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石从来都不畏考验。年过五旬登珠峰、划赛艇，60岁开始学英语，负笈访学，还打算在70岁时去戈壁滩上开农场。他总是主动地把自己抛入一个个陌生的考场里，并取得不错的成绩。通过这些考验，王石拥有了“探险家”、“学者”等诸多身份，也让他成了冯仑眼中的“倔老头”、田朴珺眼中的“孩子”。65岁的王石，仍然在人生旅途中丰富和充实自我，给这个名字注入新的意义。万宝之争，是王石面临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这让王石回到了我们最熟悉的那个身份里，如其所说，“我始终是个企业家”。同时，我们又将看到更多的王石。这场大考，不仅将成为王石这些年来所学与修行的试金石，也将检验其在行业的地位、信誉、号召力，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智慧和格局。
一
2016年1月初，北京正在经受一场始料未及的强寒流，但这座五星级酒店的意大利餐厅内很温暖。王石选了个背对人群的位置，泰然拉开椅子。餐厅服务员毕恭毕敬地站在桌边，雪白的毛巾搭在臂上。王石看看菜单，点了西班牙火腿，并礼貌地要求配上菜单里没有的哈密瓜。
几个月前，王石还在英国，他海外访学路线的第二站。作为中国最有名的房地产商人之一，王石的游学计划始于2011年的哈佛大学，随后是剑桥，接下来他打算去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这个计划最早也要到2017年才能完成。他的路线自西向东；方向则从商业到文化，最终进入他感兴趣的伊斯兰历史、宗教与哲学。
剑桥郡位于伦敦北面50里以外，居民只有10万，是个至今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小镇。大学没有校墙，各座建筑散布于镇上。剑河岸边是尖顶的教堂，远处有果园和农田。王石感叹，这里的一切“都像出自莎士比亚笔下”。
2011年他初到哈佛大学时，也惊叹那里的氛围：“我感觉哈佛就像一所修道院，就是让你来冥想的，摒弃一切世俗的纷扰和干扰，清心寡欲地去想问题。”那时他最难过的是语言关，选了很多课，每周都有新的收获，既兴奋又疲惫。“人是紧绷的，”他说，“在哈佛待了两年后，状态好一些，但还是紧绷着。”
相比哈佛，剑桥大学的学术气氛更浓邰，生活节奏慢。环境，也是他喜欢的田园风光，交通工具也由地铁换成了自行车。王石说他浑身轻松，“如沐春风”。
初到剑桥时，他曾在一则生活日记里写：“晨5：30起，一杯果汁，自行车8分钟抵CULRC（赛艇俱乐部），6：00一小时强度体能训练。7：30返公寓，早餐。”
“剑桥的尺度更适合人的尺度。”王石说，“在哈佛的煎熬，一到这里就云开雾散。”
在剑桥的彭布鲁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王石最享受的是晚餐。晚餐非常正式，大厅很像《哈利波特》中霍格沃茨学校的饭堂。每晚7点30分，学生先在长条凳上坐好，一声锣，穿着黑袍的老师鱼贯而入，坐在专属的“高桌区”，拉丁文念一段圣经，然后“阿门”，开始进餐。餐前酒之后三道菜：前菜、主菜、甜食。之后便是自由交流。餐桌上各位老师的座位不固定。王石记得第一晚他身边是位鸟类专家，“专门研究布谷鸟”。第二晚，王石和旁边的教授聊了半天，没听懂人家说什么。他惭愧自己的英文不行，后来一打听，那位是个天文学家，专门研究黑洞。“别说英文了，中文我也听不懂。”
这是剑桥的魅力。2015年4月，彭布鲁克学院授予王石“威廉·皮特”院士称号，再度坐在晚餐桌旁时，他也披上了黑袍子。
在剑桥，王石的访学方向是“犹太东亚史”，两位导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日本人。每周他与导师见面讨论一次，平时拿着导师开的书单去图书馆借书读书。这个课题延伸自哈佛两年多的学习。他认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更多的破题是从宗教开始的。和在哈佛一样，王石最终将在剑桥停留的时间从原计划的一年廷长到了两年。
但2015年夏天，来自国内的消息中断了剑桥的宁静。这年8月，他回到中国，在朋友冯仑的办公室，王石和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长谈了四个小时。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姚振华表达了对王石的欣赏，但王石明确表示：“不欢迎。”
到了这年12月初，一则“万科第一大股东易主”的消息开始传开：“宝能系”通过钜盛华、前海人寿等“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连续举牌，超越华润集团，成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万宝之争”迅速演变成最热门的财经话题。
紧接着，一份王石在万科的内部讲话流传出来。在会议中，王石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欢迎宝能系：“不欢迎的理由很简单：你的信用不够。”他认为，一旦宝能系成为第一大股东，可能会毁掉万科最值钱的东西。“万科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万科品牌的信用。”
