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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昌东，企业家，1952年出生，早年经历坎坷。1983年赴美留学，1988年成立达西集团，1990年起先后在中国内地投资旅游、航空、新能源等产业。现为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直升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被称为“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之父”。
采访徐昌东是在一个雾霾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的北四环上堵了半个小时，见面后也自然谈到了空气污染和拥堵的问题。“如果二三十年前，我们能把空气治理好，道路规划好，而且还能实现盈利，今天的城市就不会有这些严重问题了。”徐昌东说。在他看来，这些公共管理事务都要用市场化思路去完成，才能够有效率地持久发展。
总是在找市场机会
对徐昌东来说，“市场”这个词甜酸苦辣、五味俱全。1983年，31岁的他怀揣40美元，登上赴美留学的飞机。到了纽约，从肯尼迪国际机场打车到曼哈顿，花了他28美元。他原想靠剩下的12美元熬过开学前的两个星期，但第三天就熬不下去了。他去了一家制衣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中餐馆端盘子。到开学时，攒了一两千美元。
此后4年，他一直边读书边打工，拿下化学和计算机两个硕士学位，每月还给家里寄100美元。毕业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企业工作了一年。1988年，他在长岛成立了达西集团，做起了贸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农民分到了地，需要化肥，我又是学化学的，就选择了化肥生意，当时的市场非常好。”挖到第一桶金后，他很快扩大经营范围。从1990年开始，他在中国内地试水旅游、航空、新能源等产业。
除了化肥，徐昌东还想把很多国外的“好东西”带到中国来。美国有一种“分时度假”，把酒店或度假村客房的使用权分成若干次，按10年到40年甚至更长期限，以会员制的方式一次性出售给客户，会员每年可以到此住宿7天，还可与其他会员交换住宿地，实现低成本旅游。徐昌东一直想把这套东西引入中国。2000年，“黄金周”出现了，徐昌东决定回国创业，并在国内推广这一做法，但并未成功。“我犯了个错误，一张卡如果要用20年，将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配的诚信机制。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我引入得早了。”
徐昌东的另一个不成功尝试是瓶装鸡尾酒。以往，鸡尾酒都是现场调制，美国人上世纪90年代发明了调好后装瓶出售的鸡尾酒，他把它带回中国，却发现中国人几乎不喝鸡尾酒，直到现在这种产品也没普及。不过，正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徐昌东最终摸到了一条新路——用市场化方式来做直升机紧急救援。
直升机救援
说起这项事业，徐昌东又讲起往事。
1984年，徐昌东还在读书。他每个周末都去参加海钓。“我们50个人在一条船上，船两边各有25人，钓一种二三十斤重的蓝鱼。鱼饵是一条不锈钢小鱼，前面有钩子，鱼线像细钢丝一样，鱼竿也非常长。那天，我们在海上走了45分钟，船长用声呐定位仪找到了鱼群，大家开始甩竿。意外发生了。”有个女孩不会甩竿，把鱼钩一下子甩到船的另一边，勾住了一个男孩子的眼睛。瞬间男孩满脸是血，一船人全乱了。
40多岁的船长非常有经验，先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同时按下警报按钮，与紧急救援中心通上话，然后拿出一个手掌大的医用胶布，冲到伤者身边，把眼睛、鱼钩、鱼线全部封在胶布里，然后剪断鱼线。之后，船长用扩音器对大家说，已通知紧急救援中心，10分钟之内就会有直升机到来。
“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出发地45分钟了。我就一直看着手表，到9分钟左右时，一架美洲豹直升机真的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放下一个航空吊篮，船长把人抱上去，飞走，伤者的眼睛保住了。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当时我就想，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建立一套这样的救援机制。”徐昌东说。
回国发展多年，徐昌东没忘了这个梦想。在汶川大地震中他看到，尽管国家全力救援，但因缺少直升机造成了不小损失。“固定翼飞机在救灾中作用不大，因为灾区没有跑道，下不去。只有直升机能无障碍地悬停在空中，是最有力的救灾工具。”
既挣钱又崇高的事业
国家开放低空领域后，徐昌东开始生产直升机，并提出一个新思路：救援直升机，国家只用，不养。“紧急救援的范围是一个直径600公里的圆圈，直升机能在2小时内到达。根据黄金72小时的救援标准，全中国需要50个紧急救援中心。”而业内人士认为，要在我国构建起以直升机为主的24小时航空救援服务网络，保守估算需要约1050架直升机，至少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在徐昌东看来，这么多的直升机，国家就是买得起，也养不起。
环球人物杂志：5年前你就开始推动直升机救援的市场化运作，在鄂尔多斯、昆山、福州都有了通航产业基地，清远的航空俱乐部也已设计完毕。这个行业最终能把赚钱与救人统一起来吗？
徐昌东：这有一个前提。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1000到1500美元时，会发展汽车；到四五千美元时，会发展通用航空。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国家要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同时，富豪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私人飞机要进入家庭。这些资源是可以利用的，在每个省建一个私人航空俱乐部，市场化经营，让相关各方能够实现盈利。会员加入俱乐部时要签约，一旦国家发生灾害等紧急状况，可无偿征用其飞机进行救援。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这个想法有人赞同吗？
