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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革新”的核心是回归教育本质、重建教育秩序、升华教育理想。“文化革新”是在经济基础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教育系统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的革命，这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回归。“文化革新”要求打破“总体性资本”的垄断状态，在各种场域内和不同场域之间实现资本的合理转化，从而建立公正的秩序。“文化革新”反对同质的平等观，确立异质的平等观，提倡从“差异”走向“承认”的多元文化教育，最终实现教育理想的升华。
关键词：文化革新；教育；本质回归；秩序重建；理想升华
中图分类号： G40-05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5010304
一、“文化辩证法”：教育本质的回归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通过两种主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文化运作方式。首先，从他们拥有的金钱和时间数量上讲，社会阶层把物质限制强加于能获得的机会之上。其次，通过系统地影响人们获得必要文化能力的机会，阶级地位也会强加一些看不见的限制。
所以，实际上哪怕是具备了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文化资本的阶层，也不会忽视教育在文化再生产以及通过文化再生产而实现社会再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并非占有文化资本就能自动地获得精英地位；相反，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真正动力仍牢固地植根于对财富和资产的继承权（经济资本），植根于由家庭关系和熟人网络所推动的获得精英地位的优先权（社会资本）。例如有产者阶层，他们经常控制文化资本，而这绝不仅仅是蛋糕上的糖衣。他们轻描淡写地要求地位和权力，这些是由其他的途径来保证的。文化资本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这里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将文化资本的所有权转化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一转化得以实现的主要领域就是教育领域。教育领域是争夺文化资本的主战场，也是文化资本发挥其神奇效用的主战场。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由于社会空间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在差异化社会中注意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的产物。因此，对于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1]在这样一个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争夺以及文化争夺背后的利益争夺，看到物质利益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将这种决定性作用简单地理解为“有钱就行”，那就真是太小看教育的作用了。
但是在现实中，这类“唯物主义”（或者称为“物质决定论”）的看法并不鲜见。有论者说：“提高教师待遇是提升教师社会阶层的关键环节”，原因在于“待遇并不完全等于社会阶层的层次，但是待遇是构成社会阶层层次的要件。所以整体提升中小学教师社会阶层层次的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随着教师的待遇提高、社会层阶提升、一流优秀人才的进入，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质量自然就会得到显著的全面提高”[2]。诚然，当今中国教师待遇的确很低，应当大力提高，毕竟经济资本具有基础作用。但是，也许事实并不像这位论者所说的那样，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待遇得到提高之后，就会出现“尊师重教成为风尚，社会层阶提升”、“一流优秀人才的进入”这样现象，从而保证“自然地”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质量”。这里有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即教师的待遇能提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即作为教师所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和比例能否与其他行业一较高下。有一个意义相反的故事：英国女王安娜有一次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当她知道天文台台长、天文学家詹姆·布拉德莱的薪金级别很低时，表示要提高他的薪金。布拉德莱得悉此事后，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如果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天文台来工作的人，就将会不是天文学家了。”[3]
这里绝对没有奉劝文化工作者“安贫乐道”的意思，只是想说明，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体现在金钱数量的增加这样一个简单方式，文化的作用有其自身的逻辑，历史并不是被决定的，尽管经济基础一直在其中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多多少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着误解。“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预言过必然要发生的历史事件。马克思始终是一个选择论者。人一旦认识到在他背后起作用的力量，一旦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赢得他的自由，那么，人就能砸碎必然性的锁链。”[4]正如恩格斯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
二、“资本转化”：教育秩序的重建
2005年7月，温州某富商在媒体上刊登招聘广告，以50万元聘请家教助儿子考上名牌大学[6]。时隔一年，一名温州老板开出高价，委托有这“传奇”经历的“永嘉小子”周游列国的家长“包养”他的孩子成才，先付5000元基本月薪，事成后一次性付款200万元[7]。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不遵从这种逻辑，妄图强行买卖，势必事与愿违。经济资本不需要通过第二手的花费就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而其他一些商品和服务则只能通过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才能获得，至于文化资本（也就是温州老板所羡慕的“永嘉小子”周游列国的骄人的成绩：独特的求学经历、643分的托福成绩、被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录取并拿到该校全球最高奖学金20万美元）的获得，则遵循间接性原则，这种间接性表现为持有者亲历亲为的劳动，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言是如此，对于一个阶层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说，教育有自身的规律，教育领域是文化资本发挥效力的主战场，文化资本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身体化资本的“熏陶渐染”的逐渐形成过程中，这是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不是简单的“转换”，这里体现的是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一种文化辩证法。