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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在伊朗发现了一批波斯古地图，记载了中国南海海域。例如，地图将世界分为印度、阿拉伯、埃及、波斯、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地区）、中国六大区域，下端（东部）紧邻印度海（洋）的整个海域被明确标注为“中国海”，不少地图还标有“中国岛屿”字样。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南海的活动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又一重要历史证据
“我在研究伊朗古地图时，发现很多古地图中提到中国和中国海。” 2012年3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得知老朋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乌苏吉教授正应邀在北京大学讲学，便约对方一见，然后就听到了这句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研究方向也因此发生了很大改变。
如今身为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的姚继德，2004至2005年间曾经公派赴伊朗德黑兰大学人文学院做过中国-伊朗关系史的访问研究，并曾对伊朗全国26省和波斯湾沿岸进行过多次学术考察。长期从事中外交通史、丝绸之路史、伊朗学、伊斯兰教史等方面的研究的姚继德，凭借自己的学术经验和直觉，马上意识到乌苏吉所提到的这些古地图的历史价值。稍晚些时候，在收到乌苏吉发来的五六幅代表性的伊朗古地图后，姚继德心里更有了底，“这些古地图有可能成为中国主张对南海诸岛主权的来自第三方的有力历史证据。”
历史地名的由来和命名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又关乎着一个国家传统地理疆域的历史沿革、领土主权和国家民族的尊严。本世纪初，为了维护波斯湾的命名权，伊朗政府曾设立国家级课题，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展了世界古地图中所记载的波斯湾史料的系统整理研究，并于2008年前后出版了波斯文和英文对照的《历史地图中所描述的波斯湾》一书，公之于世。作为课题组的重要一员，乌苏吉在查阅大量伊朗古地图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古地图中都用波斯文明确地写有“中国海”“中国岛屿”“中国海湾”的字样。
而就在姚继德从乌苏吉那儿得知这一发现的消息后不久，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爆发。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还挑起了针对中国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菲律宾方面一连串加剧南海局势紧张的行为让姚继德研究这些古地图的意愿更加迫切。“这项研究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姚继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从维护国家传统海疆主权的角度而言，世界现存古地图的研究一直有着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很多国家都格外重视世界古地图的研究。而伊斯兰世界现存的古地图在世界古地图中占有重要一席，更成为各国争相研究的重中之重。
因为和日本在东海海域存在岛屿归属争端，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韩国“东海学会”和“大韩民国海外情报服务社”曾联合组织专家学者赴海外广泛收集世界古地图进行研究考释，于2004年正式出版了《西方古地图中的东海：以公元17至18世纪为例》一书。该书也使用了大量包括伊朗古地图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珍藏的古地图文献。
代表当时世界地图学的最高水准
在和乌苏吉就具体合作研究事宜进行严谨、细致的商讨后，在云南大学的支持下，2013年4月，中国南海古地图项目正式启动，由姚继德和乌苏吉一并出任项目课题组首席专家，同时还吸纳了多名来自中伊两国的研究中东文化和宗教、民族问题的青年文化学者。2014年，云南省政府对此项目给予了专项经费支持。
2013年8月，姚继德邀请乌苏吉等伊方合作人来到云南昆明，对项目具体研究工作及分工进行了初步商定：前期主要由乌苏吉教授完成对伊朗相关图书馆、档案馆里的明确标有中国、中国海内容的古地图的搜集，并完成古地图样图的初步注释，课题组两位波斯文专家对乌苏吉教授的注释进行翻译;后期则由姚继德教授全面负责对中文翻译稿的审校，撰写导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地理文献再对古地图文本进行学术考释，而后将经他审定的中文文本交由其他成员翻译成英文，公开出版为一部波斯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对照的地图集。
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在繁忙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之余，乌苏吉搜集到了分别收藏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图书馆手稿室、伊朗议会图书馆和伊朗国家档案馆等地的古地图共50余幅。到2016年2月份，他完成了对这些古地图的注解。这些地图的年代自公元10世纪至17世纪（中国唐朝至明清时期），整整跨越了七百余年。在这一时期，欧洲正经历着神权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则处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高度文明的辉煌时期，与之相媲美的同时期世界文明大国只有东方的中华唐、宋两大帝国。
