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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和发展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促成中国十四行诗的生长，造就中国许多优秀的十四行体诗人;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丰富中国的诗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助推革命的发展。
关键词：十四行诗;译介和发展;影响和作用
西方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肇端于二十世纪初，时至今日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到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十四行诗译介之初，人们对它缺乏信心，抱着怀疑的态度。上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风云变幻和文艺流派纷呈。十四行诗的译介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對和指责。40年代前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开展和文艺大众化的推进，虽然也有一些政治题材的十四行诗，但离政治现实和战争时代较远。故有人对极更为不满，致使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走进了波谷。解放后，由于政治思想的偏激化和偏一性以及左的文艺思想泛滥的影响，十四行诗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打入冷宫。60年代初，还有人在《四川文学》和《红岩》上发表文章，对十四行诗加以否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文艺界掀起了颂扬和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潮，诗人情绪激昂，诗歌催人奋进，形式自由奔放。格律严谨的十四行诗自然遇到冷落。随着80年代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十四行诗的译介和中国十四行诗的创作迎来了繁荣的时期。
可是，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文艺创作和翻译活动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和人们热衷追逐经济利益风气的影响，诗歌市场萎缩殆尽，十四行诗的翻译只得囿身于学苑之中。至此，中国十四行诗遭遇到和西方十四行诗同样沉寂的命运。尽管这样，十四行诗的译介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却倍受关注，译作如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综观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促成中国十四行诗的生长，造就中国许多优秀的十四行体诗人;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丰富中国的诗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助推革命的发展。
一.促成中国十四行诗的成长
西方十四行诗的译介对于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发展，曾起到过催生和促进的作用。当时的许多作家都是一边翻译一边创作，翻译和创作相互渗透，互为推动。一些学贯中西、深谙西律的诗人在翻译十四行诗的同时，也模仿创作十四行诗。有些诗人读了十四行诗的译作，深深折服于它的意境、语言、表达方式、名式和格律等而兴奋不已，从而开始模仿创作。如方平读到闻一多翻译的白朗宁夫人商籁诗后，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便开始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的翻译。林子读了方平翻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后，一下子被迷住了，遂以十四行诗的形式，把心中满溢的爱写成组诗《给他》（许霆，1995：11-14）。还有一些诗人为了寻求新诗体式而注目十四行诗，他们一般都是通过阅读十四行诗译作，从中借鉴了所需要的东西，写作自己的十四行诗或把它移植到其他新诗体的创造中。雁翼就是揣摩了别人的十四行诗译作而创造了自己的“雁翼的十四行诗的十四行诗”。（许霆，1995：11-14）十四行诗的译介吸引和带动了一大批中国诗人从事十四行诗创作，促成了十四行诗在中国的繁殖，也伴随着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而不断地开展。中国十四行诗在历史上的几次发展高潮都和当时的十四行诗译介有直接关系。如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第一次高潮期间，梁宗岱在《民族文学》上发表多首十四行诗译作。闻一多也在《新月》杂志上年表他翻译的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并在他的《死水》诗集里推出自己的数首十四行诗，开创了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新局面。新月社的《诗刊》也陆续发表了孙大雨、饶孟侃等人的汉语十四行诗。《文艺杂志》连续用4期的篇幅译介了丁尼生、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斯宾塞、丹尼尔、西德尼等人的十四行诗。罗念生、柳无忌、啸霞等在翻译十四行诗的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十四行诗作品。其他报也开始发表其他作家的十四行诗，从而促成了中国十四行诗的第一次发展热潮。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中国十四行诗浪潮来临前及其期间，许多翻译家都翻译和发表了他们的十四行诗译作。40年代初，冯至就一面把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译介给中国读者，一面像里尔克那样用变体十四行诗进行创作，指导着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穆旦翻译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济慈诗选》、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艾略特和奥登诗选》等;杨宪益、朱维基、卞之琳也都在这一时期里翻译发表奥登访华期间写的有关中国抗日题材的十四行诗;戴望舒出版《〈恶之花〉掇英》;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陈敬容等翻译法国波特莱尔的十四行诗;魏尔伦和马拉美等许多国外作家的十四行诗都是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来。
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翻译出版或发表了许多西方十四行诗，如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方平的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和殷宝书的《弥尔顿诗选》等。中国改革开放后，翻译市场的繁荣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十四行诗第三次发展高潮。1981年杨德豫翻译出版《拜伦抒情诗七十首》;1983年卞之琳翻译出版《英国诗选》;1984年梁宗岱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82年和1983年穆旦翻译出版《拜伦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集》和《欧根·奥涅金》;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重视外国文学专业的建设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回归，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增多，许多西方十四行诗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的讲坛上和许多英美诗歌著作中以及各类刊物上。1995年和1992年曹明伦分别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和《斯宾塞十四行诗集·小爱神》，1996年卞之琳编译出版《英国诗选》，2003年胡家峦编著出版《英国名诗详注》，2003年刘守兰编著出版《英美名诗解读》。这些不同时代的十四行诗的译介影响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在中国新诗的初期，十四行诗的译介曾受到那些想增多诗体和具有开放意识的新诗人的喜爱，在百年中国新诗的历史上，一直在有人用十四行体写诗，如郑伯奇、闻一多、李金发、孙大雨、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饶孟侃、李惟建、陈梦家、方纬德、徐志摩、梁宗岱、朱湘、罗念生、屠岸、唐湜等。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实现了中国新诗现代化，也促进了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
