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帝京篇》，以其君临天下的豪迈雄壮气魄，写意挥洒的笔触，描摹了唐代都城长安的盛景与气派。
　　唐长安外郭城的范围和位置，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中已被探明。根据《隋书》《唐六典》《长安志》《吕大防图题记》《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唐两京城坊考》诸书中的记载，长安城“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唐代的里程，大程是360步为一里，小程300步为一里;大尺12寸，小尺10寸，唐代建筑长安城用大程和大尺折合计算后，外郭城墙的总长度已经达到36公里左右，这在1300多年前，无疑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宏伟工程。
　　“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有”
　　根据今日考古学家的实体探测，庞大的唐代长安外郭城墙为版筑夯土墙，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城墙基宽约9至12米，总长度将近33公里，累次叠筑，逐渐加高。东西南北城墙基点分别位于今日西安市新开门村、胡家庙、西郊任家口村、南郊木塔寨村;外部拥有防护型城濠，宽9米多，深度4米，到了中唐后，逐渐被废弃填平。唐长安城门建设比较完善，城门均包砖，增加了牢固程度，原因在于唐代已经有了抛石车等重型攻城武器装备，单纯的夯土城墙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武器带来的极大破坏力。在唐长安城的城墙上，皆筑有环城一周的凹凸形女墙用以加固防御，其中南北城墙中段，各有一部分被利用为宫城以及大明宫的宫墙，因此被增高为三丈五尺，各城门处以及城墙各段，都有专门机构督促执掌卫士，不时进行修葺补筑。
　　整体布局上，隋唐长安城改变了中国自春秋以来，宫城位置在郭城一隅，官衙与民居混杂的布局，而将宫城置于城市中央，并在宫城之南修建专置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的皇城，从而突出皇权与中央政府威权。唐长安城中宫城与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郭的传统格局，宫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皇城在宫城南部，集中了中央官署办公机构。纵横相交的路网把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设置居民区和市场区。
　　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是严格的中轴对称，如外郭地区，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大区各自划分为55坊加一市;皇城地区，以承天门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外郭城地区各设东西向14街与南北向11街，极端平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有”。由此形成的方格状坊里，除皇城正南36坊仅开东西两门外，其余坊里均设东西南北四向坊门，四周设坊墙，形制上也整齐划一。
　　宫城是全城设计的核心。唐长安城中共有三处宫殿群，太极宫承隋之旧，坐落在全城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布设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處，内有殿、阁、亭、馆三四十所，建筑韵律庄重严整，有威严的气势。太极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临丹地，云窗网碧纱”，凌烟阁“画阁凌虚构，遥瞻在九天。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北面正门玄武门“城高风楼耸，场迥兽侯新”。四面共有城门10座，南面正门承天门上建有高大的楼观，横街是一个开阔宏大的广场，唐玄宗常游宴于此。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当然以紧靠宫城最为适宜，故皇城被安排在位于宫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八水环绕的国际大都会
　　为了解决这座宏大都市中士庶百姓、皇廷贵族的生活用水、环境用水与水运，隋唐两代王朝在扩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这一丰富的水源条件，分别从长安的东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长安城有细水穿流之余，更有树木成荫，所谓“垂杨十二衢，夹道天桃满”。晋昌坊大慈恩寺前有水竹森邃，太极宫中有大片石榴林，东苑附近有梨园、樱桃园与葡萄园，宫内水面往往是荷叶覆盖。在2009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大明宫太液池中发现了一片淤泥，里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叶，根茎印迹，根据植物孢子粉测定，宫苑水池周围还种植有大量的柏树与柳树，从而印证了唐代诗歌中关于长安“园林树木无闲地”的叙述。
　　以太极宫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布局如同棋盘，街道纵横交错，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中，居高临下，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生动概括了长安城的格局。
　　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贸易中心，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据近代考古发掘显示，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八门。西市内四街宽16至18米，主要为车马道，两旁有排泄水沟，及1米宽的人行道。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贸易市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唐都长安因此是公元七八世纪时世界第一的国际性大都会，全盛时期大约100万的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大约占到总数的2%，仅是流寓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就有4000多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古德里奇因此在《中国人民简史》 -书中感叹：“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包括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
　　长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迈自信、积极乐观的情怀的寄托与具体体现。无论是岑参的“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还是刘禹锡的“春明门外即天涯”，抑或骆宾王的“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都展示了长安从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号的过渡与升华。
　　“长安景象，日渐哀耗”
