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两年，一种新现象开始增多——核离婚。本文将为您讲述灾难远离后，辐射区的人们遭受的巨大压力和歧视。
生日蛋糕和核离婚
也许有一天爱子和野村健二回想起生日蛋糕事件时会相视一笑，默契地都不再提。那还是去年秋天的事情。爱子是福岛县郡山市的一名护士，那天是她35岁的生日。丈夫健二想给妻子一个惊喜。于是健二从邮局下班以后，在回家前买了一个自己能找到的最大的蛋糕。蛋糕上涂着厚厚的奶油，上面点缀着粉色玫瑰。
“我当时实在是没忍住”，爱子回忆说，“健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我看到蛋糕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这奶油安全吗？’”
福岛核电站离野村家只有56公里。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发生三次“堆芯熔毁”后，两年来野村夫妇就不再购买这片区域生产的奶制品和其他食物。42岁的健二对爱子承认，自己买蛋糕时忘了看奶油的产地了。“但我敢肯定没问题，吃一点吧，就这一次。”健二央求道。爱子不愿意，她也不让孩子们吃。健二一言不发，拿起叉子，独自一人把蛋糕吃得一干二净。夫妻俩因为这件事两天没有说话。
两年多前，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和海啸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造成了26年来全球最严重的核灾难。野村的家乡郡山市是一个内陆商业中心，人口约为33.7万。在郡山市能隐隐约约望见附近的高山。郡山市逃脱了海啸可怕的袭击，却无法逃脱核电站爆炸后扩散范围极广的放射性尘埃。核电站释放到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总量介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排放量的18%到40%（各方估计的数据不同），而日本受影响区域的人口数量却是后者的十倍之多。核事故之后，郡山市的放射水平已经高于法定标准30至40倍。在未来几十年里，郡山市都会长期受到铯以及其他放射性核素的污染。
野村夫妇有两个女儿，3岁的樱子和18个月大的康东。夫妻俩总算从灾难中熬了下来，维系住了婚姻和家庭，但也只是勉强而已。对于福岛县200万居民来说，家庭生活的压力如泰山般沉重。婚姻的不和谐变得很普遍，因此大家用一个新名词来形容这种离婚现象：核离婚。
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数据，但当地岩木明星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久保田泽子表示，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人们总是怀揣着焦虑情感在生活，当婚姻出现裂缝时，便无力修补关系。”辐射区的家庭一直被各种问题折磨：是继续留在家乡还是离开、关于放射性危险究竟该相信何种说法、现在怀孕是否安全、怎样做才是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如果夫妇俩对这些敏感问题产生分歧，通常不会有折中的办法，最终只有分道扬镳。”久保田说。
此外，久保田所说的“灾难蜜月期”已过，大家不再像灾难刚发生后互相帮助，而是承受灾难带来的长期心理创伤。受灾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自杀，患上抑郁症，酗酒，赌博或者使用家庭暴力。孩子也无法幸免，2012年末，福岛的孩子首次位居日本肥胖排行榜首位。原因很明显，他们吃得好，而且由于担心核污染长期窝在家里。
沉重的歧视
歧视福岛人的现象正在日本社会抬头。说起这种社会耻辱，可以追溯到当年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的广岛和长崎。当时那里的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嫁不出去，就因为大家害怕他们“被污染了”。如今这种无知重新在日本大众的潜意识中捣鬼。人们总能听说这样的事情，福岛人被禁止献血，福岛人的车玻璃被砸碎，福岛人求职时用人单位要求他们出示铯水平的医院证明……
一家东京的妇产医院建议一位刚生孩子的妈妈，不要让她福岛的父母来看望新诞生的孩子，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针对女性的歧视无处不在：媒体和网站上有很多负面评论，隐晦地指出福岛的女人是“遭到毁坏的东西”。2012年， 日本生态系协会负责人、著名反核活动家池谷户本在一次公共聚会上说：“福岛人不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的畸形率会飙升。”