关键词：十四行诗;译介和发展;影响和作用
西方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肇端于二十世纪初，时至今日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到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十四行诗译介之初，人们对它缺乏信心，抱着怀疑的态度。上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风云变幻和文艺流派纷呈。十四行诗的译介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對和指责。40年代前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开展和文艺大众化的推进，虽然也有一些政治题材的十四行诗，但离政治现实和战争时代较远。故有人对极更为不满，致使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走进了波谷。解放后，由于政治思想的偏激化和偏一性以及左的文艺思想泛滥的影响，十四行诗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打入冷宫。60年代初，还有人在《四川文学》和《红岩》上发表文章，对十四行诗加以否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文艺界掀起了颂扬和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潮，诗人情绪激昂，诗歌催人奋进，形式自由奔放。格律严谨的十四行诗自然遇到冷落。随着80年代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十四行诗的译介和中国十四行诗的创作迎来了繁荣的时期。
可是，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文艺创作和翻译活动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和人们热衷追逐经济利益风气的影响，诗歌市场萎缩殆尽，十四行诗的翻译只得囿身于学苑之中。至此，中国十四行诗遭遇到和西方十四行诗同样沉寂的命运。尽管这样，十四行诗的译介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却倍受关注，译作如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综观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促成中国十四行诗的生长，造就中国许多优秀的十四行体诗人;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丰富中国的诗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助推革命的发展。
一.促成中国十四行诗的成长
西方十四行诗的译介对于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发展，曾起到过催生和促进的作用。当时的许多作家都是一边翻译一边创作，翻译和创作相互渗透，互为推动。一些学贯中西、深谙西律的诗人在翻译十四行诗的同时，也模仿创作十四行诗。有些诗人读了十四行诗的译作，深深折服于它的意境、语言、表达方式、名式和格律等而兴奋不已，从而开始模仿创作。如方平读到闻一多翻译的白朗宁夫人商籁诗后，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便开始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的翻译。林子读了方平翻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后，一下子被迷住了，遂以十四行诗的形式，把心中满溢的爱写成组诗《给他》（许霆，1995：11-14）。还有一些诗人为了寻求新诗体式而注目十四行诗，他们一般都是通过阅读十四行诗译作，从中借鉴了所需要的东西，写作自己的十四行诗或把它移植到其他新诗体的创造中。雁翼就是揣摩了别人的十四行诗译作而创造了自己的“雁翼的十四行诗的十四行诗”。（许霆，1995：11-14）十四行诗的译介吸引和带动了一大批中国诗人从事十四行诗创作，促成了十四行诗在中国的繁殖，也伴随着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而不断地开展。中国十四行诗在历史上的几次发展高潮都和当时的十四行诗译介有直接关系。如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第一次高潮期间，梁宗岱在《民族文学》上发表多首十四行诗译作。闻一多也在《新月》杂志上年表他翻译的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并在他的《死水》诗集里推出自己的数首十四行诗，开创了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新局面。新月社的《诗刊》也陆续发表了孙大雨、饶孟侃等人的汉语十四行诗。《文艺杂志》连续用4期的篇幅译介了丁尼生、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斯宾塞、丹尼尔、西德尼等人的十四行诗。罗念生、柳无忌、啸霞等在翻译十四行诗的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十四行诗作品。其他报也开始发表其他作家的十四行诗，从而促成了中国十四行诗的第一次发展热潮。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中国十四行诗浪潮来临前及其期间，许多翻译家都翻译和发表了他们的十四行诗译作。40年代初，冯至就一面把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译介给中国读者，一面像里尔克那样用变体十四行诗进行创作，指导着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穆旦翻译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济慈诗选》、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艾略特和奥登诗选》等;杨宪益、朱维基、卞之琳也都在这一时期里翻译发表奥登访华期间写的有关中国抗日题材的十四行诗;戴望舒出版《〈恶之花〉掇英》;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陈敬容等翻译法国波特莱尔的十四行诗;魏尔伦和马拉美等许多国外作家的十四行诗都是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来。
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翻译出版或发表了许多西方十四行诗，如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方平的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和殷宝书的《弥尔顿诗选》等。中国改革开放后，翻译市场的繁荣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十四行诗第三次发展高潮。1981年杨德豫翻译出版《拜伦抒情诗七十首》;1983年卞之琳翻译出版《英国诗选》;1984年梁宗岱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82年和1983年穆旦翻译出版《拜伦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集》和《欧根·奥涅金》;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重视外国文学专业的建设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回归，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增多，许多西方十四行诗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的讲坛上和许多英美诗歌著作中以及各类刊物上。1995年和1992年曹明伦分别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和《斯宾塞十四行诗集·小爱神》，1996年卞之琳编译出版《英国诗选》，2003年胡家峦编著出版《英国名诗详注》，2003年刘守兰编著出版《英美名诗解读》。这些不同时代的十四行诗的译介影响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在中国新诗的初期，十四行诗的译介曾受到那些想增多诗体和具有开放意识的新诗人的喜爱，在百年中国新诗的历史上，一直在有人用十四行体写诗，如郑伯奇、闻一多、李金发、孙大雨、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饶孟侃、李惟建、陈梦家、方纬德、徐志摩、梁宗岱、朱湘、罗念生、屠岸、唐湜等。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实现了中国新诗现代化，也促进了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