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其实是历史上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产生根源都是以主权货币作国际货币的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我国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局中人”，要深刻认识失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讨论，防止调整责任再次转移。
　　
　　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从1944年迄今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具体分析，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发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周期发生于1980年代。第三次周期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帐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由于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特质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帐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外围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
　　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欧洲和日本。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在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从来就是困难的、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而且会充满摩擦和矛盾。
　　我国的对策应是：首先，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同时要认清美国希望调整责任再次转移的本质，吸取历史教训。
　　第二，要尽早着手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调整外资外贸政策，实现主要依靠内需来解决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
　　其它的应对办法包括：推进亚洲区域性货币合作；力所能及地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不承担超过能力的责任等。（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