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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政府从总理到央行行长，都发出了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呼吁。受世界经济萎缩，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主，大量依靠出口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率先受到冲击；受中国宏观调控。结构调整、融资困难等因素的叠加效应，近期，中国东南沿海数量巨大的中小型企业甚至出现了“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
金融海啸，料峭寒冬。解决了中国社会大量就业和财税收入的中小企业方阵，如何能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来？有样本借鉴、有策略探讨、有观点争论，CBF此次论坛邀请以下嘉宾，由知名投资分析师张健主持，试图为广大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困境中求生存和发展，振奋信心、寻找希望（以上观点为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刊观点）。
嘉宾 徐俊 上海界石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晓红 上海网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军民 腾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回望刚刚过去的2008年，由于年初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小企业信贷资金渐趋紧缩，融资难度加大。在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持续升高，区域经济模式潜在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金融海啸的全面爆发，苏浙一带的加工型出口、外贸企业的海外订单急剧降低，外商违约率也逐步升高。
在国内产业升级转型、国际经济波动等因素叠加效应下，中国众多中小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所依附的大企业、配套协作产业链也正在断裂的问题。“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大量企业出现停工、半停工现象。
灵活应变，高效优质的经营策略
作为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近5000家玩具企业生产的玩具产品占到了全球销量的50%、全国产值的70%以上。可就在不久前却传来了广州玩具商自杀、全球最大玩具商之一的合俊集团在东莞破产的消息。
根据海关方面的统计，2008年以来，广东有出口实绩的玩具企业数量（包括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骤然下降，基本只有原来的4-5成。对此，朱晓红提出，一方面可以归咎为统计方法；另一方面，以前有出口记录而2008年没有的，并不等同于企业倒闭。很多企业只是处在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或许是暂时不从事出口贸易，比如转做内销或者转行等。
自2008年年初，由于玩具生产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暴涨，加上劳动工资增加等因素，企业生产成本普遍上升超过25%。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和需求不旺等问题，产品的价格却无法同步上升，企业的利润受到极大挤压。
随后，出现了美国连续大宗召回玩具事件的发生，欧美国家相继提高了玩具进口技术标准。据悉，2009年，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法案》将正式实施，其中对玩具含铅量的标准下降至近乎于零，这对中国玩具企业显然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目前，广东玩具生产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态势，加工贸易订单向规模大、生产设备好、生产技术管理机制完善、品质检控有保障的大型企业集中。玩具的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并趋于稳定），但是在企业产品质量和产业升级以及结构调整方面显然更加符合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
其实，无论是从产品质量管理，还是产业链配套的成熟程度，离开广东，离开中国，国际玩具商在全球找不到更好的代工商。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迫使广东的玩具企业还需要在经营上更有弹性——通过创立自主品牌、开展技术创新、开拓多元化市场和实行精益管理，来满足市场需求，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有些广东的玩具企业就把高科技玩具的生产水平做到了业内领先，有的与动漫产业相结合，“玩”出了一片新天地。
对此，唐军民颇有感触，“小”是弱势也是优点。船小好掉头，应变能力强是中小企业的生存诀窍。以某IT企业为例，原来这家IT企业是为一家大型服装生产商提供视频监管方案的，在当前服装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依靠原有的基本技术核心，转向服务于电力、石油等IT需求依然旺盛的行业，保持了良好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动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不应过多抱怨外部环境，而更需要“积极自救”的思维模式。通过自身反思，迅速做出战略调整，抓住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获取新的发展空间。比如，在财务和成本上进行调整，尽可能减少库存释放现金，消除浪费，收缩不创造价值的活动等，在危机中识别新的机会。
提升附加值，调整结构的产业策略
金融海啸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结构性的，特别是对低端、传统型行业影响大，而IT和装备类等高端产业则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战略应该重新得到重视。
在中国目前“保增长、促内需”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过去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扩大内需将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为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2008年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到轻纺工业促发展的六项措施，一直到增值税转型改革，都明确了把“保增长、扩内需和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的经济振兴方向。
中国央行近日也再次明确表示，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节能减排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尽管针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峻性，朱晓红大声疾呼，对于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企业，不要因为担心社会问题而犹豫不决，该关的就关，要坚决出手。但是，根据中国市场需求层次多，城乡区域优势不同，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他认为发展现代产业并不等于放弃传统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长期并存，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将长期并存。关键还是回到，如何鼓励众多的中小企业成为在新品开发、技术创新和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先行者”、“排头兵”。
