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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他的著作《国富论》被喻为西方经济学“圣经”，系统分析了国民财富产生、分配与持续运转的内在规律，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举世闻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便由此提出。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对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为经济学著作，它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后者为伦理学著作，其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
提到《国富论》自然会想到“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本书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市场经济，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斯密对于专业分工、国内通商、信用风险、产业选择、对外贸易等原理的开创性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
《国富论》中写道：“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共分五卷，第一卷讲述了社会分工和提高生产效率。做一枚扣针需要18道工序，一个普通人一天做不了一枚扣针，一个会使用机器的人也做不了20枚，如果在一个组织好的10个勤勉努力人的工厂里，平均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扣针。这个故事连同亚当·斯密的头像印在了英格兰银行20镑钞票的背面。第二卷中讲述了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资本的分类、资本与货币的关系、资本如何在财富积累中起作用。第三卷讲述了不同地方和时间财富发展的不同。资本投资一般是农业、工业、贸易（服务业），罗马帝国崩溃后，产权的不明晰阻碍了财富积累，独立自由的城市市民使得城市蓬勃兴起，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第四卷阐述了市场经济的理论。他批判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富有就是他拥有很多钱，很多金银，很容易联想，国家富有就是国家拥有很多金银。斯密提出一国财富不是金银，是消费商品的积累。增加财富的方法不是赋予特权或实施限制，而是确保劳动者有正当的活动领域，不给任何人以优待。第五卷是实现国家富有的手段。他认为国家支出国防、司法、教育、公共设施、维护君主的尊严等是必要的开支。国家的收入是包括土地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人头税、消费税等，斯密讨论了这些税如何与关税、补贴一起综合设定，可以使国家获得最多的税收。国家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国债，可以解决像战争这种突发事件，让国家一下子筹集到很多钱，还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减少实际还款数。但是国家在非紧急时刻习惯于发国债可不是一件好事。这一卷真正解释了书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目的和达到该目的的手段。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为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特别是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在不去考虑他人的情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三种美德中的第一种最初是我们的利己心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另两种美德是我们仁慈的感情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他们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从此以后，几乎所有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论著，差不多都把斯密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观点，似乎成了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这种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其实是出于对斯密著作的误解，尤其是对《道德情操论》的误解。
事实上，两部著作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业改革，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而这些不道德和道德，以及衍生出以上种种人类情感的“同情感”正是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甚至在写完《国富论》之后一直不厌其烦反复思考的焦点。他耗费毕生的心血把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十分罕见的，也可以说是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想告诉读者——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
关键词：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为经济学著作，它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后者为伦理学著作，其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
提到《国富论》自然会想到“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本书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市场经济，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斯密对于专业分工、国内通商、信用风险、产业选择、对外贸易等原理的开创性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
《国富论》中写道：“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共分五卷，第一卷讲述了社会分工和提高生产效率。做一枚扣针需要18道工序，一个普通人一天做不了一枚扣针，一个会使用机器的人也做不了20枚，如果在一个组织好的10个勤勉努力人的工厂里，平均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扣针。这个故事连同亚当·斯密的头像印在了英格兰银行20镑钞票的背面。第二卷中讲述了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资本的分类、资本与货币的关系、资本如何在财富积累中起作用。第三卷讲述了不同地方和时间财富发展的不同。资本投资一般是农业、工业、贸易（服务业），罗马帝国崩溃后，产权的不明晰阻碍了财富积累，独立自由的城市市民使得城市蓬勃兴起，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第四卷阐述了市场经济的理论。他批判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富有就是他拥有很多钱，很多金银，很容易联想，国家富有就是国家拥有很多金银。斯密提出一国财富不是金银，是消费商品的积累。增加财富的方法不是赋予特权或实施限制，而是确保劳动者有正当的活动领域，不给任何人以优待。第五卷是实现国家富有的手段。他认为国家支出国防、司法、教育、公共设施、维护君主的尊严等是必要的开支。国家的收入是包括土地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人头税、消费税等，斯密讨论了这些税如何与关税、补贴一起综合设定，可以使国家获得最多的税收。国家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国债，可以解决像战争这种突发事件，让国家一下子筹集到很多钱，还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减少实际还款数。但是国家在非紧急时刻习惯于发国债可不是一件好事。这一卷真正解释了书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目的和达到该目的的手段。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为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特别是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在不去考虑他人的情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三种美德中的第一种最初是我们的利己心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另两种美德是我们仁慈的感情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他们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从此以后，几乎所有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论著，差不多都把斯密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观点，似乎成了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这种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其实是出于对斯密著作的误解，尤其是对《道德情操论》的误解。
事实上，两部著作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业改革，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而这些不道德和道德，以及衍生出以上种种人类情感的“同情感”正是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甚至在写完《国富论》之后一直不厌其烦反复思考的焦点。他耗费毕生的心血把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十分罕见的，也可以说是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想告诉读者——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