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也在这一时期迎来繁荣期。来自阿拉伯和波斯（伊朗古名）的穆斯林航海家们，驾驭着包括三角帆船在内的先进船队，往返于从地中海到印度洋、进入南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一海上大通道上，成为当时航行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三大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执牛耳者。一大批穆斯林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也搭乘商船络绎于途，来到远东的印度和中国，他们的旅行记中，记载了大量的远东地理知识与信息。如今人们看到的这些伊朗古地图，就出自这些穆斯林航海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之手。
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古老的文明古国，两国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也有超过2500年的悠久历史，而丝绸之路就是中伊之间的“国际大通道”。根据史书记载，丝绸之路形成的时间至少始于先秦（公元前4世纪）两汉，而止于明代（公元16世纪）。由于古时造船技术的局限，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于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中国的宋朝时期，由于当时的西域（今中亚、西亚）一代频繁发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而这时造船业也开始日益发达，再加上中国的指南针逐渐在中外航海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也推动了航海业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上承希腊，下纳中华、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成果，使得该时期穆斯林地理学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与发展。”姚继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穆斯林地理学知识和地图制作水平，代表着这一时期世界地理学和地图学的最高水准。 在乌苏吉搜集古地图并进行考释的时候，姚继德一方面与他就课题的进展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作，另一方面也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搜集世界古地图研究著作，进行系统考释方面的学术准备。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姚继德借赴印度班加罗尔基督教大学完成美国美联基金会访问学者工作期间，曾专门赴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沿岸进行过实地考察，追寻这些曾经在阿拉伯、波斯和郑和下西洋时期的重要港埠城市的遗址遗迹。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初，在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座访问学者期间，姚继德在香港购买了七种相关著作，装了满满两大箱。
据姚继德介绍，古巴比伦《泥板世界地图》是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成图于公元前7世纪的巴比伦新亚述王朝。该图以巴比伦为中心，四周以海水环绕着陆地的圆形图，体现了新亚述帝国当时的世界观。
在古巴比伦《泥板地图》之后的世界古地图则是希腊西比欧《世界分带地图》，绘制于公元前2世纪，它将世界分为五大块，因此被称为“世界分带地图”。地图上划分的五个地带分别是：北寒带（北极圈）、北温带（北回归线）、热带（赤道）、南温带（南回归线）和南寒带（南极圈）。这幅世界地图还呈现出以北极星为指引的希腊文化传统，其方位规律和现代的地图一致，为上北、下南。
公元2世纪时出生于埃及并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求学成名的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著有八卷本的《地理学》著作，强调了地球是圆形的，并把球面投影到平面上，奠定了世界地理学与地图制图学的基础。遗憾的是，托勒密的地理学与制图学理论后来遭到罗马教廷神权至上的冲击，在西方消失了近千年。不过，托勒密的这部地理学论著，在公元9世纪初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兴起后的“百年翻译运动”中，被穆斯林学者翻译成阿拉伯文得到保存，后对阿拉伯伊斯兰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受托勒密地理学和地图学理论直接影响的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是公元12世纪初出生在北非塞卜泰（Sebta，今摩洛哥休达市Ceuta）的伊德里斯（Edrisi）。他年轻时游历过埃及、北非、希腊、罗马和小亚细亚等地，通晓伊斯兰和希腊文化，除精通地理学、历史学外，还在医学、阿拉伯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颇有造诣。在伊德里斯的传世地理学著作《罗吉尔书》（原名《愉快的远行》）中，附有70幅地图，包括最为著名的《伊德里斯世界地图》。
在此图中，伊德里斯继承了托勒密地图的风格，依据罗吉尔二世派往各地实测者提供的新材料，结合自己游历世界各地的经验，采用了经纬线正交的方法分割当时已知的世界区域，实际上绘制出了地球的一半，并首次提出了世界地理的“七大区域”说。这幅地图代表了公元12世纪时世界地图的最高水平，因此被后世广为摹绘。