保护女儿只能靠自己
我来到郡山市的一家木屋餐馆，爱子和健二正在那里吃午饭。夫妇俩坐在榻榻米上的矮桌旁，安静地吃着东西，天真无邪的樱子和康东正趴在他们身上。
爱子说，这家餐馆成了他们新的圣地。餐馆的名字叫“银河边缘”，以前向顾客供应健康食品，现在则提供对身体更好的食品——保证不含辐射物质的餐饮。“在这里进餐很放松。我不用自己掌勺，也不用担心忧虑。”
准备豆腐三明治、黑芝麻包、味噌汤和其他菜品颇费一番功夫，但餐馆厨房里还有一台伽马光谱仪器，仪器大小看上去和雀巢胶囊咖啡机类似，只不过它是用来测量可能会致命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7。餐馆老板友马胜来50岁左右，精力充沛，戴着蓝色的大围巾。她解释道，每一样食品都会先剥皮切块，然后再放到仪器里30分钟。“我们烹饪用的每一样原料都会选取样品，然后反复检查。”友马说，“工作量很大，但是我希望能让顾客在这里进餐时更放心、更安心。”
尽管这家餐馆独一无二，但许多民间团体手里也有类似的仪器，他们在购物中心设立了临时办公室，这样顾客就可以自己检查购买的一切物品，如食品、杂货和植物油等等。“没有人再相信政府。”爱子说，“政府原本宣称安全的牛肉、米饭和蔬菜结果都被发现遭到了严重污染。你只能相信自己。”
有关安全的信息矛盾重重，总是引发健二和爱子无休止的争吵。“我们最后会向对方大吵大叫。”健二说，“我们当然更愿意一起搬离这个地方，可经济上承担不起。”他是个说话柔声细语的男人，垂在额前的刘海整齐地耷拉在眼镜框上。“真要搬走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找份新工作很难。”郡山市和其他许多受到影响的城镇一样，并不在强制疏散区域之内。政府下令认为，核电站30公里以外的辐射对健康的损害“微乎其微”，也不会向这些区域自发撤离的人提供任何帮助。政府害怕居民纷纷撤离，会让已经承受灾难袭击的地区雪上加霜。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也是有根据的，几乎没有福岛居民遭受超过100微希沃特的辐射量（这个辐射量是导致癌症的门槛）。但是，其他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辐射量远远小于这个标准也会引发癌症。去年11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阿南·格罗弗访问了福岛，批评日本政府对事故对健康造成的损害估计不足。不过正如他们所说的，事情很复杂。 太多未知和不定因素让野村夫妇无法体会到安全感。“要说我们从中懂得了什么，那就是政府和科学家并不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健二说，“即使风险很小，我们也得拼尽全力减少女儿遭受的辐射。”爱子点点头：“为了保护孩子，我们别无选择。”
这意味着他们要努力填补生活中的漏洞，但又不能把生活弄成一团糟，成为过度消毒后剩下的气泡。要达到平衡很难，爱子承认自己经常觉得煎熬。“我们出门时樱子总想采一些花花草草。那时我就会脱口而出，‘不要碰那些东西，把手拿开。’说出这样的话，我也很伤心。”野村一家人出门时都会戴上面罩，能开车绝不走路。他们会把衣服在屋内晾干，不用自来水，不吃鱼、海带、奶制品以及当地种植的稻米和蔬菜。他们和许多人一样都有一个便携式测量仪，用来测量室外的辐射量。尽管郡山大部分地方已经通过冲洗和去除表层土壤排除污染，但是风和雨水还是会带来高辐射。人们时不时会在各个地方发现新的辐射聚集“热点”，其中有操场，也有停车场，这些都让大家一直惴惴不安。
这一年，女儿会得病吗
灾难发生时，康东还没有出生，爱子怀孕才五个星期。即将拥有第二个宝宝的幸福瞬间转变成抓狂的绝望。“我们知道辐射对未出生的宝宝伤害尤其大，所以我们很害怕。”但由于事后政府一再安慰人心，直到一周后爱子才决定带着樱子去南方。但那时已经太晚，他们没能躲过碘-131，这种半衰期为8天左右的放射性同位素会影响甲状腺功能。据说碘-131是造成数千起切尔诺贝利儿童甲状腺癌症的元凶。2013年2月，日本福岛的13.3万名儿童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其中42%的人有不正常的甲状腺囊肿和瘤块。
爱子带着樱子去找南方大阪的朋友，健二留守在家。当新闻一直在播放有关核污染的消息时，爱子央求丈夫也离开郡山。“我告诉他，他的工作不重要，我不在乎钱，但健二愤怒地拒绝了。”健二20岁时就开始在邮局上班，他告诉爱子，离开同事就像抛弃他们一样。“郡山的有些朋友甚至催我回去。他们说，要死也要死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想法。”爱子说。