王石似乎“回来”了。这个曾与学者、儒商、户外运动、名牌大学连在一起的名字，飞速地回归了它的本来面目——万科的董事会主席，“决定企业未来战略的角色”。
现在，事情刚刚过去十几天。在北京这间温暖的餐厅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薄毛衣，那种类似军人的表情提醒人们，也许他正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场事业挑战。
“我们这个团队就缺少这样一场恶仗。万科有能力、有资格引发一场大讨论。”他放下叉子，坐直，面孔严肃，坐姿挺拔。“但最后，还是成败论英雄。”
二
我们上一次见到王石，是2012年在哈佛。那时他最喜欢说的词是“重生”。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去搭地铁，重新办信用卡，重新去超市买东西。像个半残废的人，一点点儿重新激活。”
他带着我们在哈佛校园游荡，像导游一般介绍着这所大学的逸事。在长达半天的谈话中，王石对任何话题都发表看法。他几乎谈论了一切，小到他语言课上的游戏，大到家国命运。那时的王石给我们一种印象：他似乎正逐渐淡出“企业家”的舞台，专注于个人的学习和修为。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不同于以往的《灵魂三部曲》，他希望这本书更有学术味。
唯独当我们问到个人问题，比如家庭、爱情时，他退到一边，闭嘴不谈。但几个月后，王石和田朴珺交往的消息公开。我们在哈佛见到王石时，田朴珺也在纽约。 在波士顿，王石住一座老楼的公寓房子。进门是很窄的走廊，沿着走廊分了三间屋，客厅、书房和卧室，再加一间非常小的厨房。家具是在宜家买的，客厅里放一个小沙发床给偶尔来的朋友，还有一台电视，一个小茶几。书房里一张书桌，桌上放着打印机，然后四处堆着书，扔着纸。
田朴珺不喜欢那个房子——“永远乱七八糟的，永远像被轰炸过的现场。”
每个周末，王石从波士顿前往纽约。他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买完一堆大包小包，王石拎着，田朴珺抱着，一起往她租的小房间走。
那时王石正在疯狂地学英语。在他波士顿的小房子里，24小时开着广播或电视，制造英语环境。睡觉的时候也戴着耳机听，有时候水壶放在炉子上烧坏了盖子，他也听不见。慢慢地，哈佛人知道来了一个中国的大企业家，很多中国留学生慕名找上门来，王石说，聊天可以，“你跟我说英文。”放暑假在家，他也逼着田朴珺跟他说英语，田朴珺说，太奇怪了吧？两个中国人在家说英语。王石说：“你是我每天见面的人，你都不跟我说，我去跟谁说？”
波士顿太冷，田朴珺不喜欢去。她从纽约给王石打电话，“休息一下吧，让脑子放松一下。”“好，我休息一下。”聊了10分钟，王石说，我得开始写作业了，“写完作业再给你打”。
一次，田朴珺到波士顿王石上语言课的地方接他。教室的窗户很小，圆圆的，像一个船舱的窗户。他还没下课，她从窗户望进去，“他穿了一件黄色格子的大衬衣，很难看，跟一群十六七岁的、各国来的小朋友一起在丢沙包。”
衬衫很难看——这也是田朴珺对王石最初的印象。他们相识于八九年前的一次地产商聚会，田朴珺发现这个人“没有电视上帅”、“衬衫质地差”，并且“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头，跟所有人都有距离感”。当其他人都在聊天时，王石却独自一人溜达，拿着相机对着一朵花拍照。别人招呼他，他说“等会儿”，继续拍照。
“我当时觉得这人很讨厌，怎么那么不合群？”田朴珺说，这个人有点儿“装”，“有什么了不起？”
后来成了王石的女朋友，田朴珺才知道，植物是最能让他痴迷的话题之一。闲在家里时，王石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片叶子，然后翻书查到这个叶子属于什么科、什么目。有一次，他们在火车上，她看着王石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豆角状的植物，小心翼翼地将豆荚掰开，种子一粒粒摘下来，找个口袋装好，像是寻到了什么宝贝。他告诉她，“这个要拿回去种。”
大多数时候，王石不喜欢说话。两人相处，几乎都是田朴珺在说。刚认识王石时，她说：“对不起我脾气不好，可能容易吵架。”王石说，我保证不会跟你吵。“不可能！我这么有攻击性的一个人。”
偶尔，田朴珺会在聊天时八卦别人，会说她不喜欢某个人。王石则教育她，永远不要在背后讲人坏话。他说：“你不喜欢谁，当面跟他讲。”在一起8年后，田朴珺发现，越了解王石，越故佩他。
“他有一种人格魅力。”她说，“我们真的从未吵过架。”
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处的科普利广场发生爆炸。当时，王石带领万科集团长跑队正在冲刺。在网友发布的视频中，田朴珺突然看到了王石。在一片混乱的观众席中，人们正四处奔逃，只有王石独自站着，大声指挥大家“趴下！趴下！”田朴珺吓呆了。
“那是一种本能。”她说，“我觉得他是有英雄情结的一个人，骨子里，他绝对是一个英雄。”
三
“中国企业家有两种较明显的类别，”冯仑说，“一种是军人出身，比如王石、柳传志、任志强等；一种是教师出身，比如我和马化腾。教师出身的能说会道，随性。军人出身的普遍原则性强，靠很严厉的规矩和自律。”
