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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七八年间，军内的政治斗争可以说是接二连三。这里有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揭批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斗争，1960年底批判谭政和1965年底批判罗瑞卿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错误处理了大批军队领导干部，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使军队建设受到极大干扰。
一
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当年5月底至7月底持续近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达到顶点。会上，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成为众矢之的，前者被指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后者则成了“教条主义司令部”。原本只是在“是否学”和“怎样学”苏军条例上正常的意见分歧，却演变成军内第一场具有“反党”性质的路线斗争。军事学院原院长刘伯承元帅、副院长陈伯钧上将，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宋时轮上将，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副部长李达上将均受到点名批评与批判，就连总参谋长粟裕大将、训练总监部原代部长叶剑英元帅也未能幸免。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一批包括元帅、大将、上将在内的高级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刘伯承元帅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从此不在军内担任具有军事指挥与领导性质的实际职务，在家休息，一年后出任顾问性质的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被指控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粟裕，则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这位曾经在华东战场叱咤风云的将军从此离开军事指挥一线，调任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被告知“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结果，能征惯战的粟裕，在军事科学院这个军事科研与咨询机构一待就是20多年，直至病逝。
两位资深上将———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部长李达则被指为“反党宗派集团”的主帅、副帅，对他们的斗争更为过火，组织处理亦更为严厉，不仅撤销了他们军内职务，而且把他们赶出军队。萧克到农垦部任副部长，李达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副主任，一个分管农业机械，一个负责国防体育协会。他们也是军队高级将领中，第一批被赶出军队者。
继萧克之后主掌训练总监部的郭天民上将，刚在训练总监部主持批判萧克、李达活动，还未能喘口气，自己就以萧克、李达“反党宗派集团”第二副帅的身份被打倒。这回连“庙”也拆掉了，备受指责的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其职能归入总参谋部。
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两位元帅被点名批评，一位大将、五位上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处理，更有李钟奇等大批少将以下负责军队训练与教学工作的将校，受到种种责难与处理，部队军训与院校工作受到极大冲击。
二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以忧国忧民之心，通过正常途径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封信，导致这位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元帅受到错误批判。一年前彭德怀主持了对粟裕、萧克等人的批判，转眼之间自己成了斗争的焦点。
这次批彭德怀、黄克诚与上次批粟裕、萧克有所不同的是，上次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主要在粟裕的“狂妄不尊”（诬指粟裕对彭总和国防部有所不尊的言行）和萧克的“僵化教条”上做文章，这次批彭、黄，气氛更严厉、火焰更高、势头更猛，毛泽东震怒之情溢于言表。军委扩大会议在明确他们有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后，对他们当时的“反党罪行”和二三十年前的“历史旧账”一一历数，是算“总账”性质，直指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和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形同“父子关系”，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等人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他们“反党篡军”，“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在这场斗争中，被指“袒护彭、黄”“和稀泥”的朱德元帅也受到责难，并被迫作了检讨；吴信泉中将、李雪三中将等人因对这种批斗会议消极沉默、缄口不言，亦受到指责、牵连。
元帅中排名前两位的解放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被会议点名批判，并作出检讨，这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还是第一次。
“人家斗争我，我受得住。你斗就斗，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还可以参加劳动。”彭德怀自知这场批斗后果严重，最终目的是要把他彻底搞臭。1959年8月至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彭德怀，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彭德怀上交了元帅服等物品，搬出中南海永福堂，来到北京西郊的挂甲屯。几年后，彭德怀到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排名第三的副主任，分管煤炭、天然气工作。