这是那几位花钱买教育的温州老板们所难以理解的。正是因为将生意场中经济资本的运作逻辑——金钱交易——运用到了教育领域内文化资本的交易中，才很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实际上，“50万聘名师”太过理想化，很难实现，甚至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在家长提供50万“家教费”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推卸了自己的教育责任，无视教育的综合性，无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用重金换优质教育的想法容易在孩子心中埋下“金钱万能”的毒瘤。 温州老板的做法有待商榷，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体现出仅仅占有经济资本的“土豪”们的无奈。在现实中，我们还能看到“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人，他们当然来自强势阶层，他们自身的优势如果足够强大，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在前进的道路中，如果在正规渠道上存在着明显的障碍，他们就会动用足够的能量，通过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将这些障碍一一清除。曲浩[8]的母亲是部门领导，用他的话说，是“总公司下的一个部门的头”。就是这样一位女强人，一位“不靠学历，靠平衡关系”的部门领导，办成了一般人想干也干不了的事。曲浩说：
大三期末，我有两门不及格，补考也没及格。此前母亲问过我是否打算出国，我无所谓，母亲让我做做准备，一下子两门不及格我还想什么出国。尽管我GRE考试成绩还行，两门不及格，学校证明怎么开。
可是，越不及格，母亲越坚定，认为我必须去留学。我搞不懂。自己两门不及格，底气不足，本来就习惯被推着走，结果更是母亲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
反正是直到毕业那两门功课就那么悬着。后来比同学们晚拿到毕业证书，母亲做了什她没说我也没问。
就像当年他考大学一样（“我考上了母亲选的学校，分数差了几分，可还是进了一所大学。那当然是母亲的力量”），曲浩的母亲“搞定”了他的学校，并如愿地将他送到国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所谓的“资本转换”现象，与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有着不同的含义。基于此，孙立平提出了疑问：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在他看来，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这些瞬间转化的资本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这些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总体性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不分化的资本，它是以社会的高度不分化为基础的[9]。正如茅于轼指出的，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10]。构建公正的秩序，这正是“文化革新”的应有之义，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三、“异质的平等观”：教育理想的升华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隐性的，同时也是持久的，它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正是软暴力的威力所在。今天的现实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已经与政治、经济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对这股力量，弱势阶层无能为力，所以，他们往往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或者划清界限，主动退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现从“同质的平等观”向“异质的平等观”的转变。
今天的中国，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日俱增。呼吁取消造成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义务教育等等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研究者也把目光投向弱势群体。但是，这只是制度上朝平等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未触及观念上的差别。正如有人说的，“文人在诗化乡村，商人在觊觎乡村，官人在议论乡村，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11]。诗化乡村是一种艺术化，体现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乡村生活的向往；觊觎乡村的，是把乡村看作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里，一切东西都平等地呈现于金钱面前；议论乡村的官人们未尝不是真心实意地为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操心。这些对乡村的态度，都体现出了平等的姿态，有的甚至还拔高了乡村（如诗人），但诚如最后一句所讲的，“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这些人并不曾在乡村生活过，所以不了解真正的乡村生活；其二，即使给一个机会让他们去乡村生活（非短期的“体验生活”），恐怕他们也不怎么乐意。对此，王小波讲得透彻：“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12]这就是“同质的平等”观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材料一中“应该感谢城市的儿童”之类看似平等实则暗含歧视的说法。
在同质的平等观的作用下，好坏优劣是泾渭分明的，我可以在人格上给予你平等的地位，但从本质上说，我和你还不是同一类人。我与你的平等是建立在我们本质上的不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平等归平等，但换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换位思考也是困难的。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换位思考后，官员说：“假如我是农民，我就会体谅政府的难处，不会到处上访告状，而是维护安定的大好局面。”所以，有人尖刻而不乏深刻地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其实生活中‘社会分工’是随时随地在左右脆弱的平等意识，前半句是实话，后半句是虚言。”[13]今天社会大舞台上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已无需再谈，仅仅就昔日“纯洁”的学校来看，“同质的平等”观在一些地方都难以见到，作为“净土”的学校早已不再干净，这些年陆续出现的学校根据学生贫富状况分班级、分寝室、对号入座的事例就是明证。对此，有的人辩解说，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改革，给富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理所当然。这种说法与任志强的“只给富人盖房”论如出一辙，本身就是公平观念的畸形化。在这背后起作用的，正是本质主义的“同质观”——它离“同质的平等观”尚且有一段距离，更遑论“异质的平等观”了。