冯仑一直称呼王石“大哥”。他说，王石身上集中了所有“倔强”这两个字的要素：“出身，他父亲是军人，母亲是锡伯族，草原上的；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把他一个人放火车上自己跑，根本没人管。长大后他当兵，又是在新疆当汽车兵，孤魂野鬼，一个人。学的是铁道——倍儿硬。名字像石头。然后做着生意去登山，山也是个硬家伙……七大洲都登完了，登珠峰。登一回就行了呗，他登两回。”
1999年，冯仑、王石和王功权一起去硅谷，王石在那里第一次上了网。回国后，王石说，一定要变成网虫。“那时他开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打字，上网、写博客，一步一步地就跟上了时代变化。”
在冯仑看来，万科的目标是成为全球化企业，建立全球竞争力。“所以董事长花多少时间去学习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万科。王石去念书，就是这—个目的。批洋他不务正业的人是目光短浅。其实改变自己是个很痛苦的过程，60岁学外语难道不是痛苦？王石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其实就在于改变自己。自律，同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改变自己。”
2003年，王石去登珠峰。到了海拔八千多米，第二天要冲顶，那个晚上无论如何必须保存体力。但那天的月亮特别好，同行的队友受不了诱惑，纷纷跑出去看景拍照，只有王石始终一动不动，就坐在原地。这是流传甚广的一个王石的段子。田朴珺说，绝对是真的。
“他的自制力很可怕，”她说，“好比吃东西，只要吃饱了，上来再好吃的菜，他不会再动一口。”
登珠峰，学英语，王石说，其实他不享受。“不享受不等于不开心。什么叫不开心？你不想做一件事，但必须去做，这就是不开心。你想做一件事就去做，很大的挑战和压力一直在折磨你，这怎么能享受呢？你甚至还有一点儿畏难感，想放弃。”
那什么是开心？“就是听BBC，忽然一瞬间发现我听懂了！有人提到珠峰，我说，我上过——轻描淡写地——我上过，两次。就这一下，是开心。那过程享受吗？绝对不享受，很痛苦。开心？活见鬼。”
冯仑与王石打了20多年的交道。他说王石“基本上符合孔子说的君子三态：‘望之俨然’，看着很严肃，很伟岸；‘即之也温’，跟他交流下来，还是很可以打交道，很好沟通的；‘听其言也厉’，说话很有原则，一是一，二是二”。 1992年，冯仑创办的公司赚了一点儿钱，他决定拿出一年的时间“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访问一批行内杰出人士。有人告诉他，深圳有一帮家伙“贼规范”。按图索骥，冯仑第一次见到了王石。当时王石的办公室在深圳的老万科，是厂房改造的，陈设非常简单，但是“很认真，很整洁”。那也是王石给冯仑留下的第一印象。那年冯仑三十二岁，王石四十。冯仑告诉王石，他办企业满腹情怀，“为了理想”。王石说，你这样不行，“企业要以利益驱动”。两人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互相较劲。
三年后，与合伙人分家时，冯仑想起了王石说的话。
1999年12月，王石、冯仑和胡葆森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城联盟（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即“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品牌开发商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组成的行业策略联盟”。冯仑说，这是个依照欧盟游戏规则组建的“好公司、大公司俱乐部。大小是相对的。好是绝对的，就是诚实做事儿”。加入联盟的企业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那时根本没人关心这事儿，但是他们三个人，一家一家去访问，最后成立了那个机构。截至今日，中城联盟已有61家企业参与其中。
除了商业合作和公益合作，联盟内企业有多种形式的互助。2015年的一个晚上，一个联盟企业的财务主管跟冯仑联系，告诉他急需25亿元资金，如果第二天资金不到，公司就完了。隔天一早，冯仑与王石见面，“他当下就说没问题，立即解决。”王石打了两个电话，下午两点，钱到账，企业保住了。
这是联盟企业性质的一种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我破产了，一贫如洗，联盟会给一千万安家费”。这个数字和联盟的所有章程，都是成员们逐条讨论通过的。冯仑说，他希望谁也别用上这一千万。
2014年，万科成立30周年。“30周年是万科的历史最佳点。”王石说，“最佳点有两个含义，一个可能是到了高峰开始走下坡路，另一个则是新的开始。”
“企业也有更年期。”冯仑说，“25到30年，是一个坎儿。更年期这段就是闹腾、焦虑、没方向感、身体平衡性不好。新不新，旧不旧的，那这种状态下，每个企业家都在扛着，其实就两个选择，做还是不做？不做，就卖了，卖了也是善终。要继续做，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更年期过不去。这个治理结构就包含股东、经理人，这一套游戏规则。”