塞翁失马，危中寻机的市场策略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表明，危机中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遇。现在是许多企业最危难的时刻，但也是商机无限的时候。当前在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下，要积极提升新的市场份额。中国内需市场的空间非常大，这都是企业应该清醒地看到的。
以温州一些大规模鞋业企业为例，他们基本不受影响，外贸市场不景气，而国内的需求还是很旺盛。通过扩大国内市场，订单依然比较多。他们压缩自身规模，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业内团结合作，把接到的订单分给其他中小企业生产，保证了产能。体现了温州人很强的市场把握和拓展能力——很多原本外向型的企业开始学会“两条腿”走路——在拽紧国外市场的同时，开始尝试涉足国内市场。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好的企业不断创新生产研发，提升管理模式，增加人才储备，积蓄竞争优势。朱晓红就提出了“精修内，缓扩张”的主张，通过练好“内功”，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在寒冬中求生存与发展。
此外，温州企业还联合创新，“抱团御寒”。最近，温州市的18家服装企业组建了一个占地313.69亩，建筑面积43.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达5.6亿元的服装工业园，成为温州服装业新的亮点，为服装企业如何过冬走出了新路。“今天市场的恐慌大多是因为心理的高度恐惧造成的，而造成这些恐惧的原因，又在于太多不懂的人在装懂而混淆了视听。”
面对危机的挑战，一大批生机勃勃的中小型科技型创新企业由于竞争压力大、危机感强，不但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活力很强，管理、营销、体制机制等方面也都在创新。通过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力量集中到能够形成自身优势的领域和目标上来，或者谋求成本领先地位，或者争取产品差别优势，纷纷扬长避短乘势而行。以长三角经济区众多的打火机、皮鞋、皮带企业和珠三角经济区的电子企业为例，通过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行精益管理等方式“自救”，使自身的竞争力变得更强。
唐军民介绍到，在美国，内需占到GDP的70%，而中国只有30%。国内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相信只要转一下，由于出口市场萎缩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会迎刃而解的。只要勤奋、努力和善于发现、善于逆向思维，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既是危机也是机会。
而徐俊则从会展的角度认为，危机给政府转变职能、提升形象带来了机会。目前，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身处困境，对政府的救助往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作为有资源有优势的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层级进行有效地引导，实现政府服务职能完美变身。以会展业为例，由政府搭台，急企业之所需，为企业提供商机，将真正改变以往展会“会而不展”，博览会“展而不博”的弊病，不失为应对危机，促成抱团御寒的有效途径。
政、企、银联动的资源配置策略
一些优质企业虽然能够把自我掌控的部分做得好，但却无法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当前，中国许多优质的中小企业就由于市场变化太快而出现了资金链一时紧张的问题。提高信贷服务水平和能力，支持这些企业渡过难关，成为了中国政府和银行的工作重心。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前阶段出台企业税费减免或缓征措施的基础上，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实行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以温州为例，约6000亿元的民间资金如何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帮手？在严格遵守“只贷不存”、“利率不能超过银行4倍”等政策规定下，能否让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企、银的联动机制顺势而生。通过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支持金融业务创新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有效保障。
最近，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金融30条”）无疑是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在金融支持上的又一大利好消息。直接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血液”，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凸显了国家利用金融手段扶持和支持优质困难企业的快速“转身”。
唐军民认为，政府在支持的力度和操作技巧上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中央银行信贷已在放宽，但是中小企业没有贷款抵押物，没有信用担保，所以借款还是很困难。另外，只有进口生产设备才能获得财政补贴，这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好处。
各地纷纷推出“政、企、银联动”举措，对困难企业进行施救。在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拿出巨资为企业贷款提供反担保；在广东、浙江等地，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联合企业研究对策，开展信息交流、共建科研平台等活动。朱晓红提出，就以往“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温州模式和绍兴模式经验来看，只要政府发挥好了服务功能——在资金、人才、商机等给予支持，生存能力很强的浙江中小企业肯定能够从困难中走出来，并会产生巨大的回报。在形式上，徐俊认为，完全可以在政府主导下，由行业协会掏钱，企业免费参加，通过会展的形式，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易，从而实现扩大内需，扶持行业，扶持市场的目的。
说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张健提出，中国债市只有股市的10%，而美国企业债的规模则是IPO的10倍。因此，中国应该允许优质的企业，而不仅仅是大型企业发债融资。通过发展企业债和公司债，不仅扩大了投资者的投资空间和渠道，而且也完善了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的运作效率。对此，徐俊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目前尚有现实困境，比如发债的门槛，发债的成本、发债风险控制等方面，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的企业结构环境下，仍然会有比较长的探索阶段。
