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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比较有把握的问题说起，所谓比较有把握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潜力。大家看几个数，2013年我们整个GDP全球第二大，农业部分是多少？是10.1%。2013年农村户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多少？65%。所以很简单，如果65%的人只生产，只分享，只享用10%的总产出，那这个国家经济是不能想象的。幸亏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农村户口的人从事的是非农业的活动。其中有一批农村户口居民已经移到城市去居住、生活、生产，获得收入。
这部分人占多大比例呢？总人口的17%，应该在2.1～2.3亿人口之间，去掉这么多人，农村户口还常住在农村的有多少？占总人口的48%。48%分享10%的收入，这也是非常失衡的。所幸我们很多住在农村的人从事的是非农业活动，现在有一种新的通勤人口，他住在农村，但是在城镇工作。上海郊区很有意思，有些在上海郊区居住的人，是在苏州、昆山上班的，在上海城区上班的。所以统计常住人口他是农村的，但他的职业是城市。这部分现在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估计占总人口的15%，或者20%。等于还有28%的总人口在分享10%的农业收入，这也是今天整体来讲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根源。换句话说，还有很多的人口跟生产贡献占的比例较低的生产部门连在一起。
城乡分开算，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每人平均的年收入用这个指标来看，我们还是要差3倍多。从前几年大概是3.3倍，这两年经过很多努力，收敛到3.1倍。也许2014年再往后会好一点，可是这个3倍差，是很大的动力，因为回到普通老百姓角度看，人往高处走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发现有了机会总要想办法动。这是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微观基础。
哪个家庭会不对这个东西做反应呢？当然受历史条件限制，有的人知道也不能做反应。但是人口不断在更新，受教育的人在增加，80后、90后，以后还有00后，他们要对这个机会做反应。这个反应一定不是倒过来的，不是从收入高的地方往收入低的地方走，一定是往高处走，大趋势。所以从这条看，我们的城镇化方兴未艾，这个判断大概有把握。
再看未来我们农业占整个GDP的比例，如果不出差错，这个比例还会收缩。这不是说农业不重要，农业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恩格尔定律在这里管着，就是收入提高了以后，用于吃，用于跟农业有关的比重就在下降。
当然，中国未来农业比例下降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推算。你可以看看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是人均1.5亩土地的国家，资源禀赋从耕地来说跟中国差不多，你看英国的GDP当中农业占多少？0.5%，我国是10%，其中，上海的GDP当中农业占0.5%，那如果这个趋势会发生，会从10变成9、8、7，那我们这个农村的居住形态如果不改变，不让更多的人往收益较高的地方走，第一做不到，微观基础在这里摆着，是一定要移动的。第二对国民经济发展是个损失，因为不同的产业活动有不同的最适宜的空间居住模式，农村为什么住得非常散？土地、光合作用、庄稼，你拉一头牛能走多远，你只能靠近这个土地住，每个土地都要长叶子，才能有产出。
所以看我们农村最下边的结构叫自然村，它其实是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居住模式。工业一起来情况不同，工业要那么分散地住吗？工业开始依赖于动力，所以还必须看河流，看能源。等到长距离传输、电力一发明以后，它的空间可以非常集聚和集中，运输成本一下降，你看大型的铁路，大型的水运，它让距离、合理的空间模式可以在空间上聚集起来。
所以农业的收入比例在下降，一定会伴随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从非常分散的、自然的、贴近土地的居住模式变成刚才讲到的城市化。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没有很大的分歧，中国在这个变量上还有很大的潜力，支持中国内需最大的动力是提高城镇化的比例。未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大家都比较有把握看到这个趋势。
