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事件中，共有100万人遇害。阿布鲁雷马的图西族父亲以及9个兄弟姐妹中的8个都被屠杀，他和胡图族母亲以及姐姐躲在学校内幸免于难，成为家族中仅剩的三名幸存者。
　　“我是位于布隆迪附近的卢旺达第一家萨维男校的寄宿生，那天正在学校上学，校长帮我们穿越国境线，那些没能逃脱的人最后都被杀死了。我本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阿布鲁雷马回忆说。接下来他一直生活在痛苦、噩梦和折磨之中。“现在有些事我仍未理解。一个97%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自此以后，我一直被这一问题所困扰，但我也因此不断进步，否则我已经成为死人了。”
　　2003年，阿布鲁雷马来到法国昂热，他不带怨恨地讲述曾经的遭遇，在法国不同的城市跑步成了发泄的方式。“我为什么跑步？为了逃脱死亡的追击。死亡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失去生命。我失去了我的家庭，这比死亡更可怕。我希望死的是我，不再为这些问题所困绕，然而没什么比生命更珍贵。”阿布鲁雷马常带着苦涩的微笑讲述往事，那神态总让人想起前法国著名足球运动员让·蒂加纳。如今他完成了教育科学的硕士学业后，在西部天主教大学攻读哲学，在教授雷诺·埃蒂耶看来，阿布鲁雷马彬彬有礼，有自我保护的下意识。“他有一些典型的非洲特性，文化上与我们互补：他性格稳重，有谦让精神，做事留有余地。”这个1.66米，体重53公斤的小个子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好的”。因为他“害怕与人冲突。做一个好人需要什么成本呢？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在等待卢旺达局势恢复平静的3个月的时间里，阿布鲁雷马一直在布隆迪避风头。随后他返回布塔雷，加入了圣一加布里埃尔兄弟会，并准备在教会里谋个差事，以满足亡父生前的愿望。他先是做义工，帮助聋哑儿童，随后决定与教会的人一起去泰国、印度、意大利、法国。最终，在昂热，他决定离开圣-加布里埃尔兄弟会，尽管后者帮他逃离了卢旺达。面对我们的采访要求，兄弟会的成员语气生硬地予以拒绝，只是冷冷地表示：“在我们看来，这是个有点神秘的人，他的故事里，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个的种族屠杀的幸存者最终成为运动员的美好故事，是否真的如此？曾经执教过阿布鲁雷马的田径教练奥雷利恩·德内谢尔也心存疑惑：“确实有些问题我也没找到答案。我们不能否认他是种族屠杀的受害者，因为他确实遭遇了心理伤害，但或许有些人夸大了他故事。”不过德内谢尔的父母倒是跟随阿布鲁雷马去过卢旺达探望他的妈妈，并且看到了他家人的尸骨，“那是个让人情绪激动的时刻。”德内谢尔说道。不过在此之后双方渐行渐远，虽然仍偶有往来。“我父母把他当儿子看待，给他很多帮助，或许有点过了吧，他更希望能展翅高飞。要么就是他觉得我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总之他与我们产生了隔阂，我们挺失望的。”有些小谎言让人对他的悲剧故事产生了怀疑，其他一些选手也因为他很高的媒体曝光率而嫉妒他。面对外界的怀疑，阿布鲁雷马承认心虚受到了影响，他只能每周给母亲打两次电话一诉衷肠：“她为自己是胡图人而有负罪感（正因如此她才幸免于难），她一直生活在阴影下。”
　　阿布鲁雷马在兄弟会的人看来太过自由，他可以穿上篮球鞋，奔跑在昂热的大街小巷，他希望能在生活中保持活跃的状态，在别处感受信仰，而非将自己鼓励于某一个团体里。在阿布鲁雷马效力的安茹田径俱乐部主席丹尼埃尔·博多看来，兄弟会是个太过落伍的团体。阿布鲁雷马曾在埃斯维埃尔公寓担任守夜人，公寓的管理者索亚齐格·朗科也持同样的观点：“阿布鲁雷马不能做他想做的事，他是个喜欢交际的人，他看到街上的穷人，就会邀请他们去他家吃法。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但非洲热情的生活生活方式与保守的兄弟会相遇时，磨合得并不顺利。而且他并没有把家庭遭遇的不幸大肆宣扬以博取同情。”
　　阿布鲁雷马回过卢旺达三次，他的故事在稳步发展。“每次采访，我都有新发现。故事是一样的故事，但我的看法在改变。”阿布鲁雷马说道。当谈话内容变得越来越私密，问题越来越直接时，他喝了一口功能饮料，“我们所有人所追寻的是爱。世界陷入困境是因为缺爱。我们都希望能爱与被爱，这就是一切。我从来就是一个人，因为我有信仰，我和上帝在意。”埃蒂耶教授说：“信仰就是他内心的指南针，我很欣赏他把不幸变为动力的能力，这让他走得更远。”
