯了嘛。”
2014年底，来地下室拜访的刘亦嫄深感这样的创作条件 太恶劣。第二天，她带着汪化到了附近的单向街书店。
书店创始人许知远正巧在店里，他看了汪化的画很是震惊。“充满了神秘的诱惑，是我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告诉汪化，可以来这里做“驻店画家”。
不用做别的事，光是画画就行，还有固定收入？汪化不敢相信。一周之后，她辞掉了食堂的工作。每天如禅定一般坐在书店一楼中央的书桌旁，手里一根细细的签字笔芯，从上午10点画到深夜。
隽石说，汪化是个幸运的人。“并非指她在人生际遇上由默默无闻而变得备受瞩目，而是她能够在纷繁杂乱的生活中，找到一种轻松而自由地使自己归于平静的方法。许多人借助宗教信仰或其他途径的修行而求得‘安心’，而她仅仅通过绘画一途，便能使自己常常处在老衲穿针般的宁静状态。”
对汪化而言，虽然画什么和怎么画不是问题，但她的创作也并非一成不变。对比早期和现在的画，那时更“宽泛”，更天马行空；如今则更“收敛”或者“平和”。汪化说，“现在以定为主，因为我进入了一个探索线条的阶段。”
但在生活的某些层面，汪化不仅“费力”，甚至在外人眼里过到“不堪”的地步。
书店开给汪化的工资是食堂时的两三倍，但她从来都存不住钱。闺蜜都胜君记得，一次汪化以为卡里还有一两百块，忘记了密码跑去银行。坐公交加上银行等候用了两个小时，最后查出来里面只有两块钱，又挨着饿坐回去。讲起这段子，都胜君又好笑，又有点心酸。
按理，吃饭她极省；如今比刚来时穿得“洋气”了，也全是美院的学生朋友毕业后赠的——“都很有调性，好看着呢。”钱去了哪儿？除了买画画的文具，和朋友喝咖啡、聊艺术是最大的开销。但凡有朋友来，她一定执意请客——你永远争不过她。采访时，她的墙上还写着，欠谁谁1000，欠谁谁2000。
今年6月，她在单向街书店举办了个展。展出的11幅小幅很快售罄，她把5万元的收入都捐给了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她把这视作是对“收留”并给她文化滋养的这家机构的回馈。
不久前，汪化领着几位在上海认识的老师和朋友回了趟老家，当地电视台拍摄了新闻，县教育部门领导设宴招待。“有点想把她树立为当地的文化人物吧，她也似乎是衣锦还乡了。” 她的小学同学季斌感觉，汪化应该在大城市是混出了一番模样。
但金小胶和张楠知道，汪化和老家人的想象相去甚远。“临去上海前，她的钱包丢了。回老家的费用都是找人借的。就这样，一路上她还要付我们所有人的饭钱。唉， 她哪有什么钱啊！”金小胶对汪化的近况还是忧心忡忡。
“生活中，她就是笨笨的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跟她交流。我们像是不相干的平行线。但我欣赏她头脑中的那部分。”看起来有些腼腆的许知远说。
她对人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感性的、突发的念头，甚至是审美来完成的。“比如她老觉得一个人要是‘长得挺好’，就应该很善良。”张楠说。
在上海时，有欧洲来的策展人拿走她辛苦画的8幅画说帮她打理，一去杳无音信。她有些心凉，但还是觉得对方 “肯定有她的理由”。
有小画廊的老板、大学生来向她“请教”线描，她乐滋滋地倾囊相授。金小胶认为那是“偷艺”，“我们公司的人都替她着急：你要为自己打算啊！”
对卖画这件事她从不上心， 老是动不动就拿画送人。金小胶因此和汪化争执过多次。“你不觉得她行为逻辑很怪异，有点神经质吗？”启蒙老师有些无奈。“可是她要是太正常了，又绝对不会画出来这个样子。”
开广告公司的康慧娟与汪化偶然相识，心直口快的两个人成了“损友”。 康慧娟曾建议后者夜里去摆地摊，没啥成本，还能改善生活。汪化没同意：讲价她开不了口。“也不想把这根神经膨胀。这种看起来公平的、有利益的、不带情感的交易，我心理上觉得它不美，宁愿饿死也不愿意。”
三年前， 在美院袁运生教授的办公室，一位策展人看到汪化的长卷很感兴趣，提出为她办展览，汪化很认真地说，“不要。我画得还不够好。”但她内心又会为拂了人家的好意而歉疚，忐忑。
Bill Glennie想把汪化的作品推广到海外，“她的画可以画在盘子上，可以作为女士的披肩图案。如果让更多的人欣赏和喜爱，不是很好？她必须让内心的光亮照亮外部世界。我想让她知道，这并不是腐蚀她的艺术。”从上海雕塑公司的临时住所到北京的地下室，Bill不断向汪化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中国女孩却避之不及。Bill从她眼里看到骄傲和一种自我保护。他渐渐理解了她，“还是顺其自然吧。”