那么什么事情是没有把握的？规划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从户籍来看，65对35，要把数字增加1亿多，就是城市户籍人口。我们如果正常地以每年1亿的城市化率递增，还会有多少人口转向城市人口，全国来讲都容易讲。什么没把握呢？农村出来的人到哪个城市去，不能抽象地讲城市化，城市化有位置的，这个问题现在存在分歧。第一所有城市都认为会到我这儿来，所以为什么一些城市都在大干。这里面含着一个假定，比如说我够级别，他就会来，我是县级变县级市，地级变成地级市，省会城市最好将来变成直辖市，为什么现在直辖市都是东部，都是北边，为什么广州不是，成都不是。
但是经验表明，人口的走向跟行政级别不完全有关系，同样级别的城市有的地方非常招人，有的地方就是使出浑身解数，还是空空如也。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出来了，这是我们质量蛮好的数据，2000年做了一次，2010年做了一次，十年的变动，你把全国六百个城市排一张表去看，有负增长的，有零增长的，有高速增长的。上海为例，上海在五普到六普期间人口增加了将近38%。
但是再走一点，你发现增长人口就下去了，镇江十年人口增长7%，年平均增长0.7，中心城区人口是减的。还有零增长的，还有负增长的，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中心有个小组最近在开封做研究，他们讲，开封的人口就是零增长。这个事情麻烦大了，现在每一级都在发动，相信一条不成文的道理，就是只要上基础设施，只要搞公共服务，人就会来聚。
这个定理现在看来要检验，早期是对的，因为在你极度缺少基础设施的时候，哪里建设哪里人就会满。早年基础设施怎么修，修一条路堵一条。大概到90年代末，就是上一次通缩以后，朱镕基总理时期那一波刺激经济，铁路、港口、码头、电站，基础设施带动的振兴内需以后，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现在担心金融危机，担心债务会违约，确实有很多钱投下去，不一定在可见的年份内会产生回报。看人口流动的走势，已经有很多分析。再看投资的走势，不是说是个城市、行政上够个级，他就一定来投。投资要算边际回报，把各个城市的投资的回报率算算，差别很大的。怎么可以忽略呢？你忽略它，经济规律就要作用于你。 房地产投资方面，我看到一个行内的估计，600多个城市房地产投资多少，一半集中在不到50个城市。全球也有这个特征，全球房地产投资一般集中到30个城市。全世界多少个城市，这个事情要认同，不是农业文明，不是每块地都能变成中心城市的。现在我看很多城市对此不认同，就要把这个地方建成世界中心。我就投，我就high。现在就是这个矛盾冲突。
但人口流动不听这个，浙江义乌县级市涌去多少人，像我们就看价格，衣物市场边上商品商铺那个价格，80万元一平米，什么道理？天下商人就往那儿去，你去研究凭什么，它不就有个铁道线吗，不就是有一片市场吗，我也是个县啊，我也盖一片市场，我也在铁路线边上，现在看来，人往哪里聚学问是非常大的。水无定势，流动的人口像水一样，有很多今天来，你还别着急慌忙都盖成社会保障房把他们留下，他们还不一定都留下，他们还会走。哪些走，哪些留，最后聚到哪里，城市最后的星罗棋布怎么分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现在的回答所知甚少，很多东西不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用中央计划体制去解决是一定要输得很惨的。中央计划体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的体制，目标很明确，很单一。中央计划体制是管用的，要不二次大战苏联的成就哪来的，苏联打法西斯，计划经济在后面起了作用的，一天上前线火炮多少，坦克多少是靠指挥系统源源不断供上去的，最后才打回去的。但是对于目标非常多，有的时候目标不清楚，你用什么体制去对付就要认真做选择。
政府当然在城市发展里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要不要尊重市场规律？现在很多城市领导人因为太忙，对市场活动，没有多少心思认真去做观察。各种价，劳动力的价，人的价，房的价，地的价，到底怎么在分布，怎么在变动，其实这都是信号。然后加上我们的转型，市场改革还远远不到位，所以就形成很多错配，不是出发点不好，出发点在我看来都挺好的，谁不想把自己城市建设好？凭什么就你一个大上海啊？为什么成都就不行啊，为什么西安就不行？人之常情，这也是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但是有个客观规律，我们现在对城市文明的很多客观规律所知甚少，CLOSJoan先生讲的那些数不知道大家注意听了没有，一平方公里多少个路口，他的PPT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指标，他写的是比较好的城市布局，一平方公里要有80个路口，其实他当过市长。在巴塞罗那我查过数据，巴塞罗那是欧洲非常适于生活的城市典范，它的密不是靠这个摩天楼，它是靠那个建筑底下的布局好。巴塞罗那一平方公里103个路口，我们浦东多少呢？农村区不算，17个。北京的城区北部地区14个，差一个数量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城市化修的都是马路，那是走马的，不是街道，不是street，是让步行的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生活的，你再把人收入提高，时间成本上升，把这个变量放进去，那个城市怎么生活？我们都是检阅的，首长一来，车一开，哇，这个过瘾。活在里面的蓝领、白领、金领，他们怎么生活？半天穿不过去，半天没有路口。