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在家赋闲六年后，于1965年8月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九的副省长，由行政四级降为六级。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两位得力战将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随之一同遭殃。邓华被解除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他本人想去军事院校学习，未被允许。被解除军职的邓华还想进军事院校当一名学生学习军事的愿望，看来还是天真了。因为刚刚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已经说了，没有职位的邓华留在军队，也是危险的。
于是邓华转业，但住在北京也不可能。1960年6月4日，邓华转业到四川任副省长，分管农机工作。谈话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邓华多同省委分管农业的廖志高书记和省委常委、农机厅厅长苗逢澍联系。“听到这里，邓华的心立刻沉了下来：名义上分管农机工作，实际上大政方针由省委农业书记管，具体工作由既是省委常委又是农机厅党组书记的农机厅长管，自己的职位岂不是形同虚设？打入‘另册’的悲哀就在这里。”邓华让夫人李玉芝把军服送到洗染店全部染成黑色，以此告别征战了31年的军界，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
庐山会议之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也被逐出军队，下放到吉林省任农机厅厅长，比邓华的“副省级”还低一级。洪学智亦是耿直、正义感十足之人。他不认同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指控，说：彭总又不会外语，访问东欧都有翻译和陪同人员在场，怎么会里通外国呢？因为对批彭持有异议，洪学智直接被送到寒冷的关外，脱掉军装，降至厅级。 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认同的万毅中将，也因为赞同彭德怀的一些看法，而被指为“彭德怀的狗腿子”，遭到批判撤职，被免去国防科委副主任职务，送到陕西，先在建委，后在林业厅任副厅长。在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看到黄克诚遭人诬陷，仅是少将军衔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在数以百计的高级将帅面前挺身而出，说出历史真相，气魄震撼全场。更令人震惊的是，钟伟当场明言：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
结果，铁骨铮铮的钟伟当场被押送出场，赶出军队，到安徽任农业厅副厅长，后又被扣上“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名，入狱五年。
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五个军衔的六个人，都被逐出军队。庐山会议之后，全军掀起认定和清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活动，全军范围内，短短三个月内（到1959年11月底），因“彭案”而被划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就达1848人。
“文革”之中，彭、黄、邓、洪、万、钟六人又都遭到批斗、摧残、迫害。
三
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及其后，又揭出了一个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他们被指为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余脉”，“一贯右倾”，“反党、反对新军委领导”，同样受到严厉批判和严肃处理。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先是被降为总政副主任，几年后也被逐出军队，调任福建省排名第五的副省长。和黄克诚一样，谭政也被行政降两级。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及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作为“宗派集团”成员，受到党纪处分和撤职、降职处理。总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两位上将也受到严厉批判，检讨之后侥幸过关。
1965年11月、12月，“文革”爆发前夜，军内斗争再起波澜：先是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遭批判、撤职，随后，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被打倒。他们都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的大帽子，遭批判、监禁、迫害。对罗瑞卿的处理，包括他的兼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等）均被撤掉，枪和猎枪上交，就连军线电话都被撤掉了。10年后罗、萧二人才重新回到军队。1975年，罗瑞卿任中央军委顾问，萧向荣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66年与罗瑞卿一同被打倒的梁必业，被指控与罗勾结搞阴谋活动，有一个篡军反党的“罗、梁集团”。随着罗瑞卿被打倒，梁必业也随即被撤职查办。1966年5月，被解除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监委副书记职务的梁必业，原本是降职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的，结果人还未到任，便又被以“态度恶劣，死不认罪”等为由，改变了处分及任职决定，撤销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命令，下放到总后勤部所属青南马场任副场长（未到任，后被送到安徽肥西县蟠龙墩农场监督劳动），由行政六级降为八级。
四
从1958年到1966年5月“文革”前夕，八年间，共有四位元帅、四位大将、九位上将、六位中将，连同钟伟等少将以下大批将校级军官，受到批评、批判和错误的组织处理，许多人遭降职降级或被赶出军队、赶出北京，农业口、农机领域成为他们中不少人走向社会的第一出路。
这些备受冤屈、备受折磨、被错误处理的军队高级领导人，对当年的那场斗争，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事发突然时的震惊和无情打击中的残酷。
对于毛泽东的痛批，彭德怀感到的是“晴天霹雳、闷头一棒。这次打击是那样沉重，来得又如此突然，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丧失自制”。