由于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根据古代伊斯兰地理观念认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穆斯林每日礼拜的朝向（Qibla）阿拉伯半岛的麦加（Mecca）的方向——南方为上，所以伊斯兰世界古地图的方位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般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和现代地图的方位刚好相反。
据姚继德介绍，课题组所搜集到的50余幅由伊朗所存这批古地图，其方位基本也都是依照“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规律;其图形主要为世界分区图、球形图和平面网格图等三种类型。对于当时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来说，这是他们根据自身所掌握的地理知识，以波斯为中心，描画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和想象。
“我们要做到全面、真实的记录”
“这些地图堪称‘养在深闺人不识’的一批绝世珍宝。”姚继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这批地图上标注的多为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这种先天的语言障碍，阻隔了这些珍贵地图的广泛流传，只有少量几幅地图例外，偶然流入西方。
这种障碍即便到现在也依然存在。在课题组对古地图进行考释和翻译的过程中，古波斯语的理解以及一些古代地名、书名的翻译都是很费劲的事情。主要负責波斯文翻译的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中国专家白志所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有许多地名，中文和波斯文的发音有很大的区别，如波斯文献把广州称为“Khanfu”，把占婆海称为“Sanf”，把河内称为“lojin”等等。“翻译这些地名时，不能直接音译，须查阅中文历史地理资料，看中文文献中是怎样称呼的。”
而在古波斯语文献中，关于“中国”一词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名称，如“秦”（中国）、“马秦”（该词由意为巨大的印度梵语“ma”和意为秦的波斯语“chin”组成，有“大中国”或“大秦”的意思）、内中国和外中国等等，有时还使用阿拉伯语“隋尼”（中国）、“隋尼隋尼”（中国之中国），“比拉迪隋尼”（中国国）。
在白志所遇到翻译难题时，他会去向伊朗方面的合作学者寻求帮助，然后共同去查证，力争做到最准确的翻译。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到2016年6月，此次搜集到的伊朗所藏的全部50余幅古地图的初步标注、考释和波斯文翻译工作已经完成。
姚继德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一幅收录在名为《朝向识别》的纸质手抄本中的《世界地图》影印件。“这是我们在伊朗议会图书馆用专业设备对原图进行翻拍，再经过地图制图工程师的修复印刷得来。当时手抄本的尺寸通常为正度16开，即185mm×260mm，这些样图均是按1：1的比例制作的。”
姚继德还介绍称，这幅古地图是公元11世纪波斯著名地理学家吉哈尼绘制的球形图，地名标注为波斯文。这幅绘制在泛黄插页上的古地图以黄、白、蓝色为主，将世界分为印度、阿拉伯、埃及、波斯、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地区）、中国六大区域，下端（东部）紧邻印度海（洋）的整个海域被明确标注为“中国海”。
14世纪末15世纪初，伊朗地理学家戈亚斯·丁·贾姆希德·喀尚尼在其绘制的珍贵古地图《国家分布图》中，将紧邻印度海的东部海洋部分明确标注为“中国海湾”，这是第一幅将中国海称之为“中国海湾”的地图。
按照现在的地图标准来看，这些地图显得非常简单和质朴，但在当时，这些地图已经是最高水平了，“色彩都是四个以上，是标准的彩色图。”在姚继德看来，这些地图之所以现在看上去依然色彩鲜艳清晰，跟伊朗人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和保存历史文献有关系。从2008年至今，姚继德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伊朗，“这十几年里，我每去到伊朗的一个地方，哪怕是个很小的城市，都有博物馆，而且都管理得很好。”
“虽然当时的地图绘制得不够精细，但对照今天的地图，就会发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这块海域被称为中国海，后来又被称为中国海湾。这对认识今天中国传统的海疆很有现实意义。”姚继德认为。
和韩国在2004年出版的《西方古地图中的东海》一书中选择性地以公元17至18世纪为重点不同，姚继德主持的这一课题则对目前所搜集到的全部50余幅分别收藏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图书馆手稿室、伊朗议会图书馆和伊朗国家档案馆等处的古地图进行了全面记录。“我们要做到全面、真实的记录和考释，以体现出这批古地图的丰富历史价值。”姚继德说。
不过，这样的做法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50多幅图中，大部分距离现在的时间比较久远，绘制地图的条件和方法也和现在相差甚多，很难将这些古地图与现代地图进行完全的对应。乌苏吉曾在伊朗请地图制图工程师做过多次尝试，但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而课题组也一直对此进行探讨，但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对此我一直觉得是个缺憾。”姚继德坦言。