我到哥伦比亚访问期间，在纽约来回走。零下20度，我走了很多街道，纽约的街道一个路口一分钟步行时间，大道和大道之间两分钟，远的三分钟。可是就不理解，为什么搞那么密，搞那么密得多少基础设施，拿什么钱来修，后来才懂这个格子化城市布局，土地卖的是最贵的。为什么卖得贵？你想我们走多远都没有街的这种地块，中间的地怎么会值钱，它不便利。
纽约当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发展模型，所以它就是小的。带来的问题就是CLOSJoan先生也讲到的公共空间不够，城市不够大气，全是街道做生意，这是很好。但是城市还得有市民，还有市民精神，等到58届、59届，加上巴黎改造经验的那个风吹过来，来一个800多英亩的中央公园，城市这个空间怎么布局，第一人怎么来，现在看来有一个结论大概可以得出，就是你城市要治理得非常好，才能长久让人来。
不是短期打两天工又回去了，他长久在那里生活，要让城市适宜生活，适宜生活不完全是我们从上到下说种一些树，有些绿色，这些概念都对，但不够。因为很多非常细致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知甚少，怎么办？当然又是大学的任务，大学的教育要把城市学、城市管理、城市放进去，但是总来不及。所以我重点讲讲为什么市场体制对健康的城市化很重要。
市场体制就是大家来分享信息，我们现在城市规划跟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有什么不同，第一做规划绝不是光自上而下，绝不光是头头意志的图上画画，这是错误的规划。规划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要参与的。现在好的城市规划馆都要公示，要听社会各界意见。还有政府主导做了规划，其实天下没有城市完全按规划建成的，一定会调的。那个调的力量和调的权力要给社会，开发商可以建议说这里这么搞，那里那么搞。很多人说开发商不就赚钱吗，是，赚钱，要赚钱就要研究客户，就要研究需求。
市场经济走到今天，我们一听赚钱就很鄙视，这是错的。赚钱这个动机背后有信息，动机讲起来是不够伟大，它反映买的人要什么，这个东西是卖给人家的，如果不反映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不纳入到城市建设的体系当中来就不行。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征地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最大的损失不是农民，土地财政最大的损害是城市自己。
很容易来的东西不会好好用的，“啪”一块地拿来，然后你去研究这块地用好了吗，用到最优了吗？没有，来得容易，去得容易。一直不知道那块地做何用，没有任何讨论、商量，没有来自于开发商、投资者、金融机构、居民、设计专家的建议，好的规划是所有相关各方参与意见，交换意见，矛盾冲突平衡，找到平衡点的过程。这样的规划才有生命力。现在一些人试图把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理解规划，这是错误认识。
为什么？处理不了那个信息。我征块地到银行一押，套了钱就干，是很痛快，但很多信息就丢了。现在如果你要发债，中介机构要评估你，哪个城市发的债发得出去，投资者最后也要算，他也要算很多东西，他要决定这个钱是掏给这里，还是掏给那里，这种多层次信息筛选、寻求利益平衡，总体来说就是市场体制，法制下的市场体制。所以这个题目很要紧，城市化不可能没有政府。其实我一般讲观念，从来不认为哪个市场里是没政府的，全世界你去看，要有管理者，有杆公平称，不能打起来，打起来得有个人给你解决吧，怎么证明产权是你的，他说是他的，怎么办？得有政府的服务在市场里。政府不是在市场之外的一个主体，它在市场里面。无非是跟市场其它主体不同，它有权威性，它手里有合法强制力，因为任何有效的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活动这个力没有是不行的，完全靠自觉、自愿，最后玩不下去的。