康慧娟想不通，“我都想揍她。她来北京，这么苦地画，她坚持和拒绝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告诉汪化，她还是笑，“我就是没有这个需求。”
她的热情有时像排山倒海。去她的宿舍小坐，为了提高效率，一开始我还开着电脑输入谈话内容。她说，坐着多累，不如躺下吧，你一个床，我一个床？——她指着常年不在的同屋的那张床跟我说。
这间屋子比地下室亮堂太多。白天十多个小时泡在单向街，晚上回来，她最常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夜色由深蓝转成灰蓝，再一点点发白。“我还喜欢一个人念诗。来，我念一首最喜欢的给你听。”她啪地拿起桌上厚厚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全集》，一字一顿地大声念起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的《矿》：
我是地下的太阳，力图冲破土地
像一只孤独的手去开启牢笼
得意地呼啸着，把鸟儿惊跑。
我是紧握着的拳头，威胁着天空，
也是山峦的梦、无人搬动的沧海，
但一夜之间，却像轻盈的海水溜得
无影无踪。
（感谢张楠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资料：《我的生命线》素材，《和汪化在单向街空间》）
“好像看到了婴儿，看到人在天上走，充满了不受束缚的想象力”。
2012年10月的某天，在中央美院壁画系就读的仲书渔正在画室待着。同学带来了一个脸上泛着潮红、长着雀斑的高个女生，介绍说这是学校食堂的服务员汪化，喜欢画画。
汪化展开随身带着的长卷轴，乍看就是签字笔单色画。卷轴打开，极其细密而奔放的线条在纸上舒展，略像木刻的纹理，但画者的笔触又在无数个兜转处生出更多繁复的细节。
仲书渔吃了一惊，他无法用自己在学院里所受的教育概念来定义这幅作品。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汪化他当时的感受。汪化听不太懂“婴儿”的比喻。这个憨憨的女子只是礼貌地点点头，露出友好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笑。
仲书渔却内心澎湃。当晚回家他便在微博上写下这么一段：
汪化，初中学历，也没上过任何美术班，但是每天画画。去宜家买来50米的纸卷和签字笔作为载体，已经画了好多卷了。有人知道后要展览她的作品，她说：我不愿意，因为我的东西是私密的，不喜欢被太多人看到。这只是我私人的情绪。她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食堂二楼的服务员，大家都说她给的菜多。
几天之内，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三千多条。有人觉得汪化的线描只是涂鸦，无法和油画、大师相提并论。更多留言者表达了他们的惊奇和赞叹。独立纪录片导演张楠由此注意到汪化，以她的故事为主题、耗时3年拍摄的纪录片《我的生命线》即将杀青。
去年，《中国梦想秀》节目组给她打电话，希望能帮她达成“梦想”。主持人周立波在台上提出个人出资20万元购买她的长卷，让她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这个励志故事似乎正顺理成章地到达人们期待中的高潮。不过汪化拒绝了周立波的提议。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画一幅自己想画的画，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她用一种艰涩而又执拗的口气说。
温带，热带
有人对色彩着迷，有人对光影敏感。汪化心系的是线条。
“线条会让我产生生命感，哗哗的雨，世间万物，都是线。就像我们现在聊天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在我脑海里也都是线条。”说话时，汪化的眼神很定。
她从不打草稿，落笔即定稿。她 也不一定从长卷的最左边起笔，想到哪里就从哪里开始，或许是一个点，或是一条歪歪扭扭的曲线，但很快便向四周延伸开去，蔓延成无法名状的图与形。
是波浪吗？水珠，线团？曼陀罗般的花朵？有点像，又不尽然。
