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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贫困的牛心屯村，36年间走出319名大学生，被人们称为“状元村”。小村的偏僻和“状元村”的显赫激起了记者采访的冲动。
电话直接打给村支书白晓红，记者遭遇“一盆冷水”：不欢迎！理由是“没有用”。
这反倒引起了记者更大的兴趣。于是，从沈阳出发，上高速，下土路，长途跋涉250多公里，来到位于辽宁阜新佛寺镇西北部的牛心屯村。
300户人家200户贷款
村支书白晓红朴实、宽容，在一栋明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米面加工厂旁边，很礼貌地迎接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绕过一个柴禾垛，走过一条长长的胡同，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考状元白小玲的老家。2002年，白小玲就是从这条胡同出发，第一个走进了清华大学。
农家小院清洁规整，四间平房窗明几净。小玲的父亲白宝泉把记者热情地请进屋，母亲端来茶水。话题自然从小玲目前的境况谈起。
“小玲2006年一毕业，就到了上海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工作。2009年和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结了婚，不久前刚在上海买了房子。”白宝泉说着，显出很满足的样子。
然而，来白宝泉家串门的50岁的村民白景龙似乎没这么幸福。
他的大女儿2010年考上内蒙古民族大学，小儿子正在上高中，学习成绩始终在前几名。这本是件高兴的事，可是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
白景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女儿上大学，包括学杂费、生活费，一年的花费至少两万元；小儿子一年也得一万多元。他家只有20亩玉米地，扣除成本，一年只剩2万元左右。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农闲季节，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骑着摩托车，到40公里外的城里打工。赶上有活儿，一天180元；找不到活，颗粒无收。
白景龙说，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但学费太高，对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现在，家里还欠银行4万多元贷款。
“牛心屯村300多户，在银行贷款的将近200户。”白宝泉告诉记者，现在是上学花钱，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家里还得花钱。好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只好到城里去打短工，甚至做力工。
尽管这样，也未能阻止牛心屯孩子坚定不移上大学的热情。村里有个女孩叫杨扬，三年前母亲患了乳腺癌，为了不影响她学习，父亲杨德军一直对她隐瞒实情。不巧，在高考前两个月，母亲病情加重，弥留之际，才把女儿叫到病床前。母亲在吃过半碗女儿递上来的鸡蛋糕后，与世长辞。坚强的女儿非但没有哭，相反，安慰爸爸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只是在回到学校，见到班主任老师石翠芬时，才放声大哭。石翠芬说：“她把我的心都哭碎了。”两个月后，杨扬倔强地走进考场，并顺利地考取了河南周口师范学院。
“状元村”的骄傲
在牛心屯村小学，珍藏着一本特殊的档案——《牛心屯村历届大学生登记表》，这张表是从该校第一任校长王宝山那里传下来的，记录着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来，该校每年考上高等学府大学生的详细信息。这300多名学子，是这个乡村小学的骄傲。
记者从白宝泉家出来，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过一座漫水桥，慕名来到这所小学，不料，却再次吃到了“闭门羹”。校门被牢牢地锁上，斑驳的校牌已经分辨不出上面的字了，凭想象知道是校名，左边是蒙文，右边是汉字。隔着校门，看见校内有两排平房，操场左边是一排篮球架，右边是高高的旗杆。叫了半天门，没人应，最后，记者还是从右边的一个食杂店进入了校园。
校长白金莲“不失时机”地从平房里迎了出来，委婉地表示：学生正在上课，希望记者不要打扰老师和学生们。
记者放慢脚步，轻轻地沿着走廊，观察了一下正在上课的四间教室。房间里昏暗潮湿，墙皮脱落，有大片大片水浸过的痕迹；教师的讲台和学生的桌椅不仅陈旧，而且破烂不堪，上面甚至有比拳头还大的窟窿。一排一排的“小脑袋”，仰着脖子在听老师讲课。
记者离开时，发现学校一间房的屋頂烟囱上，冒出缕缕炊烟。知情人告诉记者：那是9名教师在热中午饭。这9名教师，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小学高级老师，在乡村工作多年，没有一个跳槽的。
在白宝泉家，村民们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着牛心屯村小学历年来教师的名字：王宝山、白福山、田桂荣、白宝莲……一个一个数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名字：“文革”前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常宝龙，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走进清华大学的白小玲，第二个、第三个走进清华的白亮亮、白晶晶兄弟……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羡慕。
老教师敖兴东用每月30多元的工资供4个儿子“四子登科”；村民吴福德主业副业兼顾供养3个孩子上了大学；豆腐匠白庆华肩挑豆腐担子沿街叫卖，让两个孩子考进了清华……“现在牛心屯村出去的人，海陆空全有。有当船长、老师、医生的，有做局长、乡长、区长、副县长的，还有考上海事大学、航天大学的。”这句话是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流行语”。
“教育是一个长远的投资，不可能指望它立刻变现。”当过村支书的白宝泉说，农村家庭供大学生，投入越来越大，回馈越来越慢，甚至没有回馈。但是，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本身就是对国家的一份贡献。
