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燕京“明朝人”
　　
　　昔燕京史学有三大佬,其中之一是邓之诚。
　　一上课,这高大威严的长者立即步入课堂,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往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讲桌上,深深鞠躬,脑门碰到桌面,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接着,他立即滔滔不绝,直到下课。此种繁文缛节,在他这儿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四十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呼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宛然有古名士风。
　　此公早岁就开始博览群经,嗜好六朝书史,后攻文史,一路博览,无学不窥,著述不已。在北大时,他据讲稿写成了《中国通史讲义》。到了燕京,他还是讲中国通史,自先秦迄于明清,尤其精熟明清史。他对明人顾炎武尤有会心,于是自称是明朝人,做的是旧学问。自然他的打扮就与燕京的洋派作风殊不相类:灰布长袍,瓜皮小帽,上唇留着一髭花白短须,“永远穿布鞋,永远扎起裤腿”。然而正是这“明朝人”,在最洋派的校园中备受爱戴。那些年,燕园大凡有些模样的文史新秀,都和他多少有些干系:齐思和、聂崇歧、翁独健、童书业、谭其骧、瞿同祖、周一良、邓嗣禹、王锺翰、冯家昇、周汝昌、余英时……,这“明朝人”大有意思。他的故事说不完。
　　当时的燕大,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周五晚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汇报校内的“小道消息”。一次,有个学生叫王锺翰的喝高了,过马路时摔倒在地,被老太太们看见,就添油加醋地跟司徒打小报告,并提议取消其奖学金。司徒找到了王的老师洪业。洪答曰:“这好办,王锺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闻说此事,打电话到王宿舍,让去他家里。王心想这下完了,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家时,桌上已准备了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邓就问:“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又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嘛!”王喝完那酒,邓说:“好了,你回去吧。”仅此而已。这件小事,王锺翰记了一辈子。后来邓告诉王说:“我四十以前能饮,量过五石。”四十以后却再不饮酒了。其时王撰有《辩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一文,学界好评如潮。拿给邓指教时,邓只说:“文章写得太长了,何必举那么多例证,只要几条就足以致其于死命。”
　　王世襄也是邓的弟子。王曾有言:“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有次王揣着蝈蝈葫芦上邓的课,在邓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怀里的蛐蛐响了,邓立时就把他赶了出去。
　　邓教书有个特点,有时开学初,他到教室上一两节课,往后就是学生到他的书斋来上课了。书斋中间有张大案桌,大家围着桌子听课,既亲切又谐调。书斋墙上挂着一些照片,还有顾亭林的画像,像的四周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清代诸名家的题跋。邓家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古旧而安静。这就是他的书斋、教室兼会客室。
　　邓之诚好藏书,尤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声名远播。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中外名胜古迹的照片,内中所藏故都旧影约四千余帧。这为其民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于是他的读书札记《骨董琐记》不意就成了“天下第一闲书”。“七七”事变后,他用几年时间就收藏了七百多种清初康顺人集部。很多打鼓的、卖破烂的也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皆出高价收买。其中有位书友与邓尤其亲近,长期来往,邓对他备加信任。每当对方送书上门时,他总是亲切地叫家人沏茶来。一次,对方送来了一部稀有之书,邓满心宝爱,要请吃饭,还要另赠几元钱。对方婉谢,邓大不悦意。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将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所不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作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
　　抗战爆发后,日军要邓出任傀儡政府教职。邓峻拒。他收入不低,但钱都变成了书。此时就素无积蓄,室如悬磬,囊空如洗,一家十余口,生活不给,但他坚贞不屈,不为顽敌所用。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祸起,美日开战,日军封闭燕大,到处抓人,就抓了司徒雷登等,当然还有他的好友邓之诚。