但是这个拥有权威、合法强制力的组织我们把它起名叫政府，它在市场里活动，它做的所有决定都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政府雇人就可以脱离市价，脱离市价你能招到优秀的人吗？反过来你出价最高，就能把市场最优秀的人招到你那里去了？你得八九不离十，政府雇人的价和市场价之间要有个咬合度，所以越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市长，越要高度注意研究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不完全是一个观念上的自觉，有一套底子，你定了这个事，就不能一揽子全部定别的事。
这部分人占多大比例呢？总人口的17%，应该在2.1～2.3亿人口之间，去掉这么多人，农村户口还常住在农村的有多少？占总人口的48%。48%分享10%的收入，这也是非常失衡的。所幸我们很多住在农村的人从事的是非农业活动，现在有一种新的通勤人口，他住在农村，但是在城镇工作。上海郊区很有意思，有些在上海郊区居住的人，是在苏州、昆山上班的，在上海城区上班的。所以统计常住人口他是农村的，但他的职业是城市。这部分现在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估计占总人口的15%，或者20%。等于还有28%的总人口在分享10%的农业收入，这也是今天整体来讲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根源。换句话说，还有很多的人口跟生产贡献占的比例较低的生产部门连在一起。
城乡分开算，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每人平均的年收入用这个指标来看，我们还是要差3倍多。从前几年大概是3.3倍，这两年经过很多努力，收敛到3.1倍。也许2014年再往后会好一点，可是这个3倍差，是很大的动力，因为回到普通老百姓角度看，人往高处走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发现有了机会总要想办法动。这是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微观基础。
哪个家庭会不对这个东西做反应呢？当然受历史条件限制，有的人知道也不能做反应。但是人口不断在更新，受教育的人在增加，80后、90后，以后还有00后，他们要对这个机会做反应。这个反应一定不是倒过来的，不是从收入高的地方往收入低的地方走，一定是往高处走，大趋势。所以从这条看，我们的城镇化方兴未艾，这个判断大概有把握。
再看未来我们农业占整个GDP的比例，如果不出差错，这个比例还会收缩。这不是说农业不重要，农业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恩格尔定律在这里管着，就是收入提高了以后，用于吃，用于跟农业有关的比重就在下降。
当然，中国未来农业比例下降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推算。你可以看看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是人均1.5亩土地的国家，资源禀赋从耕地来说跟中国差不多，你看英国的GDP当中农业占多少？0.5%，我国是10%，其中，上海的GDP当中农业占0.5%，那如果这个趋势会发生，会从10变成9、8、7，那我们这个农村的居住形态如果不改变，不让更多的人往收益较高的地方走，第一做不到，微观基础在这里摆着，是一定要移动的。第二对国民经济发展是个损失，因为不同的产业活动有不同的最适宜的空间居住模式，农村为什么住得非常散？土地、光合作用、庄稼，你拉一头牛能走多远，你只能靠近这个土地住，每个土地都要长叶子，才能有产出。
所以看我们农村最下边的结构叫自然村，它其实是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居住模式。工业一起来情况不同，工业要那么分散地住吗？工业开始依赖于动力，所以还必须看河流，看能源。等到长距离传输、电力一发明以后，它的空间可以非常集聚和集中，运输成本一下降，你看大型的铁路，大型的水运，它让距离、合理的空间模式可以在空间上聚集起来。
所以农业的收入比例在下降，一定会伴随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从非常分散的、自然的、贴近土地的居住模式变成刚才讲到的城市化。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没有很大的分歧，中国在这个变量上还有很大的潜力，支持中国内需最大的动力是提高城镇化的比例。未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大家都比较有把握看到这个趋势。
那么什么事情是没有把握的？规划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从户籍来看，65对35，要把数字增加1亿多，就是城市户籍人口。我们如果正常地以每年1亿的城市化率递增，还会有多少人口转向城市人口，全国来讲都容易讲。什么没把握呢？农村出来的人到哪个城市去，不能抽象地讲城市化，城市化有位置的，这个问题现在存在分歧。第一所有城市都认为会到我这儿来，所以为什么一些城市都在大干。这里面含着一个假定，比如说我够级别，他就会来，我是县级变县级市，地级变成地级市，省会城市最好将来变成直辖市，为什么现在直辖市都是东部，都是北边，为什么广州不是，成都不是。