万科的股权分散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约束，可说是由来已久。冯仑认为，王石这一批早创办企业的人都是经理人，股份都不多，经理人没有退出的办法，他必须把企业做好。
“历史是一把筛子，留在筛子上面的，要么颗粒大，要么就是形状怪正好卡住了。”冯仑说，他自己属于怪，“而王石属于颗粒大的，掉不下去。”
四
2016年1月15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因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极为复杂，相关工作难以在1月18日前完成，无法实现A股复牌，申请继续停牌。并表示将在3个月内，即3月18日前做出重组预案披露。
对于公众来说，多年来已养成习惯，王石鲜明的个性和传奇般的经历，已成为万科的代名词。在“万宝之争”这件事上，人们的印象，似乎也是王石在主导着事隋的进展。“但那是个错觉。”王石说，“实际上真正处理这件事的，仍然是万科的职业团队。你说我有没有作用，有没有影响力？有。但并不像社会想象的那么大。”
自19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任董事长之后，王石曾说，他需要把握的只有三件事：第一战略决策，第二用人，第三承担责任。
在第一件事上，他承认有过误判。在2006年出版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后记中，王石曾写道：“伟大的公司，往往缺少奇迹故事……万科正在努力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但两年后，就出现了“捐款门”，那时他感叹，万科的故事才真正开始，以前太自信了。而自信的来源，正是因为公司发展太顺利。
至于用人，他从未怀疑过郁亮带领的职业团队。
余下的就是承担责任。冯仑认为，在“万宝之争”这件事上，王石就是在对所有股东负责任。“王石是小股东，但也是股东。另外，他是创业者。创业者和后来的职业经理人完全不一样。应聘的职业经理人说走就走了，但是创业者对这件事情的承诺和负责任是持续的。”
但在海外游学的这些年，冯仑说王石“变柔软了”。这种柔软，指的是他更强调沟通、对话、协商和妥协。柔软的背后，是王石在强调一种“全球共同的文明规则和标准，一些普世的价值观”。
多年前，《万科周刊》也曾经承担“传播一些普世价值观”的功能，在中国企业界以及知识分子圈，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那份杂志上，王石曾以笔名“帆生”写过很多文章。杂志本身就是万科的形象代言人。但如今，那份杂志已演变成万科真正的内部刊物，功能已发生转变。
时代变了。“那份杂志当时传播的东西很稀缺，但它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王石说，“如今很多思想已是共识，没必要再通过万科来传达。”
但王石却意外地发现，当年《万科周刊》的部分功能，却慢慢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成了万科最吸引眼球的形象代言人，他在参与公益事业，在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他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而且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什么时候以企业家身份说话？什么时候才是田朴瑁所说的那个“英雄”？
1月31日，蛇口改革开放时期的创办人袁庚去世。几天后，在我们和王石第二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老照片。那是2005年，他和《中国企业家》总编牛文文拜访袁庚。袁老题字，写“南国之星”。
“南国之星，我想应该代表的就是蛇口企业吧，比如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你知道袁老怎么说吗？”王石说，“他说不，南国之星指的是你们深圳企业。”
袁庚去世后，牛文文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往事。他说，其实王石及蛇口那批企业家身上有着共同的基因。那种基因的最大特点就是家国情怀。
“30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年轻创业者已经很少能遇到当年王石他们的困境，也很难理解王石他们当年的选择。”牛文文写道，“在现在年轻人看来，创始人同时也是企业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无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今天的创业者还是应该感谢当年的那批创业者，正是因为他们的谨慎、他们的探索，才为今天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大的制度基础；自己创办的企业到底属于谁，才不再是一个问题。”