“文化革新”反对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对立，反对规律、原则、范式这类概念，不论是在认识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人的行为时，还是在阅读、理解、解释文本时，都应当反对这种深度模式，应当提倡异质的平等说。因为只有同质的事物之间才有可比性，异质则导致了可比性的丧失，丧失了可比性的平等，才是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上下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英国学者巴什勒提出“本体论上的平等”（onto logical parity），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更具有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与“异质的平等”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只是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罢了，它们均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利奥塔也提出“谬误推理”的概念，认为人类话语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而是通过宽松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追求一种异质标准。这种观点从认识论角度对“异质的平等”观进行了诠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用差异哲学取代求真求同哲学的特点。目前教育界积极提倡的从“差异”走向“承认”的多元文化教育[14]就是对它的积极响应。只有实现“异质的平等观”，通过教育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理想才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
[2]谢革新.教师的阶层差异与儿童的学业成败[J].教育教学研究，2007，（7上）：146-147.
[3]佚名.天文学家与薪金[J].文化译丛，1985，（6）：30.
[4][美]弗罗姆.人心[M].孙月才，张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5.
[5][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0.
[6]徐文钊.温州富商欲出50万元聘家教助儿子考上名牌大学[N].东方早报，2005-08-03.
[7]祖欣.温州老板近日开天价200万，复制一个成功儿子[N].温州日报，2006-07-21.
[8]禾禾.大四向前冲[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75-82.
[9]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92-293.
[10]茅于轼.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N].中国报道周刊，2009-02-07.
[11]吴再.怪味杂感[Z].杂文选刊，2005，（2·下）：18.
[12]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94-195.
[13]东阳马生.妙语[Z].杂文选刊，2005，（1·下）：1.
[14]万明钢.从“差异”走向“承认”的多元文化教育[J].教育研究，2008，（11）：87.
关键词：文化革新；教育；本质回归；秩序重建；理想升华
中图分类号： G40-05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5010304
一、“文化辩证法”：教育本质的回归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通过两种主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文化运作方式。首先，从他们拥有的金钱和时间数量上讲，社会阶层把物质限制强加于能获得的机会之上。其次，通过系统地影响人们获得必要文化能力的机会，阶级地位也会强加一些看不见的限制。
所以，实际上哪怕是具备了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文化资本的阶层，也不会忽视教育在文化再生产以及通过文化再生产而实现社会再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并非占有文化资本就能自动地获得精英地位；相反，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真正动力仍牢固地植根于对财富和资产的继承权（经济资本），植根于由家庭关系和熟人网络所推动的获得精英地位的优先权（社会资本）。例如有产者阶层，他们经常控制文化资本，而这绝不仅仅是蛋糕上的糖衣。他们轻描淡写地要求地位和权力，这些是由其他的途径来保证的。文化资本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这里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将文化资本的所有权转化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一转化得以实现的主要领域就是教育领域。教育领域是争夺文化资本的主战场，也是文化资本发挥其神奇效用的主战场。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由于社会空间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在差异化社会中注意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的产物。因此，对于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1]在这样一个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争夺以及文化争夺背后的利益争夺，看到物质利益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将这种决定性作用简单地理解为“有钱就行”，那就真是太小看教育的作用了。