但是经验表明，人口的走向跟行政级别不完全有关系，同样级别的城市有的地方非常招人，有的地方就是使出浑身解数，还是空空如也。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出来了，这是我们质量蛮好的数据，2000年做了一次，2010年做了一次，十年的变动，你把全国六百个城市排一张表去看，有负增长的，有零增长的，有高速增长的。上海为例，上海在五普到六普期间人口增加了将近38%。
但是再走一点，你发现增长人口就下去了，镇江十年人口增长7%，年平均增长0.7，中心城区人口是减的。还有零增长的，还有负增长的，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中心有个小组最近在开封做研究，他们讲，开封的人口就是零增长。这个事情麻烦大了，现在每一级都在发动，相信一条不成文的道理，就是只要上基础设施，只要搞公共服务，人就会来聚。
这个定理现在看来要检验，早期是对的，因为在你极度缺少基础设施的时候，哪里建设哪里人就会满。早年基础设施怎么修，修一条路堵一条。大概到90年代末，就是上一次通缩以后，朱镕基总理时期那一波刺激经济，铁路、港口、码头、电站，基础设施带动的振兴内需以后，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现在担心金融危机，担心债务会违约，确实有很多钱投下去，不一定在可见的年份内会产生回报。看人口流动的走势，已经有很多分析。再看投资的走势，不是说是个城市、行政上够个级，他就一定来投。投资要算边际回报，把各个城市的投资的回报率算算，差别很大的。怎么可以忽略呢？你忽略它，经济规律就要作用于你。 房地产投资方面，我看到一个行内的估计，600多个城市房地产投资多少，一半集中在不到50个城市。全球也有这个特征，全球房地产投资一般集中到30个城市。全世界多少个城市，这个事情要认同，不是农业文明，不是每块地都能变成中心城市的。现在我看很多城市对此不认同，就要把这个地方建成世界中心。我就投，我就high。现在就是这个矛盾冲突。
但人口流动不听这个，浙江义乌县级市涌去多少人，像我们就看价格，衣物市场边上商品商铺那个价格，80万元一平米，什么道理？天下商人就往那儿去，你去研究凭什么，它不就有个铁道线吗，不就是有一片市场吗，我也是个县啊，我也盖一片市场，我也在铁路线边上，现在看来，人往哪里聚学问是非常大的。水无定势，流动的人口像水一样，有很多今天来，你还别着急慌忙都盖成社会保障房把他们留下，他们还不一定都留下，他们还会走。哪些走，哪些留，最后聚到哪里，城市最后的星罗棋布怎么分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现在的回答所知甚少，很多东西不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用中央计划体制去解决是一定要输得很惨的。中央计划体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的体制，目标很明确，很单一。中央计划体制是管用的，要不二次大战苏联的成就哪来的，苏联打法西斯，计划经济在后面起了作用的，一天上前线火炮多少，坦克多少是靠指挥系统源源不断供上去的，最后才打回去的。但是对于目标非常多，有的时候目标不清楚，你用什么体制去对付就要认真做选择。
政府当然在城市发展里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要不要尊重市场规律？现在很多城市领导人因为太忙，对市场活动，没有多少心思认真去做观察。各种价，劳动力的价，人的价，房的价，地的价，到底怎么在分布，怎么在变动，其实这都是信号。然后加上我们的转型，市场改革还远远不到位，所以就形成很多错配，不是出发点不好，出发点在我看来都挺好的，谁不想把自己城市建设好？凭什么就你一个大上海啊？为什么成都就不行啊，为什么西安就不行？人之常情，这也是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但是有个客观规律，我们现在对城市文明的很多客观规律所知甚少，CLOSJoan先生讲的那些数不知道大家注意听了没有，一平方公里多少个路口，他的PPT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指标，他写的是比较好的城市布局，一平方公里要有80个路口，其实他当过市长。在巴塞罗那我查过数据，巴塞罗那是欧洲非常适于生活的城市典范，它的密不是靠这个摩天楼，它是靠那个建筑底下的布局好。巴塞罗那一平方公里103个路口，我们浦东多少呢？农村区不算，17个。北京的城区北部地区14个，差一个数量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城市化修的都是马路，那是走马的，不是街道，不是street，是让步行的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生活的，你再把人收入提高，时间成本上升，把这个变量放进去，那个城市怎么生活？我们都是检阅的，首长一来，车一开，哇，这个过瘾。活在里面的蓝领、白领、金领，他们怎么生活？半天穿不过去，半天没有路口。