“虽然很困难，但我们还是会去想办法。”而且，姚继德教授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在完成这个课题的全部工作之后，他会继续寻找和搜集收藏在伊朗之外的其他中东国家涉及中国的古地图，并开展后续研究。而在日前于云南大学召开的“中国南海古地图项目”推进会上，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杨林也明确表态称，校方将在学科配置、人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
“我在研究伊朗古地图时，发现很多古地图中提到中国和中国海。” 2012年3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得知老朋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乌苏吉教授正应邀在北京大学讲学，便约对方一见，然后就听到了这句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研究方向也因此发生了很大改变。
如今身为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的姚继德，2004至2005年间曾经公派赴伊朗德黑兰大学人文学院做过中国-伊朗关系史的访问研究，并曾对伊朗全国26省和波斯湾沿岸进行过多次学术考察。长期从事中外交通史、丝绸之路史、伊朗学、伊斯兰教史等方面的研究的姚继德，凭借自己的学术经验和直觉，马上意识到乌苏吉所提到的这些古地图的历史价值。稍晚些时候，在收到乌苏吉发来的五六幅代表性的伊朗古地图后，姚继德心里更有了底，“这些古地图有可能成为中国主张对南海诸岛主权的来自第三方的有力历史证据。”
历史地名的由来和命名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又关乎着一个国家传统地理疆域的历史沿革、领土主权和国家民族的尊严。本世纪初，为了维护波斯湾的命名权，伊朗政府曾设立国家级课题，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展了世界古地图中所记载的波斯湾史料的系统整理研究，并于2008年前后出版了波斯文和英文对照的《历史地图中所描述的波斯湾》一书，公之于世。作为课题组的重要一员，乌苏吉在查阅大量伊朗古地图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古地图中都用波斯文明确地写有“中国海”“中国岛屿”“中国海湾”的字样。
而就在姚继德从乌苏吉那儿得知这一发现的消息后不久，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爆发。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还挑起了针对中国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菲律宾方面一连串加剧南海局势紧张的行为让姚继德研究这些古地图的意愿更加迫切。“这项研究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姚继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从维护国家传统海疆主权的角度而言，世界现存古地图的研究一直有着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很多国家都格外重视世界古地图的研究。而伊斯兰世界现存的古地图在世界古地图中占有重要一席，更成为各国争相研究的重中之重。
因为和日本在东海海域存在岛屿归属争端，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韩国“东海学会”和“大韩民国海外情报服务社”曾联合组织专家学者赴海外广泛收集世界古地图进行研究考释，于2004年正式出版了《西方古地图中的东海：以公元17至18世纪为例》一书。该书也使用了大量包括伊朗古地图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珍藏的古地图文献。
代表当时世界地图学的最高水准
在和乌苏吉就具体合作研究事宜进行严谨、细致的商讨后，在云南大学的支持下，2013年4月，中国南海古地图项目正式启动，由姚继德和乌苏吉一并出任项目课题组首席专家，同时还吸纳了多名来自中伊两国的研究中东文化和宗教、民族问题的青年文化学者。2014年，云南省政府对此项目给予了专项经费支持。
2013年8月，姚继德邀请乌苏吉等伊方合作人来到云南昆明，对项目具体研究工作及分工进行了初步商定：前期主要由乌苏吉教授完成对伊朗相关图书馆、档案馆里的明确标有中国、中国海内容的古地图的搜集，并完成古地图样图的初步注释，课题组两位波斯文专家对乌苏吉教授的注释进行翻译;后期则由姚继德教授全面负责对中文翻译稿的审校，撰写导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地理文献再对古地图文本进行学术考释，而后将经他审定的中文文本交由其他成员翻译成英文，公开出版为一部波斯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对照的地图集。
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在繁忙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之余，乌苏吉搜集到了分别收藏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图书馆手稿室、伊朗议会图书馆和伊朗国家档案馆等地的古地图共50余幅。到2016年2月份，他完成了对这些古地图的注解。这些地图的年代自公元10世纪至17世纪（中国唐朝至明清时期），整整跨越了七百余年。在这一时期，欧洲正经历着神权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则处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高度文明的辉煌时期，与之相媲美的同时期世界文明大国只有东方的中华唐、宋两大帝国。