　　当时日军爱打人,对他国“贱民”尤其如此。恨透了日本人的张东荪用日语大骂,于是被打得杀猪一般。陆志韦的牙齿差不多全被打掉。大家时常都“被打得血肉模糊,呻吟着被抬回牢房”。邓之诚也备极苦毒。
　　但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屈服了温和的邓之诚,倒催生了他的两部“狱中奇书”。出狱后,他把监狱所吟诗歌汇为一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狱中所受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刊布于世。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一点也不含糊。
　　此时,他唯靠鬻字、典当、借贷以维生,拒绝替日伪工作。1943年春夏之交,周作人托人向邓致意,约请往任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并说:可以不到院,在家自由研究。但他仍以年老,要自己写书,坚决辞却。对方又以委托研究员的名义商请任职,邓笑谢之。他的日本好友松崎曾欲推荐其任日伪山西《新民报》主笔,年薪万余元。峻辞。后来松崎专门来信表示悔意,并愈加称慕其高节。
　　其实早年的邓之诚是个激进得可以的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但后来枪杆子一扔,他就做起学问了。在学问上他是旧派。新文化运动方兴时,他颇不以为然,因而被视为典型的“老派”,在北大就很不得志。他憎恶白话文,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他自己不曾留过学,故对留学生痛恨入骨(只是他的弟子不少都成了留学生)。他曾对新派、洋派人物很不感冒,多所臧否。他尤其不感冒的是胡适。上课时就常说:“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胡适奈何他不得。曾有一度,素有“考据癖”的胡适在考证《红楼梦》时,入迷地搜寻《懋斋诗钞》。遍寻无着,最后托陆志韦问到了博极群书、尤其妙擅野史的邓之诚,问他有没有这本书。邓之诚自来就厌恶胡适,所以明知这抄本就藏在燕京图书馆,硬是没有告诉胡。后来谈及此事,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
　　只是邓氏放口嘲讽胡适时,一定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这天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有人慷慨陈词:“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已目中茫然。
　　邓之诚和陈寅恪颇为相得。1946年7月,王锺翰来信言及陈将回北京。邓复信言:我甚盼陈寅恪先生来此,多一可谈的朋友。后来王又来信说,陈先生已受清华礼聘,但亦愿兼在燕大任课,只想得东大地华好住屋,及相当报酬,然不受薪水。邓大笑:此可谓东食西宿矣。两年后,陈寅恪悄然南下。后来,蛰居岭南的陈寅恪对当年同仁们竞相跟风、炮制新八股的行为极为不满,就写诗讽刺那些北国同仁。诗成,他特地把诗寄给远在北大的旧友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那时邓仍留在燕园。但燕园不再是燕京,而属北大了。在北大,他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先生,因为无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这位资历老得不得了的教授,这位水平高得了不得的教授,这位“五四”以前就在北大教书的人物,开始淡出学界。一次会议上,年高资深的邓之诚也在,有人说:某些人只不过多读了一点古书,就觉得了不起,其实古书本身就是该废弃的……。邓听到了,不做声,但从此离他钟爱的书卷越发遥远。在及身之年,他已成为史界“古董”,真个成了“明朝人”。但很有意思的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日,这位明朝人的《中华二千年史》仍常被奉为中国通史的必读书。
　　先生曾久住燕园,其哲嗣今居南园。我在南园燕园勾留多年,却终未睹其风神。思之怅然!
　　
　　渐行渐远孙楷第
　　
　　那年,有个老大不小的师范生,遇上个老大不小的新老师。
　　这老师已三十出头,刚毕业。他毕业晚,出道却很早。他是陈垣、杨树达的学生,也是马廉、黎锦熙的弟子,学问根底可想而知。此君清瘦得始终是大病初愈的样子,其口才也不佳,学问却很好。他是读书人,学问之外的事他几乎连想都不想,一有时间就往书里钻。在学问里钻得越来越深,离世故就越来越远了。不过那学生却与先生越走越近。后来,这学生成了北大学子,这先生也成了北大教授。学生叫张中行,先生叫孙楷第。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大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杨讲《韩非子》时,曾在课堂上一再引用孙的论断,还亲笔在其《读庄子淮南子札记》一文后批道:“做得好。可喜也!”这时的孙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此番又得乃师提奖,就思谋着要专攻音韵学。但有一日他在报上看到了胡适的演讲,油然心动,不能自已,写信给胡适说:“嗣因阅报,读先生在北大讲演国学感想,谓今日治国学者,无好的工具,不能有新的发见,如林玉堂、刘半农诸先生音韵上较有贡献,亦因有新工具之故。默诵之余,爽然自失。”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果然就放弃音韵学,老老实实地转向了新兴的小说考证。