但是在现实中，这类“唯物主义”（或者称为“物质决定论”）的看法并不鲜见。有论者说：“提高教师待遇是提升教师社会阶层的关键环节”，原因在于“待遇并不完全等于社会阶层的层次，但是待遇是构成社会阶层层次的要件。所以整体提升中小学教师社会阶层层次的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随着教师的待遇提高、社会层阶提升、一流优秀人才的进入，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质量自然就会得到显著的全面提高”[2]。诚然，当今中国教师待遇的确很低，应当大力提高，毕竟经济资本具有基础作用。但是，也许事实并不像这位论者所说的那样，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待遇得到提高之后，就会出现“尊师重教成为风尚，社会层阶提升”、“一流优秀人才的进入”这样现象，从而保证“自然地”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质量”。这里有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即教师的待遇能提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即作为教师所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和比例能否与其他行业一较高下。有一个意义相反的故事：英国女王安娜有一次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当她知道天文台台长、天文学家詹姆·布拉德莱的薪金级别很低时，表示要提高他的薪金。布拉德莱得悉此事后，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如果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天文台来工作的人，就将会不是天文学家了。”[3]
这里绝对没有奉劝文化工作者“安贫乐道”的意思，只是想说明，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体现在金钱数量的增加这样一个简单方式，文化的作用有其自身的逻辑，历史并不是被决定的，尽管经济基础一直在其中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多多少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着误解。“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预言过必然要发生的历史事件。马克思始终是一个选择论者。人一旦认识到在他背后起作用的力量，一旦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赢得他的自由，那么，人就能砸碎必然性的锁链。”[4]正如恩格斯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
二、“资本转化”：教育秩序的重建
2005年7月，温州某富商在媒体上刊登招聘广告，以50万元聘请家教助儿子考上名牌大学[6]。时隔一年，一名温州老板开出高价，委托有这“传奇”经历的“永嘉小子”周游列国的家长“包养”他的孩子成才，先付5000元基本月薪，事成后一次性付款200万元[7]。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不遵从这种逻辑，妄图强行买卖，势必事与愿违。经济资本不需要通过第二手的花费就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而其他一些商品和服务则只能通过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才能获得，至于文化资本（也就是温州老板所羡慕的“永嘉小子”周游列国的骄人的成绩：独特的求学经历、643分的托福成绩、被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录取并拿到该校全球最高奖学金20万美元）的获得，则遵循间接性原则，这种间接性表现为持有者亲历亲为的劳动，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言是如此，对于一个阶层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说，教育有自身的规律，教育领域是文化资本发挥效力的主战场，文化资本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身体化资本的“熏陶渐染”的逐渐形成过程中，这是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不是简单的“转换”，这里体现的是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一种文化辩证法。这是那几位花钱买教育的温州老板们所难以理解的。正是因为将生意场中经济资本的运作逻辑——金钱交易——运用到了教育领域内文化资本的交易中，才很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实际上，“50万聘名师”太过理想化，很难实现，甚至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在家长提供50万“家教费”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推卸了自己的教育责任，无视教育的综合性，无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用重金换优质教育的想法容易在孩子心中埋下“金钱万能”的毒瘤。 温州老板的做法有待商榷，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体现出仅仅占有经济资本的“土豪”们的无奈。在现实中，我们还能看到“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人，他们当然来自强势阶层，他们自身的优势如果足够强大，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在前进的道路中，如果在正规渠道上存在着明显的障碍，他们就会动用足够的能量，通过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将这些障碍一一清除。曲浩[8]的母亲是部门领导，用他的话说，是“总公司下的一个部门的头”。就是这样一位女强人，一位“不靠学历，靠平衡关系”的部门领导，办成了一般人想干也干不了的事。曲浩说：
大三期末，我有两门不及格，补考也没及格。此前母亲问过我是否打算出国，我无所谓，母亲让我做做准备，一下子两门不及格我还想什么出国。尽管我GRE考试成绩还行，两门不及格，学校证明怎么开。
可是，越不及格，母亲越坚定，认为我必须去留学。我搞不懂。自己两门不及格，底气不足，本来就习惯被推着走，结果更是母亲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
反正是直到毕业那两门功课就那么悬着。后来比同学们晚拿到毕业证书，母亲做了什她没说我也没问。
就像当年他考大学一样（“我考上了母亲选的学校，分数差了几分，可还是进了一所大学。那当然是母亲的力量”），曲浩的母亲“搞定”了他的学校，并如愿地将他送到国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所谓的“资本转换”现象，与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有着不同的含义。基于此，孙立平提出了疑问：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在他看来，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这些瞬间转化的资本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这些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总体性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不分化的资本，它是以社会的高度不分化为基础的[9]。正如茅于轼指出的，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10]。构建公正的秩序，这正是“文化革新”的应有之义，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三、“异质的平等观”：教育理想的升华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隐性的，同时也是持久的，它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正是软暴力的威力所在。今天的现实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已经与政治、经济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对这股力量，弱势阶层无能为力，所以，他们往往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或者划清界限，主动退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现从“同质的平等观”向“异质的平等观”的转变。