1965年12月11日，从昆明赶到上海的罗瑞卿一下飞机，听到周恩来、邓小平传达的会议内容，“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林彪的指责犹如狂风骤雨一阵阵无情地抽打着他”。罗瑞卿震惊、激愤，“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表示：“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罗瑞卿的此种反应，好似当年彭德怀一样。
对这种批斗，当年所作的错误结论和错误的组织处理，身心的痛楚莫过于当事人。
萧克上将在回忆录中说：反“教条主义”斗争“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粟裕大将在20年后的1979年写给中央的申诉材料中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我作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了中共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备受攻击的邓华上将对会议上那种“万箭齐发”的景象感触尤深，曾私下对夫人李玉芝说：“人抬人，无价宝；人踩人，踩死人。党内斗争这种风气真是叫人忧虑。”
1959年8月下旬，军委扩大会议分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第二组对黄克诚的批斗非常猛烈……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发言，只是追查、逼问。更有甚者，有些人拍桌子，挥拳头，跺脚，骂娘，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只有极少数人一言不发”。
有群起攻击，还有车轮大战。日复一日的会议，单是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从9月14日到10月20日就开了一个多月，其后是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从10月25日一直开到1961年1月25日，两个会议接踵连续开了4个多月，谭政大将“疲倦了，他被整得神魂颠倒，蒙头转向，疲惫不堪……”
同室操戈，昔日的战友反目。《罗瑞卿传》记载：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之后，一些高级干部同罗瑞卿私下交往“还是同志式的”。可到了1966年3月北京京西宾馆会场上，“气氛全然变了，与会者数月不见都成为路人乃至仇人……大家都程度不同地同罗瑞卿撕破了脸皮，划清了界限”。
罗瑞卿自述：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而且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啊！
上述八年中的几场斗争，有几个共同特点：都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针对重点人和主要问题，上纲上线，无情打击，群起围攻，“重炮猛轰”；都提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而且斗争目标都有“标志性罪名”，并据此有一个“集团”性质的“反党宗派组织”或“军事俱乐部”；对重点人和主要问题的指控，大都具有随意性、主观性，或小题大做，或无中生有，或指鹿为马，或曲解原意，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被指控的“集团”重要成员都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或脱下军装转业，或被剥夺职务，或被降职降级送去学习，或被打入冷宫赋闲。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都受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们的冤案才陆续得到平反。
一
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当年5月底至7月底持续近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达到顶点。会上，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成为众矢之的，前者被指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后者则成了“教条主义司令部”。原本只是在“是否学”和“怎样学”苏军条例上正常的意见分歧，却演变成军内第一场具有“反党”性质的路线斗争。军事学院原院长刘伯承元帅、副院长陈伯钧上将，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宋时轮上将，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副部长李达上将均受到点名批评与批判，就连总参谋长粟裕大将、训练总监部原代部长叶剑英元帅也未能幸免。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一批包括元帅、大将、上将在内的高级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刘伯承元帅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从此不在军内担任具有军事指挥与领导性质的实际职务，在家休息，一年后出任顾问性质的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被指控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粟裕，则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这位曾经在华东战场叱咤风云的将军从此离开军事指挥一线，调任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被告知“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结果，能征惯战的粟裕，在军事科学院这个军事科研与咨询机构一待就是20多年，直至病逝。
两位资深上将———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部长李达则被指为“反党宗派集团”的主帅、副帅，对他们的斗争更为过火，组织处理亦更为严厉，不仅撤销了他们军内职务，而且把他们赶出军队。萧克到农垦部任副部长，李达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副主任，一个分管农业机械，一个负责国防体育协会。他们也是军队高级将领中，第一批被赶出军队者。
继萧克之后主掌训练总监部的郭天民上将，刚在训练总监部主持批判萧克、李达活动，还未能喘口气，自己就以萧克、李达“反党宗派集团”第二副帅的身份被打倒。这回连“庙”也拆掉了，备受指责的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其职能归入总参谋部。