　　因编写《中国大词典》等工作需要,孙在着手研究通俗小说时,便决定建立全新的小说目录学,把乾嘉学派重视版本、目录的方法,引入小说研究领域。为创制小说书目,孙竭泽而渔,漫卷诗书,在1929～1930年间遍阅北京公私所藏有关书籍。北京图书馆、孔德学校、北京大学及马廉、郑振铎等藏书中的善本小说,他都一一翻检阅读。1931年,他调到北平图书馆任编辑、写经组组长后,为补其不备,又请图书馆资助,东渡日本访书,至东京调查日本公私图书馆收藏中国小说的情况。9月19日,孙刚踏入东京,“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立即传来,他悲愤填膺,想立刻回国,转而又想:为这次东行,馆里费了不少事,既已抵达,不如抓紧时间阅读,免得徒劳枉返。于是决定留在东京,住了一个多月。此间,他走访了所有能接触的公立图书馆和藏书家,并走访了藏书家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等藏书处。这些公私家所藏的小说,他都一一详细披阅,记其版本、版式、装帧、尺寸、纸质及内容;对该书其他特点,他都巨细靡遗,详加记录。
　　他原计划接着去京都考察,但因“九一八”事变,归心似箭,改变原订计划,不去京都,绕到大连,急速返国。他在草就《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时,在“序言”中专门说:“此次所阅者不过稗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矧当国步艰难之日,听白山之颦鼓,惊沪上之烟尘,草玄注易,实际何补?深唯古人‘玩物丧志’之言,所以怳然自失。”其对“九一八”与“一·二八”的隐痛可见一斑。
　　东京、大连之行孙楷第收获很大。返平不久,他就发表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和《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两篇书目提要。其中,前者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小说版本目录学专著。此书甫一问世,即获激赏。胡适特为该书作序说,孙的小说目录学在小说史研究上“绝大重要”,并毫无保留地推举道:“沧县孙子书(楷第)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伦布了。”自此,孙楷第被公认为继胡适、鲁迅之后又一位重量级小说史家,且是读中国古小说戏曲最多之人,名重士林。
　　在小说研究的同时,孙也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戏曲。1934年,在开始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时,日本“东方文化协会”拟邀集中国知名学者为其总目提要撰稿,撰稿人必须是学界公推的专家。在孙蜀丞与前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举荐下,该会的乔川时雄正式邀请孙楷第撰写戏曲、小说类的提要。出于学术方面的考虑,孙应允了。从1934年12月到1937年夏,孙连写了大量文稿,其中就有一百八十余种古典小说、三百三十余种古典戏曲及部分有关著述的提要。
　　孙在楚辞、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历史人物、诸子学、变文等方面,也深有研究。其《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等变文研究著述,自一刊发就受到重视。胡适读到后,当面称许此文,并邀请孙任北大副教授。受胡适青目的土包子孙楷第,也开始堂堂正正地迈向了北大的门槛。但此时,“七七”事变,狼烟四起,北平各校不能开学。孙只好回到了北平图书馆。
　　日据北平后,他坚拒日伪拉拢。1938年春,京都大学计划编《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派专人到北平与孙楷第接谈,请他出任编辑,并许以优厚报酬。尽管衣食不济,孙仍毫不犹疑地辞谢了。同年秋,“日中文化协议会”成立,孙的旧友、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专程来平参加成立大会。大会设有盛宴,盐谷温派弟子执其亲笔信邀请孙,孙回信说“有病不能与会”,婉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京图书馆。孙即刻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弃职家居,不与日方发生任何关系。孙也因此生活无着,只好靠友朋周济、卖书度日。宿儒徐森玉赞道:“二十四郡,唯颜鲁公。”1942年,盐谷温再次来平参加该会的例会,是时孙的《述也是园古今杂剧》已名动海内外,盐谷温特派学生到孙家,请孙去六国饭店为他在北平的门生专门讲一次“也是园古今杂剧”,孙仍以病辞。他那扎实的学术功底,令日本众多汉学家终身难忘。
　　而这时的孙楷第,难忘的是乃师胡适之。他特地致函远在美国的胡适说:“先生对于我奖拔的心,也可以说‘到死难忘’。小说家所说的‘唯有感恩共积恨,千秋万载不生尘’……有了经验,才知道这两句话真是亲切有味!”
　　北大复员后,孙楷第践续前约,往任教授,成为胡适麾下之一员。然而这时年届半百的孙楷第已病弱有年。在这国币不如草纸的年头,真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孙的生活更是日形困顿。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们见到这位病弱的先生,实在于心不忍,就提议捐款让孙养病。孙知悉后,立即毛骨悚然,严正拒绝,理由是:“君子当爱人以德,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廉者不苟取于人,亦不轻受于人。”