对于王石来说，尽管他努力在跟上这个时代，但“家国情怀”的基因仍在。而他一手创办的万科，他领导的万科职业团队，都存在这样的基因。也许正因为如此，“万宝之争”仍是一场大考。
“但严格来讲，不是对我的大考，而是对万科团队和文化的一个大考。”王石说，“我是这个团队的其中一员。”
一
2016年1月初，北京正在经受一场始料未及的强寒流，但这座五星级酒店的意大利餐厅内很温暖。王石选了个背对人群的位置，泰然拉开椅子。餐厅服务员毕恭毕敬地站在桌边，雪白的毛巾搭在臂上。王石看看菜单，点了西班牙火腿，并礼貌地要求配上菜单里没有的哈密瓜。
几个月前，王石还在英国，他海外访学路线的第二站。作为中国最有名的房地产商人之一，王石的游学计划始于2011年的哈佛大学，随后是剑桥，接下来他打算去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这个计划最早也要到2017年才能完成。他的路线自西向东；方向则从商业到文化，最终进入他感兴趣的伊斯兰历史、宗教与哲学。
剑桥郡位于伦敦北面50里以外，居民只有10万，是个至今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小镇。大学没有校墙，各座建筑散布于镇上。剑河岸边是尖顶的教堂，远处有果园和农田。王石感叹，这里的一切“都像出自莎士比亚笔下”。
2011年他初到哈佛大学时，也惊叹那里的氛围：“我感觉哈佛就像一所修道院，就是让你来冥想的，摒弃一切世俗的纷扰和干扰，清心寡欲地去想问题。”那时他最难过的是语言关，选了很多课，每周都有新的收获，既兴奋又疲惫。“人是紧绷的，”他说，“在哈佛待了两年后，状态好一些，但还是紧绷着。”
相比哈佛，剑桥大学的学术气氛更浓邰，生活节奏慢。环境，也是他喜欢的田园风光，交通工具也由地铁换成了自行车。王石说他浑身轻松，“如沐春风”。
初到剑桥时，他曾在一则生活日记里写：“晨5：30起，一杯果汁，自行车8分钟抵CULRC（赛艇俱乐部），6：00一小时强度体能训练。7：30返公寓，早餐。”
“剑桥的尺度更适合人的尺度。”王石说，“在哈佛的煎熬，一到这里就云开雾散。”
在剑桥的彭布鲁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王石最享受的是晚餐。晚餐非常正式，大厅很像《哈利波特》中霍格沃茨学校的饭堂。每晚7点30分，学生先在长条凳上坐好，一声锣，穿着黑袍的老师鱼贯而入，坐在专属的“高桌区”，拉丁文念一段圣经，然后“阿门”，开始进餐。餐前酒之后三道菜：前菜、主菜、甜食。之后便是自由交流。餐桌上各位老师的座位不固定。王石记得第一晚他身边是位鸟类专家，“专门研究布谷鸟”。第二晚，王石和旁边的教授聊了半天，没听懂人家说什么。他惭愧自己的英文不行，后来一打听，那位是个天文学家，专门研究黑洞。“别说英文了，中文我也听不懂。”
这是剑桥的魅力。2015年4月，彭布鲁克学院授予王石“威廉·皮特”院士称号，再度坐在晚餐桌旁时，他也披上了黑袍子。
在剑桥，王石的访学方向是“犹太东亚史”，两位导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日本人。每周他与导师见面讨论一次，平时拿着导师开的书单去图书馆借书读书。这个课题延伸自哈佛两年多的学习。他认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更多的破题是从宗教开始的。和在哈佛一样，王石最终将在剑桥停留的时间从原计划的一年廷长到了两年。
但2015年夏天，来自国内的消息中断了剑桥的宁静。这年8月，他回到中国，在朋友冯仑的办公室，王石和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长谈了四个小时。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姚振华表达了对王石的欣赏，但王石明确表示：“不欢迎。”
到了这年12月初，一则“万科第一大股东易主”的消息开始传开：“宝能系”通过钜盛华、前海人寿等“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连续举牌，超越华润集团，成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万宝之争”迅速演变成最热门的财经话题。
紧接着，一份王石在万科的内部讲话流传出来。在会议中，王石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欢迎宝能系：“不欢迎的理由很简单：你的信用不够。”他认为，一旦宝能系成为第一大股东，可能会毁掉万科最值钱的东西。“万科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万科品牌的信用。”
王石似乎“回来”了。这个曾与学者、儒商、户外运动、名牌大学连在一起的名字，飞速地回归了它的本来面目——万科的董事会主席，“决定企业未来战略的角色”。
现在，事情刚刚过去十几天。在北京这间温暖的餐厅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薄毛衣，那种类似军人的表情提醒人们，也许他正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场事业挑战。