电话直接打给村支书白晓红，记者遭遇“一盆冷水”：不欢迎！理由是“没有用”。
这反倒引起了记者更大的兴趣。于是，从沈阳出发，上高速，下土路，长途跋涉250多公里，来到位于辽宁阜新佛寺镇西北部的牛心屯村。
300户人家200户贷款
村支书白晓红朴实、宽容，在一栋明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米面加工厂旁边，很礼貌地迎接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绕过一个柴禾垛，走过一条长长的胡同，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考状元白小玲的老家。2002年，白小玲就是从这条胡同出发，第一个走进了清华大学。
农家小院清洁规整，四间平房窗明几净。小玲的父亲白宝泉把记者热情地请进屋，母亲端来茶水。话题自然从小玲目前的境况谈起。
“小玲2006年一毕业，就到了上海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工作。2009年和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结了婚，不久前刚在上海买了房子。”白宝泉说着，显出很满足的样子。
然而，来白宝泉家串门的50岁的村民白景龙似乎没这么幸福。
他的大女儿2010年考上内蒙古民族大学，小儿子正在上高中，学习成绩始终在前几名。这本是件高兴的事，可是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
白景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女儿上大学，包括学杂费、生活费，一年的花费至少两万元；小儿子一年也得一万多元。他家只有20亩玉米地，扣除成本，一年只剩2万元左右。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农闲季节，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骑着摩托车，到40公里外的城里打工。赶上有活儿，一天180元；找不到活，颗粒无收。
白景龙说，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但学费太高，对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现在，家里还欠银行4万多元贷款。
“牛心屯村300多户，在银行贷款的将近200户。”白宝泉告诉记者，现在是上学花钱，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家里还得花钱。好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只好到城里去打短工，甚至做力工。
尽管这样，也未能阻止牛心屯孩子坚定不移上大学的热情。村里有个女孩叫杨扬，三年前母亲患了乳腺癌，为了不影响她学习，父亲杨德军一直对她隐瞒实情。不巧，在高考前两个月，母亲病情加重，弥留之际，才把女儿叫到病床前。母亲在吃过半碗女儿递上来的鸡蛋糕后，与世长辞。坚强的女儿非但没有哭，相反，安慰爸爸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只是在回到学校，见到班主任老师石翠芬时，才放声大哭。石翠芬说：“她把我的心都哭碎了。”两个月后，杨扬倔强地走进考场，并顺利地考取了河南周口师范学院。
“状元村”的骄傲
在牛心屯村小学，珍藏着一本特殊的档案——《牛心屯村历届大学生登记表》，这张表是从该校第一任校长王宝山那里传下来的，记录着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来，该校每年考上高等学府大学生的详细信息。这300多名学子，是这个乡村小学的骄傲。
记者从白宝泉家出来，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过一座漫水桥，慕名来到这所小学，不料，却再次吃到了“闭门羹”。校门被牢牢地锁上，斑驳的校牌已经分辨不出上面的字了，凭想象知道是校名，左边是蒙文，右边是汉字。隔着校门，看见校内有两排平房，操场左边是一排篮球架，右边是高高的旗杆。叫了半天门，没人应，最后，记者还是从右边的一个食杂店进入了校园。
校长白金莲“不失时机”地从平房里迎了出来，委婉地表示：学生正在上课，希望记者不要打扰老师和学生们。
记者放慢脚步，轻轻地沿着走廊，观察了一下正在上课的四间教室。房间里昏暗潮湿，墙皮脱落，有大片大片水浸过的痕迹；教师的讲台和学生的桌椅不仅陈旧，而且破烂不堪，上面甚至有比拳头还大的窟窿。一排一排的“小脑袋”，仰着脖子在听老师讲课。
记者离开时，发现学校一间房的屋頂烟囱上，冒出缕缕炊烟。知情人告诉记者：那是9名教师在热中午饭。这9名教师，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小学高级老师，在乡村工作多年，没有一个跳槽的。
在白宝泉家，村民们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着牛心屯村小学历年来教师的名字：王宝山、白福山、田桂荣、白宝莲……一个一个数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名字：“文革”前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常宝龙，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走进清华大学的白小玲，第二个、第三个走进清华的白亮亮、白晶晶兄弟……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羡慕。
老教师敖兴东用每月30多元的工资供4个儿子“四子登科”；村民吴福德主业副业兼顾供养3个孩子上了大学；豆腐匠白庆华肩挑豆腐担子沿街叫卖，让两个孩子考进了清华……“现在牛心屯村出去的人，海陆空全有。有当船长、老师、医生的，有做局长、乡长、区长、副县长的，还有考上海事大学、航天大学的。”这句话是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流行语”。
“教育是一个长远的投资，不可能指望它立刻变现。”当过村支书的白宝泉说，农村家庭供大学生，投入越来越大，回馈越来越慢，甚至没有回馈。但是，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本身就是对国家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