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政府从总理到央行行长，都发出了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呼吁。受世界经济萎缩，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主，大量依靠出口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率先受到冲击；受中国宏观调控。结构调整、融资困难等因素的叠加效应，近期，中国东南沿海数量巨大的中小型企业甚至出现了“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
金融海啸，料峭寒冬。解决了中国社会大量就业和财税收入的中小企业方阵，如何能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来？有样本借鉴、有策略探讨、有观点争论，CBF此次论坛邀请以下嘉宾，由知名投资分析师张健主持，试图为广大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困境中求生存和发展，振奋信心、寻找希望（以上观点为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刊观点）。
嘉宾 徐俊 上海界石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晓红 上海网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军民 腾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回望刚刚过去的2008年，由于年初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小企业信贷资金渐趋紧缩，融资难度加大。在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持续升高，区域经济模式潜在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金融海啸的全面爆发，苏浙一带的加工型出口、外贸企业的海外订单急剧降低，外商违约率也逐步升高。
在国内产业升级转型、国际经济波动等因素叠加效应下，中国众多中小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所依附的大企业、配套协作产业链也正在断裂的问题。“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大量企业出现停工、半停工现象。
灵活应变，高效优质的经营策略
作为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近5000家玩具企业生产的玩具产品占到了全球销量的50%、全国产值的70%以上。可就在不久前却传来了广州玩具商自杀、全球最大玩具商之一的合俊集团在东莞破产的消息。
根据海关方面的统计，2008年以来，广东有出口实绩的玩具企业数量（包括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骤然下降，基本只有原来的4-5成。对此，朱晓红提出，一方面可以归咎为统计方法；另一方面，以前有出口记录而2008年没有的，并不等同于企业倒闭。很多企业只是处在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或许是暂时不从事出口贸易，比如转做内销或者转行等。
自2008年年初，由于玩具生产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暴涨，加上劳动工资增加等因素，企业生产成本普遍上升超过25%。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和需求不旺等问题，产品的价格却无法同步上升，企业的利润受到极大挤压。
随后，出现了美国连续大宗召回玩具事件的发生，欧美国家相继提高了玩具进口技术标准。据悉，2009年，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法案》将正式实施，其中对玩具含铅量的标准下降至近乎于零，这对中国玩具企业显然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目前，广东玩具生产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态势，加工贸易订单向规模大、生产设备好、生产技术管理机制完善、品质检控有保障的大型企业集中。玩具的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并趋于稳定），但是在企业产品质量和产业升级以及结构调整方面显然更加符合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
其实，无论是从产品质量管理，还是产业链配套的成熟程度，离开广东，离开中国，国际玩具商在全球找不到更好的代工商。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迫使广东的玩具企业还需要在经营上更有弹性——通过创立自主品牌、开展技术创新、开拓多元化市场和实行精益管理，来满足市场需求，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有些广东的玩具企业就把高科技玩具的生产水平做到了业内领先，有的与动漫产业相结合，“玩”出了一片新天地。
对此，唐军民颇有感触，“小”是弱势也是优点。船小好掉头，应变能力强是中小企业的生存诀窍。以某IT企业为例，原来这家IT企业是为一家大型服装生产商提供视频监管方案的，在当前服装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依靠原有的基本技术核心，转向服务于电力、石油等IT需求依然旺盛的行业，保持了良好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动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不应过多抱怨外部环境，而更需要“积极自救”的思维模式。通过自身反思，迅速做出战略调整，抓住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获取新的发展空间。比如，在财务和成本上进行调整，尽可能减少库存释放现金，消除浪费，收缩不创造价值的活动等，在危机中识别新的机会。
提升附加值，调整结构的产业策略
金融海啸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结构性的，特别是对低端、传统型行业影响大，而IT和装备类等高端产业则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战略应该重新得到重视。
在中国目前“保增长、促内需”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过去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扩大内需将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为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2008年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到轻纺工业促发展的六项措施，一直到增值税转型改革，都明确了把“保增长、扩内需和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的经济振兴方向。
中国央行近日也再次明确表示，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节能减排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尽管针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峻性，朱晓红大声疾呼，对于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企业，不要因为担心社会问题而犹豫不决，该关的就关，要坚决出手。但是，根据中国市场需求层次多，城乡区域优势不同，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他认为发展现代产业并不等于放弃传统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长期并存，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将长期并存。关键还是回到，如何鼓励众多的中小企业成为在新品开发、技术创新和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先行者”、“排头兵”。