“我的线条脱离大众审美，去除结构。”汪化说，“我能画很具象的东西，可那些永远是模仿。我还是觉得这种没法用言语描绘的线条，更能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世间的善恶是非，林林总总，到最终都是模糊不清的。”
在安徽高校 从事书画教学研究的观众隽石觉得，用“构成”一词来形容汪化绘画中线条的组织方式并不确切，因为“构成”总有人为布置的意思。“实际上，汪化的画面是‘生发’而成的。似乎从某一点开始，连绵生发，行于宜行，止于宜止，伴随着一种植物生长般的奇妙，因此具有了生命气息。”
这和美国人Bill Glennie的感觉如出一辙。这个戴着棕色帽子、穿着格子衬衫的老牛仔，酷爱摄影和绘画。几年前，在上海莫干山路M50创意园看画 时，他第一次见到正在作画的汪化。
“她就坐在一个 高脚椅上，笔下的线条未经控制地自然流淌出来，如同即兴的钢琴家或是萨克斯手，毫不费力。”他说在汪化的线条里， 读到了悲剧感：挣扎，重生，赎罪和启示。
而我则看到画里有股挥之不去的东方感。不管 线条怎么流动或交叠，最后都能归于安静，这与许多西方画家不同。和她信佛有关么？还是一种来自家庭和国度的基因？
受科班教育体系训练的仲书渔曾向汪化建议，早期的长卷“看起来有点满”，要不要调整一下疏密度？但他说完，就 立马觉得自己的提议是“错误的”，“我这儿是温带，她那儿是热带。把她的移植到我这儿，她就死了。”
温带就一定错误吗？也许不然。不过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袁运生说，自己教了几十年书，没见过像汪化这样的。技法可以学来，但“她这样的热度、情绪，和完全自发式的、坚定而又快乐的创作，在一般学生身上难以看到”。
策展人刘亦嫄把汪化称为素人艺术家，并将她的长卷之一收入了6月在798举办的素人艺术群展。在上世纪中叶的西方语境里，“素人”一度指的是具有原始创作欲望的通灵者、囚犯、精神病患者等社会边缘人，现在泛指一切完全没有经受过学院训练又特别有创作冲动和表达欲望的艺术创作者。
一份介绍素人艺术的资料写道：素人画家在作品表现上的神秘造型及丰富色彩，基本上反应了画家世界的完全自我性及生活性，而这种自我性及生活性的完成，恰巧基于素人画家不具备任何知识，所必然导致的个人素朴认知。
但素人们何尝不在吸收着感动自己的信息与知识？近如汪化在各地看过的雕塑造型，画册里欣赏的中国岩画和甲骨文、南亚文字，远，则如她的懵懂少年期。
“天空也在限制”
群山，竹林，风吹稻浪，绿意翻滚。 福建南平浦城的一个小山村。城里人到这儿，顿觉洗肺润眼。多年前还叫季红燕的那个女生却不喜欢家门前的那座小山丘。“只觉得它碍我的眼，没有就真好，想住在山顶上，一览无遗。”
十一二岁的她躺在床上，看到的墙也像在限制她。看到对面的山和小村庄，也在限制自己，“就连天空也在限制”。她不爱说话，光爱在山上疯跑，在田里抓泥鳅、捡螺蛳。母亲一心向佛，长年离家去山上修建寺庙。大自然就 成了季红燕最主要的交流对象。
15岁，没念完初中她便辍学了，“不是这块料。”她先在福州落脚，第一份工是保姆，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儿，立马被开除。后来，是一家家餐馆“拯救”了她。只要学会点菜、迎宾就好了——如若不挑剔收入，工作并不太难。
她也随大流地学过英语、电脑，硬着头皮买了书，一天都读不进去。再随大流地进股票公司开户，每天刷K线图，好容易存的一两万很快打了水漂。
“很混沌，像在烂泥中游来游去，找不到生命的出口。”她说。
从福州漂到广东，又游到上海。有一天她在地摊上看到《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既然摄影可以把人和景拍得如此细腻生动，还要画画做什么？季红燕这么想。
她揣着摄影教材回到南平。一天心血来潮，对着书上某个摩登女子的照片便画起来。“照片上那女孩很清新优雅，就像电影《罗马假日》的女主角。可我怎么觉得自己画得比照片本身还要美？那种自由落笔的酣畅更是从未有过的。”她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画画可以直接快速地表达自己，而机器会被本身的功能局限，“跟心灵相通之间永远隔着一层。”
正好碰上堂弟结婚，季红燕在堂屋的木门上钉上铁钉，牵上绳子，全都挂上了刚“出炉”的画。“我就是想让大家看我的画。好像心里开了一朵温柔的花，希望能慰藉到他们。”
堂屋“个展”的观者上前看看，笑笑，没谁多在意。
回到上海，依然无业的她一边晃荡，一边在小本子上画线条画。虽然在画里找到了自己，但季红燕并不确定是不是真能走这条路。直到遇上当时在某雕塑公司任职的学者金小胶。