“我们这个团队就缺少这样一场恶仗。万科有能力、有资格引发一场大讨论。”他放下叉子，坐直，面孔严肃，坐姿挺拔。“但最后，还是成败论英雄。”
二
我们上一次见到王石，是2012年在哈佛。那时他最喜欢说的词是“重生”。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去搭地铁，重新办信用卡，重新去超市买东西。像个半残废的人，一点点儿重新激活。”
他带着我们在哈佛校园游荡，像导游一般介绍着这所大学的逸事。在长达半天的谈话中，王石对任何话题都发表看法。他几乎谈论了一切，小到他语言课上的游戏，大到家国命运。那时的王石给我们一种印象：他似乎正逐渐淡出“企业家”的舞台，专注于个人的学习和修为。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不同于以往的《灵魂三部曲》，他希望这本书更有学术味。
唯独当我们问到个人问题，比如家庭、爱情时，他退到一边，闭嘴不谈。但几个月后，王石和田朴珺交往的消息公开。我们在哈佛见到王石时，田朴珺也在纽约。 在波士顿，王石住一座老楼的公寓房子。进门是很窄的走廊，沿着走廊分了三间屋，客厅、书房和卧室，再加一间非常小的厨房。家具是在宜家买的，客厅里放一个小沙发床给偶尔来的朋友，还有一台电视，一个小茶几。书房里一张书桌，桌上放着打印机，然后四处堆着书，扔着纸。
田朴珺不喜欢那个房子——“永远乱七八糟的，永远像被轰炸过的现场。”
每个周末，王石从波士顿前往纽约。他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买完一堆大包小包，王石拎着，田朴珺抱着，一起往她租的小房间走。
那时王石正在疯狂地学英语。在他波士顿的小房子里，24小时开着广播或电视，制造英语环境。睡觉的时候也戴着耳机听，有时候水壶放在炉子上烧坏了盖子，他也听不见。慢慢地，哈佛人知道来了一个中国的大企业家，很多中国留学生慕名找上门来，王石说，聊天可以，“你跟我说英文。”放暑假在家，他也逼着田朴珺跟他说英语，田朴珺说，太奇怪了吧？两个中国人在家说英语。王石说：“你是我每天见面的人，你都不跟我说，我去跟谁说？”
波士顿太冷，田朴珺不喜欢去。她从纽约给王石打电话，“休息一下吧，让脑子放松一下。”“好，我休息一下。”聊了10分钟，王石说，我得开始写作业了，“写完作业再给你打”。
一次，田朴珺到波士顿王石上语言课的地方接他。教室的窗户很小，圆圆的，像一个船舱的窗户。他还没下课，她从窗户望进去，“他穿了一件黄色格子的大衬衣，很难看，跟一群十六七岁的、各国来的小朋友一起在丢沙包。”
衬衫很难看——这也是田朴珺对王石最初的印象。他们相识于八九年前的一次地产商聚会，田朴珺发现这个人“没有电视上帅”、“衬衫质地差”，并且“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头，跟所有人都有距离感”。当其他人都在聊天时，王石却独自一人溜达，拿着相机对着一朵花拍照。别人招呼他，他说“等会儿”，继续拍照。
“我当时觉得这人很讨厌，怎么那么不合群？”田朴珺说，这个人有点儿“装”，“有什么了不起？”
后来成了王石的女朋友，田朴珺才知道，植物是最能让他痴迷的话题之一。闲在家里时，王石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片叶子，然后翻书查到这个叶子属于什么科、什么目。有一次，他们在火车上，她看着王石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豆角状的植物，小心翼翼地将豆荚掰开，种子一粒粒摘下来，找个口袋装好，像是寻到了什么宝贝。他告诉她，“这个要拿回去种。”
大多数时候，王石不喜欢说话。两人相处，几乎都是田朴珺在说。刚认识王石时，她说：“对不起我脾气不好，可能容易吵架。”王石说，我保证不会跟你吵。“不可能！我这么有攻击性的一个人。”
偶尔，田朴珺会在聊天时八卦别人，会说她不喜欢某个人。王石则教育她，永远不要在背后讲人坏话。他说：“你不喜欢谁，当面跟他讲。”在一起8年后，田朴珺发现，越了解王石，越故佩他。
“他有一种人格魅力。”她说，“我们真的从未吵过架。”
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处的科普利广场发生爆炸。当时，王石带领万科集团长跑队正在冲刺。在网友发布的视频中，田朴珺突然看到了王石。在一片混乱的观众席中，人们正四处奔逃，只有王石独自站着，大声指挥大家“趴下！趴下！”田朴珺吓呆了。
“那是一种本能。”她说，“我觉得他是有英雄情结的一个人，骨子里，他绝对是一个英雄。”
三
“中国企业家有两种较明显的类别，”冯仑说，“一种是军人出身，比如王石、柳传志、任志强等；一种是教师出身，比如我和马化腾。教师出身的能说会道，随性。军人出身的普遍原则性强，靠很严厉的规矩和自律。”
冯仑一直称呼王石“大哥”。他说，王石身上集中了所有“倔强”这两个字的要素：“出身，他父亲是军人，母亲是锡伯族，草原上的；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把他一个人放火车上自己跑，根本没人管。长大后他当兵，又是在新疆当汽车兵，孤魂野鬼，一个人。学的是铁道——倍儿硬。名字像石头。然后做着生意去登山，山也是个硬家伙……七大洲都登完了，登珠峰。登一回就行了呗，他登两回。”