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两位元帅被点名批评，一位大将、五位上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处理，更有李钟奇等大批少将以下负责军队训练与教学工作的将校，受到种种责难与处理，部队军训与院校工作受到极大冲击。
二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以忧国忧民之心，通过正常途径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封信，导致这位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元帅受到错误批判。一年前彭德怀主持了对粟裕、萧克等人的批判，转眼之间自己成了斗争的焦点。
这次批彭德怀、黄克诚与上次批粟裕、萧克有所不同的是，上次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主要在粟裕的“狂妄不尊”（诬指粟裕对彭总和国防部有所不尊的言行）和萧克的“僵化教条”上做文章，这次批彭、黄，气氛更严厉、火焰更高、势头更猛，毛泽东震怒之情溢于言表。军委扩大会议在明确他们有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后，对他们当时的“反党罪行”和二三十年前的“历史旧账”一一历数，是算“总账”性质，直指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和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形同“父子关系”，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等人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他们“反党篡军”，“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在这场斗争中，被指“袒护彭、黄”“和稀泥”的朱德元帅也受到责难，并被迫作了检讨；吴信泉中将、李雪三中将等人因对这种批斗会议消极沉默、缄口不言，亦受到指责、牵连。
元帅中排名前两位的解放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被会议点名批判，并作出检讨，这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还是第一次。
“人家斗争我，我受得住。你斗就斗，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还可以参加劳动。”彭德怀自知这场批斗后果严重，最终目的是要把他彻底搞臭。1959年8月至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彭德怀，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彭德怀上交了元帅服等物品，搬出中南海永福堂，来到北京西郊的挂甲屯。几年后，彭德怀到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排名第三的副主任，分管煤炭、天然气工作。
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在家赋闲六年后，于1965年8月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九的副省长，由行政四级降为六级。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两位得力战将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随之一同遭殃。邓华被解除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他本人想去军事院校学习，未被允许。被解除军职的邓华还想进军事院校当一名学生学习军事的愿望，看来还是天真了。因为刚刚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已经说了，没有职位的邓华留在军队，也是危险的。
于是邓华转业，但住在北京也不可能。1960年6月4日，邓华转业到四川任副省长，分管农机工作。谈话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邓华多同省委分管农业的廖志高书记和省委常委、农机厅厅长苗逢澍联系。“听到这里，邓华的心立刻沉了下来：名义上分管农机工作，实际上大政方针由省委农业书记管，具体工作由既是省委常委又是农机厅党组书记的农机厅长管，自己的职位岂不是形同虚设？打入‘另册’的悲哀就在这里。”邓华让夫人李玉芝把军服送到洗染店全部染成黑色，以此告别征战了31年的军界，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
庐山会议之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也被逐出军队，下放到吉林省任农机厅厅长，比邓华的“副省级”还低一级。洪学智亦是耿直、正义感十足之人。他不认同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指控，说：彭总又不会外语，访问东欧都有翻译和陪同人员在场，怎么会里通外国呢？因为对批彭持有异议，洪学智直接被送到寒冷的关外，脱掉军装，降至厅级。 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认同的万毅中将，也因为赞同彭德怀的一些看法，而被指为“彭德怀的狗腿子”，遭到批判撤职，被免去国防科委副主任职务，送到陕西，先在建委，后在林业厅任副厅长。在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看到黄克诚遭人诬陷，仅是少将军衔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在数以百计的高级将帅面前挺身而出，说出历史真相，气魄震撼全场。更令人震惊的是，钟伟当场明言：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
结果，铁骨铮铮的钟伟当场被押送出场，赶出军队，到安徽任农业厅副厅长，后又被扣上“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名，入狱五年。
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五个军衔的六个人，都被逐出军队。庐山会议之后，全军掀起认定和清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活动，全军范围内，短短三个月内（到1959年11月底），因“彭案”而被划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就达1848人。
“文革”之中，彭、黄、邓、洪、万、钟六人又都遭到批斗、摧残、迫害。
三