“世博会上，我们公司有个展厅。别的人来，看两下便走。她不，一待待了几小时。我跟人家解释我们的雕塑，她听了一会儿，也帮着跟客人解释，热情到有点怪怪的。她说喜欢画画，还拿了速写本给我看。”金小胶说。
“我一看她用笔，很突然，不均匀。不知道她脑子想什么，有点神经质的感觉。旁若无人，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个纸。”
“桌子那么大的，你可以画吗？”他问季红燕。
“可以。”
“再大？”
“可以啊。”她直接在一个快坏掉的屏风上画出2米×2米的大尺幅。
金小胶觉得人才难得，便让汪化留在公司里，干点杂活。虽然没教太多，季红燕却视他为启蒙老师。 “我以前不知道艺术是什么形式。以为只有油画国画才是。他跟我说，艺术没有边界。只要坚持画自己所想，做到极致。”
有大半年，她就住在雕塑公司大厅的一个小角落。夜里就着路灯画，画着画着就睡着了。
金小胶劝她：上海不是个适合搞艺术的地方，早些离开对你更好。
2012年8月18日晚上9点半，季红燕抵达北京。她记得如此清晰，因为那是她人生第一次乘坐高铁。 过了几天 她去逛中央美院，图书馆旁边的书店里， 各种艺术书籍鳞次栉比，她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她走到校门口问保安，哪里可以找到一份事做？没几天，她成了第一食堂的服务员。
季红燕把名字改成了汪化。画化同音，也有融化之意。
“非人”与幸运
在食堂每天工作3小时，月薪1000块，其中200块汪化拿来付地下室的房租。她觉得够用。
晚上是她的极乐时间，可以尽情作画。“一切气息平静下来后，夜晚的感觉就像星河，静静围绕在身边。”
当服务员时居住的地下室是人防设施改造的，管线像被打坏的蜘蛛网杵在头顶。一条长长的甬道，潮湿阴暗，公共厕所就在其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味。她的房间不到10平米，床、书桌和衣柜，一个挨着一个。去柜子拿衣服，她通常都会跪在床上，因为床和柜子之间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不是身体给她敲了警钟，她觉得一直住在这个邻居纷纷迁走的地下蜗居里也毫无问题。
“一般我的血液就在这上面，”她指着自己的脑袋，“下面都是灰色的。它现在还算好，一般情况下这样消耗体力，那早就挂了。”
她已经被低血糖“挂”过两次——当街晕倒在地。幽暗而潮湿的环境，让汪化经常冒冷汗，做噩梦。曾在饭馆和食堂工作过的她依然不会做饭。曾经一个冬天天天喝粥、吃咸菜。到今天，头疼还是个不时造访的糟糕客人。
吃饭对她甚至是莫大的痛苦。“生命太紧促了，不足以我把所有想画的东西画出来。要吃要住，都会牵绊。搞什么，整天想这些简直是疯了嘛。”
2014年底，来地下室拜访的刘亦嫄深感这样的创作条件 太恶劣。第二天，她带着汪化到了附近的单向街书店。
书店创始人许知远正巧在店里，他看了汪化的画很是震惊。“充满了神秘的诱惑，是我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告诉汪化，可以来这里做“驻店画家”。
不用做别的事，光是画画就行，还有固定收入？汪化不敢相信。一周之后，她辞掉了食堂的工作。每天如禅定一般坐在书店一楼中央的书桌旁，手里一根细细的签字笔芯，从上午10点画到深夜。
隽石说，汪化是个幸运的人。“并非指她在人生际遇上由默默无闻而变得备受瞩目，而是她能够在纷繁杂乱的生活中，找到一种轻松而自由地使自己归于平静的方法。许多人借助宗教信仰或其他途径的修行而求得‘安心’，而她仅仅通过绘画一途，便能使自己常常处在老衲穿针般的宁静状态。”
对汪化而言，虽然画什么和怎么画不是问题，但她的创作也并非一成不变。对比早期和现在的画，那时更“宽泛”，更天马行空；如今则更“收敛”或者“平和”。汪化说，“现在以定为主，因为我进入了一个探索线条的阶段。”
物质冷漠与社交杂盲症？
但在生活的某些层面，汪化不仅“费力”，甚至在外人眼里过到“不堪”的地步。
书店开给汪化的工资是食堂时的两三倍，但她从来都存不住钱。闺蜜都胜君记得，一次汪化以为卡里还有一两百块，忘记了密码跑去银行。坐公交加上银行等候用了两个小时，最后查出来里面只有两块钱，又挨着饿坐回去。讲起这段子，都胜君又好笑，又有点心酸。
按理，吃饭她极省；如今比刚来时穿得“洋气”了，也全是美院的学生朋友毕业后赠的——“都很有调性，好看着呢。”钱去了哪儿？除了买画画的文具，和朋友喝咖啡、聊艺术是最大的开销。但凡有朋友来，她一定执意请客——你永远争不过她。采访时，她的墙上还写着，欠谁谁1000，欠谁谁2000。