2011年11月，爱子即将生下第二个孩子，她离开大阪来到东京。首都东京有更多专家研究辐射对未出生孩子的影响，而且这里也离家乡近一点，方便健二过来看她。但是，他们三年的婚姻濒临崩溃。“我们想让婚姻继续，可似乎不可能了，我们俩都很固执。”
爱子刚从核事故中逃生，怀着身孕，独自一人在首都生活，身后还拖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这一切几乎快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康东出生时屁股上有个“奇怪的印记”，不过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爱子说，康东身上那个新月形的印记非常奇特，有十位专家来给她做检查，但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所有的医生都跑到房间里来了，感觉我们就像小白鼠一样。”
康东几个月大时，爱子屈服了，又搬回了郡山。“让孩子远离父亲，过着吉普赛人一样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郡山原本是日本最富裕的农业区之一，盛产稻米、海产品和蔬菜，如今郡山正努力重振经济。在日本谨小慎微的交际场合中，大家都忌讳提到不买本地产品或者担心辐射的话题。
爱子明白重新振兴这片地区和去除消极因素的必要性，但是绝不能因此低估了灾难或者居民所面对的危险。她对政府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很生气，也对自己以及福岛所有与核电“沆瀣一气”的人很生气。“我们都要为此负责，”她说道，“我们投票同意建造核电站，我们想要得到核电站带来的物质利益。”
不过，野村夫妇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女儿的健康。低剂量辐射会潜入身体组织，损害DNA，造成的严重损害通常在几年内不会显现。福岛核事故已过去两年多，夫妇俩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正在重建，家乡也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但想从一场核事故中彻底缓过来是不可能的”，爱子说，“以后每次核事故周年时，我和健二都会想：‘这一年，我们的女儿会得病吗？’”
（摘自《海外文摘》）
生日蛋糕和核离婚
也许有一天爱子和野村健二回想起生日蛋糕事件时会相视一笑，默契地都不再提。那还是去年秋天的事情。爱子是福岛县郡山市的一名护士，那天是她35岁的生日。丈夫健二想给妻子一个惊喜。于是健二从邮局下班以后，在回家前买了一个自己能找到的最大的蛋糕。蛋糕上涂着厚厚的奶油，上面点缀着粉色玫瑰。
“我当时实在是没忍住”，爱子回忆说，“健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我看到蛋糕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这奶油安全吗？’”
福岛核电站离野村家只有56公里。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发生三次“堆芯熔毁”后，两年来野村夫妇就不再购买这片区域生产的奶制品和其他食物。42岁的健二对爱子承认，自己买蛋糕时忘了看奶油的产地了。“但我敢肯定没问题，吃一点吧，就这一次。”健二央求道。爱子不愿意，她也不让孩子们吃。健二一言不发，拿起叉子，独自一人把蛋糕吃得一干二净。夫妻俩因为这件事两天没有说话。
两年多前，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和海啸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造成了26年来全球最严重的核灾难。野村的家乡郡山市是一个内陆商业中心，人口约为33.7万。在郡山市能隐隐约约望见附近的高山。郡山市逃脱了海啸可怕的袭击，却无法逃脱核电站爆炸后扩散范围极广的放射性尘埃。核电站释放到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总量介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排放量的18%到40%（各方估计的数据不同），而日本受影响区域的人口数量却是后者的十倍之多。核事故之后，郡山市的放射水平已经高于法定标准30至40倍。在未来几十年里，郡山市都会长期受到铯以及其他放射性核素的污染。
野村夫妇有两个女儿，3岁的樱子和18个月大的康东。夫妻俩总算从灾难中熬了下来，维系住了婚姻和家庭，但也只是勉强而已。对于福岛县200万居民来说，家庭生活的压力如泰山般沉重。婚姻的不和谐变得很普遍，因此大家用一个新名词来形容这种离婚现象：核离婚。
