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颠覆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个人生活。我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怎么认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应该如何乘势而上，成为这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实现强国梦的路径。
　　目前，对于如何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有分歧。一说是由《经济学人》2012年4月《制造和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以机器人、3D打印机、新材料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另一说是美国学者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说的，建立在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又或是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新一轮产业革命。
　　總之，这次产业革命可以说是对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再革命，基本特征一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二是把能源采掘业纳入制造业，能源生产成为收益递增的活动。
　　无论怎么定义，这场新工业革命，因其与社会化生产的内在关联，都将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具生命力和推动力。这一点在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一书中其实已有涉及，只是作者当时并未充分意识到。
　　信息化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的推进了全球化“水银泻地”式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大大缩短工业化进程，并有可能避免重蹈旧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技术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以原有模式成功走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今天，中国发展模式也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正是中国当前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性所在。当然，这种在收入水平相对低的时候就在向服务型经济转化，被学者称之为“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对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严峻的挑战，会阻碍增长和延迟与发达经济体的接轨。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教训是惨痛的。新世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结合，踏踏实实地调结构、转方式，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不懈努力。
　　从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角度看，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中国有机遇向世界提供“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仍在延续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结构型矛盾，尤其是资本无节制追逐利润的结果。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出了大问题，于是二十国集团（G20）“横空出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中国顺势而为，从边缘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心，进入了全球治理的核心圈和决策圈。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满足于做缺乏创造力的制造业中心，那么“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为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也为尽快走出危机，发达国家政府纷纷着手进行规划，把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同时出台财税等方面支持政策，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角逐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中国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机会改变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西方的“软肋”。 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是我国迎接新科技革命、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实现这两个宏大目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举例来看，互联网以其扁平、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打破纵向、等级的体制束缚，为推进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和法治形式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提供了条件。
　　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势头迅猛，需要认真研究，密切关注其动向。历史反复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的选择非常有限，机会也稍纵即逝。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国不可再次错过，我们没有退路，只能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