今年6月，她在单向街书店举办了个展。展出的11幅小幅很快售罄，她把5万元的收入都捐给了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她把这视作是对“收留”并给她文化滋养的这家机构的回馈。
不久前，汪化领着几位在上海认识的老师和朋友回了趟老家，当地电视台拍摄了新闻，县教育部门领导设宴招待。“有点想把她树立为当地的文化人物吧，她也似乎是衣锦还乡了。” 她的小学同学季斌感觉，汪化应该在大城市是混出了一番模样。
但金小胶和张楠知道，汪化和老家人的想象相去甚远。“临去上海前，她的钱包丢了。回老家的费用都是找人借的。就这样，一路上她还要付我们所有人的饭钱。唉， 她哪有什么钱啊！”金小胶对汪化的近况还是忧心忡忡。
“生活中，她就是笨笨的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跟她交流。我们像是不相干的平行线。但我欣赏她头脑中的那部分。”看起来有些腼腆的许知远说。
她对人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感性的、突发的念头，甚至是审美来完成的。“比如她老觉得一个人要是‘长得挺好’，就应该很善良。”张楠说。
在上海时，有欧洲来的策展人拿走她辛苦画的8幅画说帮她打理，一去杳无音信。她有些心凉，但还是觉得对方 “肯定有她的理由”。
有小画廊的老板、大学生来向她“请教”线描，她乐滋滋地倾囊相授。金小胶认为那是“偷艺”，“我们公司的人都替她着急：你要为自己打算啊！”
对卖画这件事她从不上心， 老是动不动就拿画送人。金小胶因此和汪化争执过多次。“你不觉得她行为逻辑很怪异，有点神经质吗？”启蒙老师有些无奈。“可是她要是太正常了，又绝对不会画出来这个样子。”
开广告公司的康慧娟与汪化偶然相识，心直口快的两个人成了“损友”。 康慧娟曾建议后者夜里去摆地摊，没啥成本，还能改善生活。汪化没同意：讲价她开不了口。“也不想把这根神经膨胀。这种看起来公平的、有利益的、不带情感的交易，我心理上觉得它不美，宁愿饿死也不愿意。”
三年前， 在美院袁运生教授的办公室，一位策展人看到汪化的长卷很感兴趣，提出为她办展览，汪化很认真地说，“不要。我画得还不够好。”但她内心又会为拂了人家的好意而歉疚，忐忑。
Bill Glennie想把汪化的作品推广到海外，“她的画可以画在盘子上，可以作为女士的披肩图案。如果让更多的人欣赏和喜爱，不是很好？她必须让内心的光亮照亮外部世界。我想让她知道，这并不是腐蚀她的艺术。”从上海雕塑公司的临时住所到北京的地下室，Bill不断向汪化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中国女孩却避之不及。Bill从她眼里看到骄傲和一种自我保护。他渐渐理解了她，“还是顺其自然吧。”
康慧娟想不通，“我都想揍她。她来北京，这么苦地画，她坚持和拒绝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告诉汪化，她还是笑，“我就是没有这个需求。”
她的热情有时像排山倒海。去她的宿舍小坐，为了提高效率，一开始我还开着电脑输入谈话内容。她说，坐着多累，不如躺下吧，你一个床，我一个床？——她指着常年不在的同屋的那张床跟我说。
这间屋子比地下室亮堂太多。白天十多个小时泡在单向街，晚上回来，她最常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夜色由深蓝转成灰蓝，再一点点发白。“我还喜欢一个人念诗。来，我念一首最喜欢的给你听。”她啪地拿起桌上厚厚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全集》，一字一顿地大声念起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的《矿》：
我是地下的太阳，力图冲破土地
像一只孤独的手去开启牢笼
得意地呼啸着，把鸟儿惊跑。
我是紧握着的拳头，威胁着天空，
也是山峦的梦、无人搬动的沧海，
但一夜之间，却像轻盈的海水溜得
无影无踪。
（感谢张楠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资料：《我的生命线》素材，《和汪化在单向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