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数据，但当地岩木明星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久保田泽子表示，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人们总是怀揣着焦虑情感在生活，当婚姻出现裂缝时，便无力修补关系。”辐射区的家庭一直被各种问题折磨：是继续留在家乡还是离开、关于放射性危险究竟该相信何种说法、现在怀孕是否安全、怎样做才是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如果夫妇俩对这些敏感问题产生分歧，通常不会有折中的办法，最终只有分道扬镳。”久保田说。
此外，久保田所说的“灾难蜜月期”已过，大家不再像灾难刚发生后互相帮助，而是承受灾难带来的长期心理创伤。受灾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自杀，患上抑郁症，酗酒，赌博或者使用家庭暴力。孩子也无法幸免，2012年末，福岛的孩子首次位居日本肥胖排行榜首位。原因很明显，他们吃得好，而且由于担心核污染长期窝在家里。
沉重的歧视
歧视福岛人的现象正在日本社会抬头。说起这种社会耻辱，可以追溯到当年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的广岛和长崎。当时那里的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嫁不出去，就因为大家害怕他们“被污染了”。如今这种无知重新在日本大众的潜意识中捣鬼。人们总能听说这样的事情，福岛人被禁止献血，福岛人的车玻璃被砸碎，福岛人求职时用人单位要求他们出示铯水平的医院证明……
一家东京的妇产医院建议一位刚生孩子的妈妈，不要让她福岛的父母来看望新诞生的孩子，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针对女性的歧视无处不在：媒体和网站上有很多负面评论，隐晦地指出福岛的女人是“遭到毁坏的东西”。2012年， 日本生态系协会负责人、著名反核活动家池谷户本在一次公共聚会上说：“福岛人不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的畸形率会飙升。”
保护女儿只能靠自己
我来到郡山市的一家木屋餐馆，爱子和健二正在那里吃午饭。夫妇俩坐在榻榻米上的矮桌旁，安静地吃着东西，天真无邪的樱子和康东正趴在他们身上。
爱子说，这家餐馆成了他们新的圣地。餐馆的名字叫“银河边缘”，以前向顾客供应健康食品，现在则提供对身体更好的食品——保证不含辐射物质的餐饮。“在这里进餐很放松。我不用自己掌勺，也不用担心忧虑。”
准备豆腐三明治、黑芝麻包、味噌汤和其他菜品颇费一番功夫，但餐馆厨房里还有一台伽马光谱仪器，仪器大小看上去和雀巢胶囊咖啡机类似，只不过它是用来测量可能会致命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7。餐馆老板友马胜来50岁左右，精力充沛，戴着蓝色的大围巾。她解释道，每一样食品都会先剥皮切块，然后再放到仪器里30分钟。“我们烹饪用的每一样原料都会选取样品，然后反复检查。”友马说，“工作量很大，但是我希望能让顾客在这里进餐时更放心、更安心。”
尽管这家餐馆独一无二，但许多民间团体手里也有类似的仪器，他们在购物中心设立了临时办公室，这样顾客就可以自己检查购买的一切物品，如食品、杂货和植物油等等。“没有人再相信政府。”爱子说，“政府原本宣称安全的牛肉、米饭和蔬菜结果都被发现遭到了严重污染。你只能相信自己。”
有关安全的信息矛盾重重，总是引发健二和爱子无休止的争吵。“我们最后会向对方大吵大叫。”健二说，“我们当然更愿意一起搬离这个地方，可经济上承担不起。”他是个说话柔声细语的男人，垂在额前的刘海整齐地耷拉在眼镜框上。“真要搬走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找份新工作很难。”郡山市和其他许多受到影响的城镇一样，并不在强制疏散区域之内。政府下令认为，核电站30公里以外的辐射对健康的损害“微乎其微”，也不会向这些区域自发撤离的人提供任何帮助。政府害怕居民纷纷撤离，会让已经承受灾难袭击的地区雪上加霜。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也是有根据的，几乎没有福岛居民遭受超过100微希沃特的辐射量（这个辐射量是导致癌症的门槛）。但是，其他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辐射量远远小于这个标准也会引发癌症。去年11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阿南·格罗弗访问了福岛，批评日本政府对事故对健康造成的损害估计不足。不过正如他们所说的，事情很复杂。 太多未知和不定因素让野村夫妇无法体会到安全感。“要说我们从中懂得了什么，那就是政府和科学家并不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健二说，“即使风险很小，我们也得拼尽全力减少女儿遭受的辐射。”爱子点点头：“为了保护孩子，我们别无选择。”