　　安史之乱，终结了唐王朝中期的繁荣景象，“天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地方藩镇林立，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导致这座壮丽的都城开始频繁遭遇战乱民变的蹂躏之灾：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兵入长安，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官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四月，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焚宫闱，省市，居第略尽”，而前来勤王的诸道官军军纪败坏，入城后对残破的长安继续“纵火焚剽”，导致长安“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此后虽然经京兆尹王徽修复，但长安内外已是“荆棘遍城，狐兔纵横”。 　　此后，僖宗光启元年（885年）、昭宗乾宁三年（896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分别率兵攻入长安，又大肆洗劫，迫使唐皇出逃。最终，在昭宗天祜元年（904年）正月，身兼宣武、宣义、太平、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全忠，在击败盘踞风翔的李茂贞后，勾结宰相崔胤，强迫昭宗朝廷与官署百姓迁都洛陽，将长安宫室、官署与民居全部拆毁，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这是身为六朝都城的长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
　　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后，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进行了改建，史称“韩建新城”，为日后五代各朝相继沿用。为了便于军事防守，韩建放弃了外郭城，改修皇城，使得长安城的建制大大缩小，新城面积仅5.2平方公里，是原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这座“韩建新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利用了皇城城墙，北面则以原唐代宫城城墙为垣，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与含光两门，改三门洞为单门洞;东西两侧只保留了中间的景风、顺义两门，北面则新开了一座玄武门;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东北，顺义门与景风门之间的大街贯穿全城，形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而由承天门街北段、子城南面东西大街和安上门街北段所构成的折形街道，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此后五代宋金元历代，长安失去了中国大一统帝国首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青砖灰瓦包覆的两北重镇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大军在攻占元大都后，引兵西向，渡过黄河，攻占关中，于三月六日进据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为西安府。西安府作为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军事重镇，是明军向西北出击、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的次子朱禳被封为秦王，驻守西安，作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宋元旧城狭小破『日，难以容纳驻军、官署以及藩王府邸与百姓宅邸商界等诸般设施，扩建势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于连年战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陕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兴建。这一选址决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一向东北拓展外城以便将秦王府环绕其中。洪武六年（1373年），负责工程的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上奏，声称宏大的城墙扩展工事已经展开，但仅仅依靠军士修筑已感不敷，申请征调本土民夫在农事间隙“助筑为便”。根据奏章，西安城的扩展规模为“开拓东大城523丈，南接旧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于秦王府的兴建始于洪武四年（1371年），城区同时向东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旧城的东北两面城墙，旧有的城墙建筑材料极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墙，所以这项浩瀚的工程历时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校就藩于西安，才告一段落。不仅如此，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向东北拓展，亦有利于城防。这—工程一扫宋元时代城池的狭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当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为一座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其防御体系之完备坚固，在今天依旧令人叹为观止。
　　满城与南城改变城市格局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次年，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重镇，在前明疆域内，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而雍正朝之前，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宁、广州、杭州等九地，足见其战略政治位置之重要。为了安置大批驻防八旗兵丁与家眷，从顺治六年（一说二年）开始，清廷就在西安城东北兴建城中之“满城”，作为其集中屯驻防御之依托。为了尽可能减少迁徙居民商户之纷扰，西安满城的选址定于城东北，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属官署设施所用地，王府砖城则被拆毁荡平，辟为满城八旗校场：“西墙自安远门起，南至钟楼止，南墙自钟楼起，东至长乐门”，即北墙和东墙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仅南墙与西墙为新筑。满城南墙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正是长乐门外月城南垣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故而能使东门外月城、瓮城与满城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根据雍正年间编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满城的规模占据了大城面积的几乎40%，约为4.7平方公里，驻扎兵力为全国之首，雍正年间，满城与南城所驻守满汉八旗官兵多达8229人，大部分为骑兵。
　　满城与南城的建造，再次对古都西安的城市结构空间产生了一次彻底改变，自明初以来形成的四隅独立，以钟楼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渐变为城市东西两部相对隔离的形态：东西南北4条纵贯线大道仅余2条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与集中性分割一一明代官署分布较多的东大街南侧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小，使得清代除咸宁县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从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在满城以南的东南城区，由于环境静谧偏僻，则逐渐发展为以文庙、关中书院、府学为中心的文教区域。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长安、咸宁两县县城，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只是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其中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127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一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