　　是年夏,胡适找到了孙楷第,将一大报纸包裹交给孙,让转交某青年。抱着这包裹,孙就往西郊的燕京去。在未名湖畔,湖波柳色的掩映间,他敲开了一扇门,手托包裹递给对方说:方从城里来,是胡先生捎给你的。略事小坐,乃告辞。当那位青年看到长方形旧报纸正面那浓重的朱笔大字后,心情无比激动。打开一看,其中果然就有他所要的《石头记》。原来是前不久,这青年拜访胡适时不知轻重地恳向胡援借珍贵的甲戌本《红楼梦》。他恁是没想到,这不情之请,很快竟得此真诚的回复。当然,胡是高明的投资者,他的回复没有白费:如果说他早年的一番话成就了一位小说史名手,那么,此举则成就了一位红学高手——周汝昌。而其中的信使,正是这位早已久负盛名的小说史家。至于那报纸上的朱笔大字“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则让周没齿难忘,珍藏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孙楷第随北大迁入燕园,住镜春园。调入科学院后,仍一度寓居此。系里有位青年教师极为好学,动辄向老先生请教。孙耐心解答,百诲不倦。但这青年实在跑得太勤快,孙就有点吃不住了。终有一日,那青年刚进来,孙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下了,带着哭腔说:“饶了我吧,不要再掏我的宝贝了。我还要靠这混饭吃!”青年大惊,扭头就跑。没想慌不择路,一脚绊在门槛上,啪嗒一声摔倒了,挣扎老久起不来。
　　因为与日方有过联系,因为与胡适关系不浅,孙后来的日子很是不好过。其著作多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学界元老的地位早经奠定;但50年代调入科学院后,他却深受排挤。至80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孙竟不与其列。孙对此久难释怀,特地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后来还是不解气,就化名把《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第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藉以自我表彰。当然,此文终未发表。
　　调入文学所之后,他住得离单位远,身体又欠佳,自然就不去单位,常年在家埋头学问,不闻窗外事。有次他看到某书不同意,就写了批评文章。对方捎话说愿意受教,但希望不必发表。孙不干。他对张中行说:“我发表我的意见,别人管得着吗?”1968年,孙终于荣忝“牛鬼蛇神”之列,被勒令搬离北大,住到单位附近以便随时参加运动,改造思想,接受批判。因长期蛰居在家,久溺书堆,他极少接触社会,以致对外面的世界太过陌生和诚惶诚恐。有次工军宣队负责人过来“拜访”,孙见大事不好,立即就哆嗦着往下跪。对方也愣了,狠不起来,只好手忙脚乱地把他拉起,让表表态。孙语出惊人,连说:“我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是圣人,是几千年来的大圣人哪!”
　　当工军宣队宣布他可以回家时,孙就走了。可转转悠悠了十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了原地,问:“出去的大门在哪儿啊?”原来在这不大的院子里他居然迷路了。工宣队只好派人将他送出大门。在如此高压条件下,孙仍和朋侪们一样,坚持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即便藏书无存,他依靠记忆、笔记、日记和札记,仍然在写作、思考。尤其是对旧作亦作了严格的推敲与反复的辩驳,哪怕一个字、一句话不顺当,他都于心不安。直到垂暮之年,他才将二三十年代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整理成书。
　　被逐出镜春园后,孙被迫搬入一破旧平房。房中四壁皆书,直冲棚顶,毫无空隙,连走道都被塞死了。人家为他操心,他却说:能把书都塞进去就行,人进不去也没关系。这时,他虽幸免于抄家,但仍被反复批判,不久还和同事一样被下放到干校。孙有古籍图书万余册,且多有批注,着实珍贵。行前,因藏书无处可存,单位允借小房一间。不料家人却把这万余册书卖给了中国书店,所得只是460元。1974年孙返城后,才知毕生珍藏的图籍、资料和手稿已损失殆尽,家中仅剩四本“红宝书”。他十万火急地向书店商量把书赎回,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于是他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书拆售。“文革”后,何其芳等人多次交涉,想讨回这批书。但书店方面说:当初是孙先生自愿卖的,他们是出钱买的;现在想要,只能按现价买回去。现价买回谈何容易!多方周旋后,终未如愿。
　　这批珍贵藏书散失后,很快就出现在琉璃厂等地的旧书店、旧书摊上,其中包括孙的手稿、批校本和精心批改的自己的著作。有天,部队作家慕湘在隆福寺旧货摊上买到了一册《也是园古今杂剧考》。闲时一看,发现书页写满了孙的批语,实际上是一部“改定稿本”。他是将军,也是作家,深知学者甘苦,乃当即决定璧还。见到自己遗失多年、本已不抱希望找回的底本,孙百感交集。他说:就凭世上有慕湘这样的“真正好人”,他也要将这著作尽快定稿出版。当然他也完全清楚:无论如何,绝大部分书籍是永远不可复得了。事有不巧:孙正在为自己四处飘零的藏书而焦苦时,某高级人物在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却举他为例,说书都给找回来了。孙获悉后,越发生气,越发伤心,精神几近失常,终于一病不起。有次老友来访,送书来,谈得很好的,他忽然就变了脸,把人赶走了。想到那些漂泊在外、复归无望的藏书和手稿,他一次次锥心痛哭,久不休止。大弟子张中行登门前来安慰,他也不置一言,对方只好走了。
　　孙晚年最惦念是书,最让他伤怀的也是书:毕生珍藏的书,已了无踪迹;想读的书,已求而不得;写了几十年的书,始终无法定稿;终于定稿的书,迄难出版;业已出版的书,乏人问津;为书活了一辈子人,落得此番下场。对以书为生、生在书中的人来说,还有更大的苦痛么?
　　孙临终前,领导去看他,问他有何需要交代。此时孙已不能言,心绪万般而口舌无声,只好在手心写了一字:“书”。饮恨以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