这意味着他们要努力填补生活中的漏洞，但又不能把生活弄成一团糟，成为过度消毒后剩下的气泡。要达到平衡很难，爱子承认自己经常觉得煎熬。“我们出门时樱子总想采一些花花草草。那时我就会脱口而出，‘不要碰那些东西，把手拿开。’说出这样的话，我也很伤心。”野村一家人出门时都会戴上面罩，能开车绝不走路。他们会把衣服在屋内晾干，不用自来水，不吃鱼、海带、奶制品以及当地种植的稻米和蔬菜。他们和许多人一样都有一个便携式测量仪，用来测量室外的辐射量。尽管郡山大部分地方已经通过冲洗和去除表层土壤排除污染，但是风和雨水还是会带来高辐射。人们时不时会在各个地方发现新的辐射聚集“热点”，其中有操场，也有停车场，这些都让大家一直惴惴不安。
这一年，女儿会得病吗
灾难发生时，康东还没有出生，爱子怀孕才五个星期。即将拥有第二个宝宝的幸福瞬间转变成抓狂的绝望。“我们知道辐射对未出生的宝宝伤害尤其大，所以我们很害怕。”但由于事后政府一再安慰人心，直到一周后爱子才决定带着樱子去南方。但那时已经太晚，他们没能躲过碘-131，这种半衰期为8天左右的放射性同位素会影响甲状腺功能。据说碘-131是造成数千起切尔诺贝利儿童甲状腺癌症的元凶。2013年2月，日本福岛的13.3万名儿童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其中42%的人有不正常的甲状腺囊肿和瘤块。
爱子带着樱子去找南方大阪的朋友，健二留守在家。当新闻一直在播放有关核污染的消息时，爱子央求丈夫也离开郡山。“我告诉他，他的工作不重要，我不在乎钱，但健二愤怒地拒绝了。”健二20岁时就开始在邮局上班，他告诉爱子，离开同事就像抛弃他们一样。“郡山的有些朋友甚至催我回去。他们说，要死也要死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想法。”爱子说。
2011年11月，爱子即将生下第二个孩子，她离开大阪来到东京。首都东京有更多专家研究辐射对未出生孩子的影响，而且这里也离家乡近一点，方便健二过来看她。但是，他们三年的婚姻濒临崩溃。“我们想让婚姻继续，可似乎不可能了，我们俩都很固执。”
爱子刚从核事故中逃生，怀着身孕，独自一人在首都生活，身后还拖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这一切几乎快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康东出生时屁股上有个“奇怪的印记”，不过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爱子说，康东身上那个新月形的印记非常奇特，有十位专家来给她做检查，但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所有的医生都跑到房间里来了，感觉我们就像小白鼠一样。”
康东几个月大时，爱子屈服了，又搬回了郡山。“让孩子远离父亲，过着吉普赛人一样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郡山原本是日本最富裕的农业区之一，盛产稻米、海产品和蔬菜，如今郡山正努力重振经济。在日本谨小慎微的交际场合中，大家都忌讳提到不买本地产品或者担心辐射的话题。
爱子明白重新振兴这片地区和去除消极因素的必要性，但是绝不能因此低估了灾难或者居民所面对的危险。她对政府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很生气，也对自己以及福岛所有与核电“沆瀣一气”的人很生气。“我们都要为此负责，”她说道，“我们投票同意建造核电站，我们想要得到核电站带来的物质利益。”
不过，野村夫妇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女儿的健康。低剂量辐射会潜入身体组织，损害DNA，造成的严重损害通常在几年内不会显现。福岛核事故已过去两年多，夫妇俩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正在重建，家乡也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但想从一场核事故中彻底缓过来是不可能的”，爱子说，“以后每次核事故周年时，我和健二都会想：‘这一年，我们的女儿会得病吗？’”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