徐昌东：2010年7月，中国国际紧急救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在会上提出了国家不养飞机的理论，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有效。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认为，这可以作为他们紧急救援的辅助方式。他们现在是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但总有死角。日本的紧急救援本来更多还是靠政府，福岛大地震发生后，大海啸冲垮了机场，跑道淹没，战斗机都给冲到一边，只有直升机能无障碍地进入灾区救人。灾难发生后第九天，日本有个代表团来到我的办公室，表示认可和采纳国家不养飞机的理论，希望在他们的每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都建立这么一个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这一产业市场化运作的困难在哪里？
徐昌东：如果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运作，推广就很困难。只有让人们从中获取正当利益，他们才会自觉地参与进来。其实，私人飞机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高利税，比如，经营一个航空俱乐部涉及飞机维修、保养、租赁，还有配套的会所、旅游、婚庆、酒店等，需要2000多人，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挣钱，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投资，这个行业就能蓬勃发展。对老百姓、投资者、政府来说，都有利可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救援行业初具规模需要多久？
徐昌东：应该不用很久。如果30年前，有人说中国的汽车产量会超过美国，不会有人相信。私人飞机现在也是这样。我认为按目前情况，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
为了培养人才，2013年末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通航（低空）产业经济与应急救援高级研修班，为期9个月，学员主要来自通用航空主管部门和航空公司、俱乐部，还有地震、急救等相关单位。课程主要是通航的管理、法律法规等。我想只要有15年，就能实现不需要国家投入的直升机救援产业，这绝对是个有市场前景的崇高事业。
徐昌东，企业家，1952年出生，早年经历坎坷。1983年赴美留学，1988年成立达西集团，1990年起先后在中国内地投资旅游、航空、新能源等产业。现为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直升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被称为“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之父”。
采访徐昌东是在一个雾霾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的北四环上堵了半个小时，见面后也自然谈到了空气污染和拥堵的问题。“如果二三十年前，我们能把空气治理好，道路规划好，而且还能实现盈利，今天的城市就不会有这些严重问题了。”徐昌东说。在他看来，这些公共管理事务都要用市场化思路去完成，才能够有效率地持久发展。
总是在找市场机会
对徐昌东来说，“市场”这个词甜酸苦辣、五味俱全。1983年，31岁的他怀揣40美元，登上赴美留学的飞机。到了纽约，从肯尼迪国际机场打车到曼哈顿，花了他28美元。他原想靠剩下的12美元熬过开学前的两个星期，但第三天就熬不下去了。他去了一家制衣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中餐馆端盘子。到开学时，攒了一两千美元。
此后4年，他一直边读书边打工，拿下化学和计算机两个硕士学位，每月还给家里寄100美元。毕业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企业工作了一年。1988年，他在长岛成立了达西集团，做起了贸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农民分到了地，需要化肥，我又是学化学的，就选择了化肥生意，当时的市场非常好。”挖到第一桶金后，他很快扩大经营范围。从1990年开始，他在中国内地试水旅游、航空、新能源等产业。
除了化肥，徐昌东还想把很多国外的“好东西”带到中国来。美国有一种“分时度假”，把酒店或度假村客房的使用权分成若干次，按10年到40年甚至更长期限，以会员制的方式一次性出售给客户，会员每年可以到此住宿7天，还可与其他会员交换住宿地，实现低成本旅游。徐昌东一直想把这套东西引入中国。2000年，“黄金周”出现了，徐昌东决定回国创业，并在国内推广这一做法，但并未成功。“我犯了个错误，一张卡如果要用20年，将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配的诚信机制。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我引入得早了。”
徐昌东的另一个不成功尝试是瓶装鸡尾酒。以往，鸡尾酒都是现场调制，美国人上世纪90年代发明了调好后装瓶出售的鸡尾酒，他把它带回中国，却发现中国人几乎不喝鸡尾酒，直到现在这种产品也没普及。不过，正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徐昌东最终摸到了一条新路——用市场化方式来做直升机紧急救援。
