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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年代：灵肉激战惊世骇俗的丁玲
应该说，“五四”及20年代对女性欲望描写得最大胆、最直露、最具叛逆性和惊世骇俗的女作家当推丁玲。丁玲被认为是“五四”精神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女儿”，当她以其处女作《梦珂》登上文坛，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杀日记》等一系列不同凡俗的作品相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引起震动，已是“五四”落潮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文化转向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1927、1928年了。她的出现“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从女性自觉的两个成长标记看出，此时的丁玲已从“五四”的女儿悄悄长成女人。
二、30年代中前期丁玲轨迹：弃却中的保留
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以阶级斗争获取社会解放的革命时代，“不仅人的思考中心发生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因此发生着不同于“五四”特质的另一场社会变革，文学也不例外。如果说，张扬个性解放的“五四”时代，家长与逆子、父辈与子辈的亲子矛盾，构成了“五四”文学中的对抗性冲突，那么，左右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却是一场不分辈分、不干亲情的权势者与被剥夺权势者们的冲突。如果说，“五四”时代突出的是个性解放思想，那么，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个性解放思想逐渐为社会解放所替代，局限在个人恋情中的个性主义启蒙理性显然不符合当时已经变化了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阶级解放成为继“五四”以后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历程已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内容，转向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这个变化在文学反映上，出现了一大批反映个人走向社会革命历程的作品。如矛盾的《蚀》等，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丁玲的《葦护》、《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等作品，也着重表现了这一转变过程的痛苦和艰难。
三、30年代后期丁玲风格：阳刚雄浑
（一）个性气质的变化
20年代后期，初出茅庐的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炸响了中国文坛。时代风云和个人经历互为因素，使30年代的丁玲创作逐渐放弃了“莎菲时代”的个性色彩，从30年代中前期的上海到30年代中后期的延安，丁玲跨越的不仅是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两个不同的政治空间，更是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斗争、民族解放事业的两个时代，其个性风格和个人特质也逐渐从过去的“文小姐”向延安时代的“武将军”转变。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激活了丁玲人格气质的不同向度。30年代初期湖南老乡沈从文眼里的丁玲，“凡属于一个女子的某种品德她毫无所缺，她率真并不粗暴”，“沉静而细致”，不乏女性沉静恬淡的气质；而30年代后期延安时代的丁玲则几乎走向极端，常常表现出一种男性的粗犷、豪放、雄强、刚烈的特性，仅在外表形象和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加男性化起来，“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像女人”，而且因为她的“豪饮、健谈、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习惯几天几夜不洗脸、不漱口、打赤脚，正如丁玲自己所说：“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总之，个性倔强的丁玲，既不甘心去做一个女性化的女人，也不甘心只做一个专写女性的作家。延安时期的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作家、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正因如此，她向往革命，自觉地接近和追求政治，崇拜英雄和雄强的男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内化为男性。思想意识的变动，必然影响到她人格意识、审美情趣的变化，再加上时代社会诸种外因，丁玲的创作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二）创作风格的变化
大致说来，从20年代末到整个30年代的丁玲创作，经历了从女性自我到知识分子自我到革命大众转移的视点移位，其人物形象也从以女性为主——从倔犟 孤傲的叛逆女性，到沉溺爱情而被革命者爱人抛弃的小资女性，到背叛剥削阶级出身的革命女性，逐渐转移到以具有阳刚雄强特质的男性工农大众、革命者、革命军人为主。其3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更是明显地体现了丁玲人格气质中所蕴涵的不似男儿胜似男儿的豪情健质，以及有意识追求男性气质和宏大革命叙事的理性诉求。这是丁玲创作中追求男性化叙事风格最强悍的一个时期，当然，随之付出的也是她这个时期创作个性化消失和艺术水准下降的不菲代价。
四、40年代：最后的坚持与最终的放弃
性别意识并没有从丁玲的文化心理深层消失，只是暂时蛰伏在那里，如同深埋在土壤中的菩提树种，在春雨的滋润下就会顶住重压破土冒芽。40年代初期，丁玲的创作视野再次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发生转移，恢复了她惯有的理性思考——那站在女性立场审视男性制度的“莎菲眼睛”。1940—1942年，解放区明朗天空下的阴影促使丁玲思想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出强劲的“复苏”迹象，创作《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代表丁玲对解放区妇女问题的集中思考和女性意识的顽强呈现，揭示了解放区男女平等制度下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性别压迫和性奴役的男性中心主义实际存在并畅行的问题。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更为成熟和宽广，视点下沉到革命妇女、劳动妇女、受侮辱的妇女等更广泛的妇女层面上，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强劲复苏。丁玲女性意识在40年代初期陕北解放区的强劲复苏，有人惊呼“莎菲女士在延安！”有人说该时期是“丁玲女性思想的高峰”，而《“三八节”有感》是“女性思想抛物线的顶点”，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这个时期的丁玲火山喷吐似的表现了她的性别思考和女性立场，这种力度和强度甚至超过了莎菲时代，但可惜只是最后的辉煌。随之而来的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丁玲差点折损羽翼成为王实味第二。从此，她和她的创作就逐渐疏离了使她被文学史深刻记住的这个丁玲和这类作品了。