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也在这一时期迎来繁荣期。来自阿拉伯和波斯（伊朗古名）的穆斯林航海家们，驾驭着包括三角帆船在内的先进船队，往返于从地中海到印度洋、进入南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一海上大通道上，成为当时航行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三大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执牛耳者。一大批穆斯林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也搭乘商船络绎于途，来到远东的印度和中国，他们的旅行记中，记载了大量的远东地理知识与信息。如今人们看到的这些伊朗古地图，就出自这些穆斯林航海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之手。
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古老的文明古国，两国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也有超过2500年的悠久历史，而丝绸之路就是中伊之间的“国际大通道”。根据史书记载，丝绸之路形成的时间至少始于先秦（公元前4世纪）两汉，而止于明代（公元16世纪）。由于古时造船技术的局限，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于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中国的宋朝时期，由于当时的西域（今中亚、西亚）一代频繁发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而这时造船业也开始日益发达，再加上中国的指南针逐渐在中外航海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也推动了航海业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上承希腊，下纳中华、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成果，使得该时期穆斯林地理学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与发展。”姚继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穆斯林地理学知识和地图制作水平，代表着这一时期世界地理学和地图学的最高水准。 在乌苏吉搜集古地图并进行考释的时候，姚继德一方面与他就课题的进展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作，另一方面也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搜集世界古地图研究著作，进行系统考释方面的学术准备。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姚继德借赴印度班加罗尔基督教大学完成美国美联基金会访问学者工作期间，曾专门赴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沿岸进行过实地考察，追寻这些曾经在阿拉伯、波斯和郑和下西洋时期的重要港埠城市的遗址遗迹。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初，在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座访问学者期间，姚继德在香港购买了七种相关著作，装了满满两大箱。
据姚继德介绍，古巴比伦《泥板世界地图》是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成图于公元前7世纪的巴比伦新亚述王朝。该图以巴比伦为中心，四周以海水环绕着陆地的圆形图，体现了新亚述帝国当时的世界观。
在古巴比伦《泥板地图》之后的世界古地图则是希腊西比欧《世界分带地图》，绘制于公元前2世纪，它将世界分为五大块，因此被称为“世界分带地图”。地图上划分的五个地带分别是：北寒带（北极圈）、北温带（北回归线）、热带（赤道）、南温带（南回归线）和南寒带（南极圈）。这幅世界地图还呈现出以北极星为指引的希腊文化传统，其方位规律和现代的地图一致，为上北、下南。
公元2世纪时出生于埃及并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求学成名的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著有八卷本的《地理学》著作，强调了地球是圆形的，并把球面投影到平面上，奠定了世界地理学与地图制图学的基础。遗憾的是，托勒密的地理学与制图学理论后来遭到罗马教廷神权至上的冲击，在西方消失了近千年。不过，托勒密的这部地理学论著，在公元9世纪初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兴起后的“百年翻译运动”中，被穆斯林学者翻译成阿拉伯文得到保存，后对阿拉伯伊斯兰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受托勒密地理学和地图学理论直接影响的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是公元12世纪初出生在北非塞卜泰（Sebta，今摩洛哥休达市Ceuta）的伊德里斯（Edrisi）。他年轻时游历过埃及、北非、希腊、罗马和小亚细亚等地，通晓伊斯兰和希腊文化，除精通地理学、历史学外，还在医学、阿拉伯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颇有造诣。在伊德里斯的传世地理学著作《罗吉尔书》（原名《愉快的远行》）中，附有70幅地图，包括最为著名的《伊德里斯世界地图》。
在此图中，伊德里斯继承了托勒密地图的风格，依据罗吉尔二世派往各地实测者提供的新材料，结合自己游历世界各地的经验，采用了经纬线正交的方法分割当时已知的世界区域，实际上绘制出了地球的一半，并首次提出了世界地理的“七大区域”说。这幅地图代表了公元12世纪时世界地图的最高水平，因此被后世广为摹绘。
由于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根据古代伊斯兰地理观念认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穆斯林每日礼拜的朝向（Qibla）阿拉伯半岛的麦加（Mecca）的方向——南方为上，所以伊斯兰世界古地图的方位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般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和现代地图的方位刚好相反。