1999年，冯仑、王石和王功权一起去硅谷，王石在那里第一次上了网。回国后，王石说，一定要变成网虫。“那时他开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打字，上网、写博客，一步一步地就跟上了时代变化。”
在冯仑看来，万科的目标是成为全球化企业，建立全球竞争力。“所以董事长花多少时间去学习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万科。王石去念书，就是这—个目的。批洋他不务正业的人是目光短浅。其实改变自己是个很痛苦的过程，60岁学外语难道不是痛苦？王石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其实就在于改变自己。自律，同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改变自己。”
2003年，王石去登珠峰。到了海拔八千多米，第二天要冲顶，那个晚上无论如何必须保存体力。但那天的月亮特别好，同行的队友受不了诱惑，纷纷跑出去看景拍照，只有王石始终一动不动，就坐在原地。这是流传甚广的一个王石的段子。田朴珺说，绝对是真的。
“他的自制力很可怕，”她说，“好比吃东西，只要吃饱了，上来再好吃的菜，他不会再动一口。”
登珠峰，学英语，王石说，其实他不享受。“不享受不等于不开心。什么叫不开心？你不想做一件事，但必须去做，这就是不开心。你想做一件事就去做，很大的挑战和压力一直在折磨你，这怎么能享受呢？你甚至还有一点儿畏难感，想放弃。”
那什么是开心？“就是听BBC，忽然一瞬间发现我听懂了！有人提到珠峰，我说，我上过——轻描淡写地——我上过，两次。就这一下，是开心。那过程享受吗？绝对不享受，很痛苦。开心？活见鬼。”
冯仑与王石打了20多年的交道。他说王石“基本上符合孔子说的君子三态：‘望之俨然’，看着很严肃，很伟岸；‘即之也温’，跟他交流下来，还是很可以打交道，很好沟通的；‘听其言也厉’，说话很有原则，一是一，二是二”。 1992年，冯仑创办的公司赚了一点儿钱，他决定拿出一年的时间“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访问一批行内杰出人士。有人告诉他，深圳有一帮家伙“贼规范”。按图索骥，冯仑第一次见到了王石。当时王石的办公室在深圳的老万科，是厂房改造的，陈设非常简单，但是“很认真，很整洁”。那也是王石给冯仑留下的第一印象。那年冯仑三十二岁，王石四十。冯仑告诉王石，他办企业满腹情怀，“为了理想”。王石说，你这样不行，“企业要以利益驱动”。两人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互相较劲。
三年后，与合伙人分家时，冯仑想起了王石说的话。
1999年12月，王石、冯仑和胡葆森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城联盟（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即“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品牌开发商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组成的行业策略联盟”。冯仑说，这是个依照欧盟游戏规则组建的“好公司、大公司俱乐部。大小是相对的。好是绝对的，就是诚实做事儿”。加入联盟的企业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那时根本没人关心这事儿，但是他们三个人，一家一家去访问，最后成立了那个机构。截至今日，中城联盟已有61家企业参与其中。
除了商业合作和公益合作，联盟内企业有多种形式的互助。2015年的一个晚上，一个联盟企业的财务主管跟冯仑联系，告诉他急需25亿元资金，如果第二天资金不到，公司就完了。隔天一早，冯仑与王石见面，“他当下就说没问题，立即解决。”王石打了两个电话，下午两点，钱到账，企业保住了。
这是联盟企业性质的一种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我破产了，一贫如洗，联盟会给一千万安家费”。这个数字和联盟的所有章程，都是成员们逐条讨论通过的。冯仑说，他希望谁也别用上这一千万。
2014年，万科成立30周年。“30周年是万科的历史最佳点。”王石说，“最佳点有两个含义，一个可能是到了高峰开始走下坡路，另一个则是新的开始。”
“企业也有更年期。”冯仑说，“25到30年，是一个坎儿。更年期这段就是闹腾、焦虑、没方向感、身体平衡性不好。新不新，旧不旧的，那这种状态下，每个企业家都在扛着，其实就两个选择，做还是不做？不做，就卖了，卖了也是善终。要继续做，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更年期过不去。这个治理结构就包含股东、经理人，这一套游戏规则。”
万科的股权分散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约束，可说是由来已久。冯仑认为，王石这一批早创办企业的人都是经理人，股份都不多，经理人没有退出的办法，他必须把企业做好。
“历史是一把筛子，留在筛子上面的，要么颗粒大，要么就是形状怪正好卡住了。”冯仑说，他自己属于怪，“而王石属于颗粒大的，掉不下去。”