塞翁失马，危中寻机的市场策略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表明，危机中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遇。现在是许多企业最危难的时刻，但也是商机无限的时候。当前在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下，要积极提升新的市场份额。中国内需市场的空间非常大，这都是企业应该清醒地看到的。
以温州一些大规模鞋业企业为例，他们基本不受影响，外贸市场不景气，而国内的需求还是很旺盛。通过扩大国内市场，订单依然比较多。他们压缩自身规模，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业内团结合作，把接到的订单分给其他中小企业生产，保证了产能。体现了温州人很强的市场把握和拓展能力——很多原本外向型的企业开始学会“两条腿”走路——在拽紧国外市场的同时，开始尝试涉足国内市场。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好的企业不断创新生产研发，提升管理模式，增加人才储备，积蓄竞争优势。朱晓红就提出了“精修内，缓扩张”的主张，通过练好“内功”，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在寒冬中求生存与发展。
此外，温州企业还联合创新，“抱团御寒”。最近，温州市的18家服装企业组建了一个占地313.69亩，建筑面积43.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达5.6亿元的服装工业园，成为温州服装业新的亮点，为服装企业如何过冬走出了新路。“今天市场的恐慌大多是因为心理的高度恐惧造成的，而造成这些恐惧的原因，又在于太多不懂的人在装懂而混淆了视听。”
面对危机的挑战，一大批生机勃勃的中小型科技型创新企业由于竞争压力大、危机感强，不但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活力很强，管理、营销、体制机制等方面也都在创新。通过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力量集中到能够形成自身优势的领域和目标上来，或者谋求成本领先地位，或者争取产品差别优势，纷纷扬长避短乘势而行。以长三角经济区众多的打火机、皮鞋、皮带企业和珠三角经济区的电子企业为例，通过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行精益管理等方式“自救”，使自身的竞争力变得更强。
唐军民介绍到，在美国，内需占到GDP的70%，而中国只有30%。国内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相信只要转一下，由于出口市场萎缩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会迎刃而解的。只要勤奋、努力和善于发现、善于逆向思维，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既是危机也是机会。
而徐俊则从会展的角度认为，危机给政府转变职能、提升形象带来了机会。目前，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身处困境，对政府的救助往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作为有资源有优势的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层级进行有效地引导，实现政府服务职能完美变身。以会展业为例，由政府搭台，急企业之所需，为企业提供商机，将真正改变以往展会“会而不展”，博览会“展而不博”的弊病，不失为应对危机，促成抱团御寒的有效途径。
政、企、银联动的资源配置策略
一些优质企业虽然能够把自我掌控的部分做得好，但却无法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当前，中国许多优质的中小企业就由于市场变化太快而出现了资金链一时紧张的问题。提高信贷服务水平和能力，支持这些企业渡过难关，成为了中国政府和银行的工作重心。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前阶段出台企业税费减免或缓征措施的基础上，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实行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以温州为例，约6000亿元的民间资金如何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帮手？在严格遵守“只贷不存”、“利率不能超过银行4倍”等政策规定下，能否让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企、银的联动机制顺势而生。通过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支持金融业务创新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有效保障。
最近，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金融30条”）无疑是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在金融支持上的又一大利好消息。直接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血液”，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凸显了国家利用金融手段扶持和支持优质困难企业的快速“转身”。
唐军民认为，政府在支持的力度和操作技巧上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中央银行信贷已在放宽，但是中小企业没有贷款抵押物，没有信用担保，所以借款还是很困难。另外，只有进口生产设备才能获得财政补贴，这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好处。
各地纷纷推出“政、企、银联动”举措，对困难企业进行施救。在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拿出巨资为企业贷款提供反担保；在广东、浙江等地，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联合企业研究对策，开展信息交流、共建科研平台等活动。朱晓红提出，就以往“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温州模式和绍兴模式经验来看，只要政府发挥好了服务功能——在资金、人才、商机等给予支持，生存能力很强的浙江中小企业肯定能够从困难中走出来，并会产生巨大的回报。在形式上，徐俊认为，完全可以在政府主导下，由行业协会掏钱，企业免费参加，通过会展的形式，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易，从而实现扩大内需，扶持行业，扶持市场的目的。
说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张健提出，中国债市只有股市的10%，而美国企业债的规模则是IPO的10倍。因此，中国应该允许优质的企业，而不仅仅是大型企业发债融资。通过发展企业债和公司债，不仅扩大了投资者的投资空间和渠道，而且也完善了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的运作效率。对此，徐俊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目前尚有现实困境，比如发债的门槛，发债的成本、发债风险控制等方面，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的企业结构环境下，仍然会有比较长的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