作者简介：盛映红（1973.5-），女，重庆人，厦门华厦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应该说，“五四”及20年代对女性欲望描写得最大胆、最直露、最具叛逆性和惊世骇俗的女作家当推丁玲。丁玲被认为是“五四”精神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女儿”，当她以其处女作《梦珂》登上文坛，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杀日记》等一系列不同凡俗的作品相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引起震动，已是“五四”落潮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文化转向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1927、1928年了。她的出现“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从女性自觉的两个成长标记看出，此时的丁玲已从“五四”的女儿悄悄长成女人。
二、30年代中前期丁玲轨迹：弃却中的保留
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以阶级斗争获取社会解放的革命时代，“不仅人的思考中心发生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因此发生着不同于“五四”特质的另一场社会变革，文学也不例外。如果说，张扬个性解放的“五四”时代，家长与逆子、父辈与子辈的亲子矛盾，构成了“五四”文学中的对抗性冲突，那么，左右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却是一场不分辈分、不干亲情的权势者与被剥夺权势者们的冲突。如果说，“五四”时代突出的是个性解放思想，那么，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个性解放思想逐渐为社会解放所替代，局限在个人恋情中的个性主义启蒙理性显然不符合当时已经变化了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阶级解放成为继“五四”以后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历程已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内容，转向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这个变化在文学反映上，出现了一大批反映个人走向社会革命历程的作品。如矛盾的《蚀》等，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丁玲的《葦护》、《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等作品，也着重表现了这一转变过程的痛苦和艰难。
三、30年代后期丁玲风格：阳刚雄浑
（一）个性气质的变化
20年代后期，初出茅庐的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炸响了中国文坛。时代风云和个人经历互为因素，使30年代的丁玲创作逐渐放弃了“莎菲时代”的个性色彩，从30年代中前期的上海到30年代中后期的延安，丁玲跨越的不仅是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两个不同的政治空间，更是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斗争、民族解放事业的两个时代，其个性风格和个人特质也逐渐从过去的“文小姐”向延安时代的“武将军”转变。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激活了丁玲人格气质的不同向度。30年代初期湖南老乡沈从文眼里的丁玲，“凡属于一个女子的某种品德她毫无所缺，她率真并不粗暴”，“沉静而细致”，不乏女性沉静恬淡的气质；而30年代后期延安时代的丁玲则几乎走向极端，常常表现出一种男性的粗犷、豪放、雄强、刚烈的特性，仅在外表形象和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加男性化起来，“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像女人”，而且因为她的“豪饮、健谈、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习惯几天几夜不洗脸、不漱口、打赤脚，正如丁玲自己所说：“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总之，个性倔强的丁玲，既不甘心去做一个女性化的女人，也不甘心只做一个专写女性的作家。延安时期的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作家、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正因如此，她向往革命，自觉地接近和追求政治，崇拜英雄和雄强的男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内化为男性。思想意识的变动，必然影响到她人格意识、审美情趣的变化，再加上时代社会诸种外因，丁玲的创作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二）创作风格的变化
大致说来，从20年代末到整个30年代的丁玲创作，经历了从女性自我到知识分子自我到革命大众转移的视点移位，其人物形象也从以女性为主——从倔犟 孤傲的叛逆女性，到沉溺爱情而被革命者爱人抛弃的小资女性，到背叛剥削阶级出身的革命女性，逐渐转移到以具有阳刚雄强特质的男性工农大众、革命者、革命军人为主。其3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更是明显地体现了丁玲人格气质中所蕴涵的不似男儿胜似男儿的豪情健质，以及有意识追求男性气质和宏大革命叙事的理性诉求。这是丁玲创作中追求男性化叙事风格最强悍的一个时期，当然，随之付出的也是她这个时期创作个性化消失和艺术水准下降的不菲代价。
四、40年代：最后的坚持与最终的放弃
性别意识并没有从丁玲的文化心理深层消失，只是暂时蛰伏在那里，如同深埋在土壤中的菩提树种，在春雨的滋润下就会顶住重压破土冒芽。40年代初期，丁玲的创作视野再次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发生转移，恢复了她惯有的理性思考——那站在女性立场审视男性制度的“莎菲眼睛”。1940—1942年，解放区明朗天空下的阴影促使丁玲思想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出强劲的“复苏”迹象，创作《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代表丁玲对解放区妇女问题的集中思考和女性意识的顽强呈现，揭示了解放区男女平等制度下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性别压迫和性奴役的男性中心主义实际存在并畅行的问题。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更为成熟和宽广，视点下沉到革命妇女、劳动妇女、受侮辱的妇女等更广泛的妇女层面上，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强劲复苏。丁玲女性意识在40年代初期陕北解放区的强劲复苏，有人惊呼“莎菲女士在延安！”有人说该时期是“丁玲女性思想的高峰”，而《“三八节”有感》是“女性思想抛物线的顶点”，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这个时期的丁玲火山喷吐似的表现了她的性别思考和女性立场，这种力度和强度甚至超过了莎菲时代，但可惜只是最后的辉煌。随之而来的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丁玲差点折损羽翼成为王实味第二。从此，她和她的创作就逐渐疏离了使她被文学史深刻记住的这个丁玲和这类作品了。
作者简介：盛映红（1973.5-），女，重庆人，厦门华厦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