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京子的作品有几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以历史为基点，着眼现实，关注未来。林京子的创作以1945年8月9日的长崎体验为基点，着重于表现原子弹受害者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核”问题对今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意义。她书写“原爆”却不拘泥于再现原子弹爆炸体验，而是重点描写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现在”，以“作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生活的战后时空”为基础，再现受害者们战后的生存状态，深度挖掘他们得不到政府救治、遭受正常人歧视等社会问题，进而表达自己反对核武器的坚定立场。在这一点上，林京子可谓特立独行。小说《祭场》中就有“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看成怪兽”，将他们与“宇宙吸血星人”并列称为“原子弹星人”等描写。对于政府所言的很难做出对“原子弹爆炸症”认定的情况，林京子十分愤怒，并通过作品加以质问。《祭场》没有直接描写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况，因为她深知，如实记述当时的真实体验固然重要，但原封不动地保存体验却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流淌，体验会走样、变形、发生“风化”，而对于轻视甚至无视历史事实的政府进行批评，同时对轻易淡忘历史的民众加以提醒，这无疑是更有意义的。
　　林京子作品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个人的原子弹爆炸体验，将日本战败前后的个人史与日本史、世界史叠加起来，贯通思考。她相信万物皆有因果——这源于她少年时的异国生活经历，培养了她国际化的视野和相对客观的文学态度。在日军常驻的上海，林京子读了小学和初中，她与家人并没有住在日本人聚居的公共租界内，而是在黄浦江畔一条不太富裕的中国人聚居的里弄，附近妓馆等下层人民生活的场所鳞次栉比，这使幼小的京子目睹了中国人民生活的煎熬与不幸。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4年的她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异国生活体验，无意识地养成了客观看待自身生存与体验的习惯，因此她能冷静地认识到，“广岛·长崎事件”是亚洲和太平洋战争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历史性的结果”。对于住在岛国的大多数日本人而言，他们一味地看到自己遭受原子弹摧残的不幸，却不去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终的结果；而林京子经历过“上海生活”，后又不顾亲友反对旅居投放原子弹的“敌国”美国，所以她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高墙而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地区发生了里氏9级大地震，地震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当时对该事故表示出强烈关注的只有林京子、川上弘美等少数女作家，而大多数女作家则对事故漠不关心。与之相比，林京子自始至终“反核”的人生姿态，她的创作态度与社会责任感，在当代日本女作家中堪称翘楚。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反应迟钝且有推卸责任之嫌，当时日本政府发出的避难指示是“直径20公里以内的居民强制撤离”，显然，直径20公里以內并不是很安全的范围。林京子对于政府这种不尊重生命的做法非常不满，当听到核辐射导致一些人受到了放射线伤害时，她热泪横流，因为66年前核武器的受害者们有着同样的遭遇，他们不断忍受着核辐射导致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活得非常没有尊严。林京子说过这样的话：“活到今天，与我同样受到原子弹爆炸伤害的朋友当中，有的反复入院治疗，为了让政府认定此病是原子弹爆炸症而提交过资料，结果日本政府根本不认账……许多朋友就在这期间辞世了，他们的死亡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正是养育孩子的年龄……死因是脑肿瘤、甲状腺疾病、肝癌或胰腺癌等。”
　　林京子怀揣着对于核爆炸的恐惧以及对遭受核辐射的人们的同情，将自己所感所闻的酷烈悲惨的原子弹爆炸受害体验写进作品中，传递着日本民族痛苦的呻吟和理性的反思。林京子正是这样一只不知疲倦的“云雀”，向世人展现着文学家的责任感与人类的良知。

　　林京子还是一个怀旧的人。上海是她的第二故乡，这第二故乡给了她充足的文学创作素材，比如《米歇尔的口红》（1975）、《上海》（1983）和《三界之家》（1984）等。《米歇尔的口红》对其少女时代的上海经历进行了描述，可以简洁地概括为“阴”与“明”两种生活并行，“阴”的一面即战争阴影下的生活，“明”的一面即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
　　1981年8月9日，林京子时隔36年再次造访上海，因是团体旅行，她没能充分追寻自己儿时的记忆。此行的两年之后，林京子完成了长篇小说《上海》。该作由《出发之前》《法国梧桐林荫道和四方形电灯》《黑夜》《四平新村和上海神社》《鲁迅与S医生》《会做槲叶年糕的中国人》《人民公社的鸡蛋料理》《母亲河扬子江》等多部短篇小说构成，以第一人称写就，具有一定的私小说性质。历经36年，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品不仅描绘了新旧上海的不同，也对幼年时期的上海生活进行了追忆。她第一个短篇《出发之前》中写道：“只要中途飞机不坠落，8月9日晚20时就可以到达上海了。飞机舱门一打开，我会站在舷梯上。上海夜晚的空气包围着我的全身。没有张力的我的头发吸收着上海特有的夏夜的湿气，会十分舒展吧，就像小时候那样。”而“终于到了，外面是上海” “我看着这样的风土长大，上海是我的故乡”则表达了林京子对第二故乡的热切思念。虽然长崎是她出生的地方，但她时刻盼望重回儿时生活了十四载的地方。在上海访问期间，作为日本公民，她认识到日本被原子弹袭击是它侵略行为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不单单是充满温情的回忆，也包含了深深的忏悔与深刻的反省。
　　林京子的后期作品仍然在不停地追问核问题，只是采取的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她通过揭露战后的社会性别结构，来探讨两性关系应有的状态。《阴天的行进》《如同没有》《峡谷》等作品集中体现了林京子的女性意识，塑造了现代日本社会中女性的理想形象，对于在原子弹爆炸和社会体制的双重压迫下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给予热情的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