据姚继德介绍，课题组所搜集到的50余幅由伊朗所存这批古地图，其方位基本也都是依照“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规律;其图形主要为世界分区图、球形图和平面网格图等三种类型。对于当时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来说，这是他们根据自身所掌握的地理知识，以波斯为中心，描画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和想象。
“我们要做到全面、真实的记录”
“这些地图堪称‘养在深闺人不识’的一批绝世珍宝。”姚继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这批地图上标注的多为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这种先天的语言障碍，阻隔了这些珍贵地图的广泛流传，只有少量几幅地图例外，偶然流入西方。
这种障碍即便到现在也依然存在。在课题组对古地图进行考释和翻译的过程中，古波斯语的理解以及一些古代地名、书名的翻译都是很费劲的事情。主要负責波斯文翻译的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中国专家白志所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有许多地名，中文和波斯文的发音有很大的区别，如波斯文献把广州称为“Khanfu”，把占婆海称为“Sanf”，把河内称为“lojin”等等。“翻译这些地名时，不能直接音译，须查阅中文历史地理资料，看中文文献中是怎样称呼的。”
而在古波斯语文献中，关于“中国”一词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名称，如“秦”（中国）、“马秦”（该词由意为巨大的印度梵语“ma”和意为秦的波斯语“chin”组成，有“大中国”或“大秦”的意思）、内中国和外中国等等，有时还使用阿拉伯语“隋尼”（中国）、“隋尼隋尼”（中国之中国），“比拉迪隋尼”（中国国）。
在白志所遇到翻译难题时，他会去向伊朗方面的合作学者寻求帮助，然后共同去查证，力争做到最准确的翻译。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到2016年6月，此次搜集到的伊朗所藏的全部50余幅古地图的初步标注、考释和波斯文翻译工作已经完成。
姚继德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一幅收录在名为《朝向识别》的纸质手抄本中的《世界地图》影印件。“这是我们在伊朗议会图书馆用专业设备对原图进行翻拍，再经过地图制图工程师的修复印刷得来。当时手抄本的尺寸通常为正度16开，即185mm×260mm，这些样图均是按1：1的比例制作的。”
姚继德还介绍称，这幅古地图是公元11世纪波斯著名地理学家吉哈尼绘制的球形图，地名标注为波斯文。这幅绘制在泛黄插页上的古地图以黄、白、蓝色为主，将世界分为印度、阿拉伯、埃及、波斯、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地区）、中国六大区域，下端（东部）紧邻印度海（洋）的整个海域被明确标注为“中国海”。
14世纪末15世纪初，伊朗地理学家戈亚斯·丁·贾姆希德·喀尚尼在其绘制的珍贵古地图《国家分布图》中，将紧邻印度海的东部海洋部分明确标注为“中国海湾”，这是第一幅将中国海称之为“中国海湾”的地图。
按照现在的地图标准来看，这些地图显得非常简单和质朴，但在当时，这些地图已经是最高水平了，“色彩都是四个以上，是标准的彩色图。”在姚继德看来，这些地图之所以现在看上去依然色彩鲜艳清晰，跟伊朗人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和保存历史文献有关系。从2008年至今，姚继德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伊朗，“这十几年里，我每去到伊朗的一个地方，哪怕是个很小的城市，都有博物馆，而且都管理得很好。”
“虽然当时的地图绘制得不够精细，但对照今天的地图，就会发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这块海域被称为中国海，后来又被称为中国海湾。这对认识今天中国传统的海疆很有现实意义。”姚继德认为。
和韩国在2004年出版的《西方古地图中的东海》一书中选择性地以公元17至18世纪为重点不同，姚继德主持的这一课题则对目前所搜集到的全部50余幅分别收藏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图书馆手稿室、伊朗议会图书馆和伊朗国家档案馆等处的古地图进行了全面记录。“我们要做到全面、真实的记录和考释，以体现出这批古地图的丰富历史价值。”姚继德说。
不过，这样的做法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50多幅图中，大部分距离现在的时间比较久远，绘制地图的条件和方法也和现在相差甚多，很难将这些古地图与现代地图进行完全的对应。乌苏吉曾在伊朗请地图制图工程师做过多次尝试，但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而课题组也一直对此进行探讨，但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对此我一直觉得是个缺憾。”姚继德坦言。
“虽然很困难，但我们还是会去想办法。”而且，姚继德教授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在完成这个课题的全部工作之后，他会继续寻找和搜集收藏在伊朗之外的其他中东国家涉及中国的古地图，并开展后续研究。而在日前于云南大学召开的“中国南海古地图项目”推进会上，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杨林也明确表态称，校方将在学科配置、人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