我到哥伦比亚访问期间，在纽约来回走。零下20度，我走了很多街道，纽约的街道一个路口一分钟步行时间，大道和大道之间两分钟，远的三分钟。可是就不理解，为什么搞那么密，搞那么密得多少基础设施，拿什么钱来修，后来才懂这个格子化城市布局，土地卖的是最贵的。为什么卖得贵？你想我们走多远都没有街的这种地块，中间的地怎么会值钱，它不便利。
纽约当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发展模型，所以它就是小的。带来的问题就是CLOSJoan先生也讲到的公共空间不够，城市不够大气，全是街道做生意，这是很好。但是城市还得有市民，还有市民精神，等到58届、59届，加上巴黎改造经验的那个风吹过来，来一个800多英亩的中央公园，城市这个空间怎么布局，第一人怎么来，现在看来有一个结论大概可以得出，就是你城市要治理得非常好，才能长久让人来。
不是短期打两天工又回去了，他长久在那里生活，要让城市适宜生活，适宜生活不完全是我们从上到下说种一些树，有些绿色，这些概念都对，但不够。因为很多非常细致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知甚少，怎么办？当然又是大学的任务，大学的教育要把城市学、城市管理、城市放进去，但是总来不及。所以我重点讲讲为什么市场体制对健康的城市化很重要。
市场体制就是大家来分享信息，我们现在城市规划跟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有什么不同，第一做规划绝不是光自上而下，绝不光是头头意志的图上画画，这是错误的规划。规划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要参与的。现在好的城市规划馆都要公示，要听社会各界意见。还有政府主导做了规划，其实天下没有城市完全按规划建成的，一定会调的。那个调的力量和调的权力要给社会，开发商可以建议说这里这么搞，那里那么搞。很多人说开发商不就赚钱吗，是，赚钱，要赚钱就要研究客户，就要研究需求。
市场经济走到今天，我们一听赚钱就很鄙视，这是错的。赚钱这个动机背后有信息，动机讲起来是不够伟大，它反映买的人要什么，这个东西是卖给人家的，如果不反映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不纳入到城市建设的体系当中来就不行。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征地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最大的损失不是农民，土地财政最大的损害是城市自己。
很容易来的东西不会好好用的，“啪”一块地拿来，然后你去研究这块地用好了吗，用到最优了吗？没有，来得容易，去得容易。一直不知道那块地做何用，没有任何讨论、商量，没有来自于开发商、投资者、金融机构、居民、设计专家的建议，好的规划是所有相关各方参与意见，交换意见，矛盾冲突平衡，找到平衡点的过程。这样的规划才有生命力。现在一些人试图把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理解规划，这是错误认识。
为什么？处理不了那个信息。我征块地到银行一押，套了钱就干，是很痛快，但很多信息就丢了。现在如果你要发债，中介机构要评估你，哪个城市发的债发得出去，投资者最后也要算，他也要算很多东西，他要决定这个钱是掏给这里，还是掏给那里，这种多层次信息筛选、寻求利益平衡，总体来说就是市场体制，法制下的市场体制。所以这个题目很要紧，城市化不可能没有政府。其实我一般讲观念，从来不认为哪个市场里是没政府的，全世界你去看，要有管理者，有杆公平称，不能打起来，打起来得有个人给你解决吧，怎么证明产权是你的，他说是他的，怎么办？得有政府的服务在市场里。政府不是在市场之外的一个主体，它在市场里面。无非是跟市场其它主体不同，它有权威性，它手里有合法强制力，因为任何有效的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活动这个力没有是不行的，完全靠自觉、自愿，最后玩不下去的。
但是这个拥有权威、合法强制力的组织我们把它起名叫政府，它在市场里活动，它做的所有决定都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政府雇人就可以脱离市价，脱离市价你能招到优秀的人吗？反过来你出价最高，就能把市场最优秀的人招到你那里去了？你得八九不离十，政府雇人的价和市场价之间要有个咬合度，所以越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市长，越要高度注意研究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不完全是一个观念上的自觉，有一套底子，你定了这个事，就不能一揽子全部定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