直升机救援
说起这项事业，徐昌东又讲起往事。
1984年，徐昌东还在读书。他每个周末都去参加海钓。“我们50个人在一条船上，船两边各有25人，钓一种二三十斤重的蓝鱼。鱼饵是一条不锈钢小鱼，前面有钩子，鱼线像细钢丝一样，鱼竿也非常长。那天，我们在海上走了45分钟，船长用声呐定位仪找到了鱼群，大家开始甩竿。意外发生了。”有个女孩不会甩竿，把鱼钩一下子甩到船的另一边，勾住了一个男孩子的眼睛。瞬间男孩满脸是血，一船人全乱了。
40多岁的船长非常有经验，先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同时按下警报按钮，与紧急救援中心通上话，然后拿出一个手掌大的医用胶布，冲到伤者身边，把眼睛、鱼钩、鱼线全部封在胶布里，然后剪断鱼线。之后，船长用扩音器对大家说，已通知紧急救援中心，10分钟之内就会有直升机到来。
“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出发地45分钟了。我就一直看着手表，到9分钟左右时，一架美洲豹直升机真的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放下一个航空吊篮，船长把人抱上去，飞走，伤者的眼睛保住了。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当时我就想，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建立一套这样的救援机制。”徐昌东说。
回国发展多年，徐昌东没忘了这个梦想。在汶川大地震中他看到，尽管国家全力救援，但因缺少直升机造成了不小损失。“固定翼飞机在救灾中作用不大，因为灾区没有跑道，下不去。只有直升机能无障碍地悬停在空中，是最有力的救灾工具。”
既挣钱又崇高的事业
国家开放低空领域后，徐昌东开始生产直升机，并提出一个新思路：救援直升机，国家只用，不养。“紧急救援的范围是一个直径600公里的圆圈，直升机能在2小时内到达。根据黄金72小时的救援标准，全中国需要50个紧急救援中心。”而业内人士认为，要在我国构建起以直升机为主的24小时航空救援服务网络，保守估算需要约1050架直升机，至少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在徐昌东看来，这么多的直升机，国家就是买得起，也养不起。
环球人物杂志：5年前你就开始推动直升机救援的市场化运作，在鄂尔多斯、昆山、福州都有了通航产业基地，清远的航空俱乐部也已设计完毕。这个行业最终能把赚钱与救人统一起来吗？
徐昌东：这有一个前提。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1000到1500美元时，会发展汽车；到四五千美元时，会发展通用航空。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国家要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同时，富豪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私人飞机要进入家庭。这些资源是可以利用的，在每个省建一个私人航空俱乐部，市场化经营，让相关各方能够实现盈利。会员加入俱乐部时要签约，一旦国家发生灾害等紧急状况，可无偿征用其飞机进行救援。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这个想法有人赞同吗？
徐昌东：2010年7月，中国国际紧急救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在会上提出了国家不养飞机的理论，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有效。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认为，这可以作为他们紧急救援的辅助方式。他们现在是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但总有死角。日本的紧急救援本来更多还是靠政府，福岛大地震发生后，大海啸冲垮了机场，跑道淹没，战斗机都给冲到一边，只有直升机能无障碍地进入灾区救人。灾难发生后第九天，日本有个代表团来到我的办公室，表示认可和采纳国家不养飞机的理论，希望在他们的每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都建立这么一个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这一产业市场化运作的困难在哪里？
徐昌东：如果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运作，推广就很困难。只有让人们从中获取正当利益，他们才会自觉地参与进来。其实，私人飞机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高利税，比如，经营一个航空俱乐部涉及飞机维修、保养、租赁，还有配套的会所、旅游、婚庆、酒店等，需要2000多人，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挣钱，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投资，这个行业就能蓬勃发展。对老百姓、投资者、政府来说，都有利可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救援行业初具规模需要多久？
徐昌东：应该不用很久。如果30年前，有人说中国的汽车产量会超过美国，不会有人相信。私人飞机现在也是这样。我认为按目前情况，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
为了培养人才，2013年末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通航（低空）产业经济与应急救援高级研修班，为期9个月，学员主要来自通用航空主管部门和航空公司、俱乐部，还有地震、急救等相关单位。课程主要是通航的管理、法律法规等。我想只要有15年，就能实现不需要国家投入的直升机救援产业，这绝对是个有市场前景的崇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