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及其后，又揭出了一个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他们被指为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余脉”，“一贯右倾”，“反党、反对新军委领导”，同样受到严厉批判和严肃处理。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先是被降为总政副主任，几年后也被逐出军队，调任福建省排名第五的副省长。和黄克诚一样，谭政也被行政降两级。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及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作为“宗派集团”成员，受到党纪处分和撤职、降职处理。总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两位上将也受到严厉批判，检讨之后侥幸过关。
1965年11月、12月，“文革”爆发前夜，军内斗争再起波澜：先是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遭批判、撤职，随后，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被打倒。他们都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的大帽子，遭批判、监禁、迫害。对罗瑞卿的处理，包括他的兼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等）均被撤掉，枪和猎枪上交，就连军线电话都被撤掉了。10年后罗、萧二人才重新回到军队。1975年，罗瑞卿任中央军委顾问，萧向荣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66年与罗瑞卿一同被打倒的梁必业，被指控与罗勾结搞阴谋活动，有一个篡军反党的“罗、梁集团”。随着罗瑞卿被打倒，梁必业也随即被撤职查办。1966年5月，被解除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监委副书记职务的梁必业，原本是降职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的，结果人还未到任，便又被以“态度恶劣，死不认罪”等为由，改变了处分及任职决定，撤销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命令，下放到总后勤部所属青南马场任副场长（未到任，后被送到安徽肥西县蟠龙墩农场监督劳动），由行政六级降为八级。
四
从1958年到1966年5月“文革”前夕，八年间，共有四位元帅、四位大将、九位上将、六位中将，连同钟伟等少将以下大批将校级军官，受到批评、批判和错误的组织处理，许多人遭降职降级或被赶出军队、赶出北京，农业口、农机领域成为他们中不少人走向社会的第一出路。
这些备受冤屈、备受折磨、被错误处理的军队高级领导人，对当年的那场斗争，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事发突然时的震惊和无情打击中的残酷。
对于毛泽东的痛批，彭德怀感到的是“晴天霹雳、闷头一棒。这次打击是那样沉重，来得又如此突然，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丧失自制”。
1965年12月11日，从昆明赶到上海的罗瑞卿一下飞机，听到周恩来、邓小平传达的会议内容，“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林彪的指责犹如狂风骤雨一阵阵无情地抽打着他”。罗瑞卿震惊、激愤，“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表示：“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罗瑞卿的此种反应，好似当年彭德怀一样。
对这种批斗，当年所作的错误结论和错误的组织处理，身心的痛楚莫过于当事人。
萧克上将在回忆录中说：反“教条主义”斗争“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粟裕大将在20年后的1979年写给中央的申诉材料中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我作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了中共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备受攻击的邓华上将对会议上那种“万箭齐发”的景象感触尤深，曾私下对夫人李玉芝说：“人抬人，无价宝；人踩人，踩死人。党内斗争这种风气真是叫人忧虑。”
1959年8月下旬，军委扩大会议分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第二组对黄克诚的批斗非常猛烈……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发言，只是追查、逼问。更有甚者，有些人拍桌子，挥拳头，跺脚，骂娘，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只有极少数人一言不发”。
有群起攻击，还有车轮大战。日复一日的会议，单是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从9月14日到10月20日就开了一个多月，其后是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从10月25日一直开到1961年1月25日，两个会议接踵连续开了4个多月，谭政大将“疲倦了，他被整得神魂颠倒，蒙头转向，疲惫不堪……”
同室操戈，昔日的战友反目。《罗瑞卿传》记载：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之后，一些高级干部同罗瑞卿私下交往“还是同志式的”。可到了1966年3月北京京西宾馆会场上，“气氛全然变了，与会者数月不见都成为路人乃至仇人……大家都程度不同地同罗瑞卿撕破了脸皮，划清了界限”。
罗瑞卿自述：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而且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啊！
上述八年中的几场斗争，有几个共同特点：都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针对重点人和主要问题，上纲上线，无情打击，群起围攻，“重炮猛轰”；都提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而且斗争目标都有“标志性罪名”，并据此有一个“集团”性质的“反党宗派组织”或“军事俱乐部”；对重点人和主要问题的指控，大都具有随意性、主观性，或小题大做，或无中生有，或指鹿为马，或曲解原意，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被指控的“集团”重要成员都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或脱下军装转业，或被剥夺职务，或被降职降级送去学习，或被打入冷宫赋闲。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都受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们的冤案才陆续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