今天的中国，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日俱增。呼吁取消造成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义务教育等等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研究者也把目光投向弱势群体。但是，这只是制度上朝平等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未触及观念上的差别。正如有人说的，“文人在诗化乡村，商人在觊觎乡村，官人在议论乡村，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11]。诗化乡村是一种艺术化，体现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乡村生活的向往；觊觎乡村的，是把乡村看作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里，一切东西都平等地呈现于金钱面前；议论乡村的官人们未尝不是真心实意地为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操心。这些对乡村的态度，都体现出了平等的姿态，有的甚至还拔高了乡村（如诗人），但诚如最后一句所讲的，“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这些人并不曾在乡村生活过，所以不了解真正的乡村生活；其二，即使给一个机会让他们去乡村生活（非短期的“体验生活”），恐怕他们也不怎么乐意。对此，王小波讲得透彻：“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12]这就是“同质的平等”观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材料一中“应该感谢城市的儿童”之类看似平等实则暗含歧视的说法。
在同质的平等观的作用下，好坏优劣是泾渭分明的，我可以在人格上给予你平等的地位，但从本质上说，我和你还不是同一类人。我与你的平等是建立在我们本质上的不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平等归平等，但换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换位思考也是困难的。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换位思考后，官员说：“假如我是农民，我就会体谅政府的难处，不会到处上访告状，而是维护安定的大好局面。”所以，有人尖刻而不乏深刻地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其实生活中‘社会分工’是随时随地在左右脆弱的平等意识，前半句是实话，后半句是虚言。”[13]今天社会大舞台上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已无需再谈，仅仅就昔日“纯洁”的学校来看，“同质的平等”观在一些地方都难以见到，作为“净土”的学校早已不再干净，这些年陆续出现的学校根据学生贫富状况分班级、分寝室、对号入座的事例就是明证。对此，有的人辩解说，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改革，给富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理所当然。这种说法与任志强的“只给富人盖房”论如出一辙，本身就是公平观念的畸形化。在这背后起作用的，正是本质主义的“同质观”——它离“同质的平等观”尚且有一段距离，更遑论“异质的平等观”了。
“文化革新”反对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对立，反对规律、原则、范式这类概念，不论是在认识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人的行为时，还是在阅读、理解、解释文本时，都应当反对这种深度模式，应当提倡异质的平等说。因为只有同质的事物之间才有可比性，异质则导致了可比性的丧失，丧失了可比性的平等，才是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上下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英国学者巴什勒提出“本体论上的平等”（onto logical parity），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更具有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与“异质的平等”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只是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罢了，它们均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利奥塔也提出“谬误推理”的概念，认为人类话语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而是通过宽松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追求一种异质标准。这种观点从认识论角度对“异质的平等”观进行了诠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用差异哲学取代求真求同哲学的特点。目前教育界积极提倡的从“差异”走向“承认”的多元文化教育[14]就是对它的积极响应。只有实现“异质的平等观”，通过教育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理想才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
[2]谢革新.教师的阶层差异与儿童的学业成败[J].教育教学研究，2007，（7上）：146-147.
[3]佚名.天文学家与薪金[J].文化译丛，1985，（6）：30.
[4][美]弗罗姆.人心[M].孙月才，张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5.
[5][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0.
[6]徐文钊.温州富商欲出50万元聘家教助儿子考上名牌大学[N].东方早报，2005-08-03.
[7]祖欣.温州老板近日开天价200万，复制一个成功儿子[N].温州日报，2006-07-21.
[8]禾禾.大四向前冲[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75-82.
[9]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92-293.
[10]茅于轼.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N].中国报道周刊，2009-02-07.
[11]吴再.怪味杂感[Z].杂文选刊，2005，（2·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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