四
2016年1月15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因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极为复杂，相关工作难以在1月18日前完成，无法实现A股复牌，申请继续停牌。并表示将在3个月内，即3月18日前做出重组预案披露。
对于公众来说，多年来已养成习惯，王石鲜明的个性和传奇般的经历，已成为万科的代名词。在“万宝之争”这件事上，人们的印象，似乎也是王石在主导着事隋的进展。“但那是个错觉。”王石说，“实际上真正处理这件事的，仍然是万科的职业团队。你说我有没有作用，有没有影响力？有。但并不像社会想象的那么大。”
自19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任董事长之后，王石曾说，他需要把握的只有三件事：第一战略决策，第二用人，第三承担责任。
在第一件事上，他承认有过误判。在2006年出版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后记中，王石曾写道：“伟大的公司，往往缺少奇迹故事……万科正在努力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但两年后，就出现了“捐款门”，那时他感叹，万科的故事才真正开始，以前太自信了。而自信的来源，正是因为公司发展太顺利。
至于用人，他从未怀疑过郁亮带领的职业团队。
余下的就是承担责任。冯仑认为，在“万宝之争”这件事上，王石就是在对所有股东负责任。“王石是小股东，但也是股东。另外，他是创业者。创业者和后来的职业经理人完全不一样。应聘的职业经理人说走就走了，但是创业者对这件事情的承诺和负责任是持续的。”
但在海外游学的这些年，冯仑说王石“变柔软了”。这种柔软，指的是他更强调沟通、对话、协商和妥协。柔软的背后，是王石在强调一种“全球共同的文明规则和标准，一些普世的价值观”。
多年前，《万科周刊》也曾经承担“传播一些普世价值观”的功能，在中国企业界以及知识分子圈，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那份杂志上，王石曾以笔名“帆生”写过很多文章。杂志本身就是万科的形象代言人。但如今，那份杂志已演变成万科真正的内部刊物，功能已发生转变。
时代变了。“那份杂志当时传播的东西很稀缺，但它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王石说，“如今很多思想已是共识，没必要再通过万科来传达。”
但王石却意外地发现，当年《万科周刊》的部分功能，却慢慢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成了万科最吸引眼球的形象代言人，他在参与公益事业，在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他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而且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什么时候以企业家身份说话？什么时候才是田朴瑁所说的那个“英雄”？
1月31日，蛇口改革开放时期的创办人袁庚去世。几天后，在我们和王石第二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老照片。那是2005年，他和《中国企业家》总编牛文文拜访袁庚。袁老题字，写“南国之星”。
“南国之星，我想应该代表的就是蛇口企业吧，比如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你知道袁老怎么说吗？”王石说，“他说不，南国之星指的是你们深圳企业。”
袁庚去世后，牛文文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往事。他说，其实王石及蛇口那批企业家身上有着共同的基因。那种基因的最大特点就是家国情怀。
“30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年轻创业者已经很少能遇到当年王石他们的困境，也很难理解王石他们当年的选择。”牛文文写道，“在现在年轻人看来，创始人同时也是企业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无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今天的创业者还是应该感谢当年的那批创业者，正是因为他们的谨慎、他们的探索，才为今天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大的制度基础；自己创办的企业到底属于谁，才不再是一个问题。”
对于王石来说，尽管他努力在跟上这个时代，但“家国情怀”的基因仍在。而他一手创办的万科，他领导的万科职业团队，都存在这样的基因。也许正因为如此，“万宝之争”仍是一场大考。
“但严格来讲，不是对我的大考，而是对万科团队和文化的一个大考。”王石说，“我是这个团队的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