　　有时，在他自身困惑的影响下，阿布鲁雷马也会动摇，特别是在原谅这个问题上。“什么是原谅？”他问道，“按照词源来说，意味着‘再次给与。’可是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人洗劫了，我还拿什么去给予？为什么别人要来问我是否原谅？有人强奸了我的姐妹，并把她分尸，然后让我去宽恕。这不是我该做的事，而是我的姐妹。到底什么才是原谅？”让一弗朗索瓦·蓬蒂耶是法国田协“体育场外部”（负责10公里到马拉松所有长距离的项目）的负责人，经常有机会和阿布鲁雷马讨论。“宽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从他的信仰以及所受的宗教教育来说，他不能说不宽恕别人。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否真的宽恕别人了？他一直被折磨着。”就如同阿布鲁雷马可以在非洲的教育和欧盟宪法之间存在，模模糊糊地理解了个人主义的含义。
　　他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他停下来安慰一个在路边哭泣的小姑娘，然后和其他对手手牵着手微笑着越过了终点。“在这方面他有所改变。”蓬蒂耶说道，“在起点时，他有着竞争者的心态，但并不想吞噬其他对手。他的动力和别人不同，但同样值得赞赏。他参赛不是为了和对手一较高低，而是和自己比赛，找到存在感，证明他重新成为了某个人。”
　　阿布鲁雷马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卢旺达人在法国的聚会，因为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我妈妈是胡图族，爸爸是图西族，所以我是什么？我逃过了宗族屠杀，但事情并没到此为止。我也是个有知识的人、黑人、法国人、高水平运动员，这就是一切，否则我就不再是让-达马塞纳了。”这个让一达马塞纳几乎吸引了所有人，而他会不厌其烦地问他们：“为什么？”“如何？” 　　如果你带着20个问题去和阿布鲁雷马聊天，你会带着至少40个问题离开。蓬蒂耶回忆说：“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冯罗莫的集训时，当时我还带着我的孩子们。他们对阿布鲁雷马讲话的内容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感到吃惊。他是个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人。”虽然如今与阿布鲁雷马关系疏远，但德内谢尔对他仍有美好回忆，“我们经历了很多美好时光，特别是的倾听的态度、智慧以及分析精神让我很感动。”埃斯维埃尔公寓的管理者朗科也为阿布鲁雷马的梦想所感动：“有天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我想参加里约奥运会。’这让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这很美好，我希望他能坚持到底。”一年后穿越大西洋实现梦想似乎也并不能让他幸福，蓬蒂耶说：“他只有解决了宽恕的问题，与自己和解，他才能幸福。参加奥运会不能让他回到幸福的童年，也不能让他与家人团聚。”
　　对于阿布鲁雷马，幸福只是回忆：他与兄弟姐妹们翻越一个个山丘去上学，早上五点去给家里打水，或是帮父亲放牛。“我们所有人都睡在一起，家里没有房间，我们一无所有，但又拥有一切，我们曾是幸福的。”20年后，阿布鲁雷马不敢去想他取得的成功：“我的成功是我幸存下来，这既是个既不美丽也不糟糕的故事。我在写自己的书，总有一天会有结局的时候……（哭了）我哭是因为我的家人不能看到这本书，而这是为他们所写的。”
　　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们把阿布鲁雷马送到去往昂热火车站邮局的出租车上，他要给妈妈汇票，然后跑回家。
　　你好，里约？
　　虽然西部天主教大学的教授雷诺·埃蒂耶很欣赏阿布鲁雷马扭转悲剧命运的能力，但在里约奥运会上看到他赢得奖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他要先争取到参赛的资格。“他的问题在于接受田径训练太晚。他不老，身体也没退化。和很多非洲运动员一样，他从小就进行了大量的体力运动，跑好几公里去上学。但他已经不能像25岁时那样取得明显进步了。”法国田协体育场外部的负责人蓬蒂耶说道。
　　阿布鲁雷马此前刚刚在肯尼亚完成了三个月的集训，回到法国又要开始紧张的生活，他要在公寓做守夜人，要继续完成学业，当然跑步更是重中之重。不过法国田协准备为他提供一份职业合同，这会让高水平运动员可以更专注于训练。“这会让他的条件得到巨大改善。”蓬蒂耶说道，“只要他的马拉松成绩能跑进2小时10分，就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了。”阿布鲁雷马说他渴望参加奥运会的另一个原因是渴望听到《马赛曲》的奏响，“我希望能回报法国给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