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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建裕先生曾在1998年发表的《<玉篇>研究综述》中，分专题总结了《玉篇》的研究资料，但仍有缺漏，加之距今已久。本文在其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搜集《玉篇》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并分类对其述略，最后得出《玉篇》研究的空白与不足。
关键词：原本《玉篇》；文献综述；研究不足
南朝梁陈之际的顾野王奉敕编纂的《玉篇》，是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字书，也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玉篇》成书之后，经历了多次删改，几近面目全非，随着重修版本的流行，原本《玉篇》渐渐淡出学界，乃至失传，这为研究原本《玉篇》带来了困难。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在日本发现并带回部分《玉篇》残卷，经研究，断为原本，这为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原本《玉篇》残卷存7卷63部2049字，虽只有原书的八分之一，但足以窥得其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人们对其研究的极大兴趣，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整理校勘、文字、音韵、价值影响、与其它文献的关联研究等几个领域。清末以来，学界对原本《玉篇》的研究概况如下：
一、版本流传：
《玉篇》的版本流传比较复杂，既有原本、增字减注本和节本之别，又有国内传本和日本传本之分。
早在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朱彝尊就对《玉篇》的版本进行了研究。随着原本《玉篇》残卷的发现和传入国内，有关其版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除了各种字书、文字学史等著作中简要涉及之外，也有不少文章对《玉篇》的版本进行论述。其研究主要有郑师许《玉篇研究》（1935），黄孝德《<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统》（1983），胡旭民、李伟国《原本<玉篇>的发现和传抄的时代》（1984），常耀华《<玉篇>版本源流考述》（1994），陈燕、刘洁《<玉篇零卷>年代释疑》（1999），陈建裕《<玉篇>版本研究》（1999），朱葆华《<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2003），吕文科《<玉篇>版本源流及释义略说》（2006），王嵘《<玉篇>源流版本叙说》（2006），曲艺《<玉篇>版本的研究》（2008）等。这些文章具体研究了《玉篇》的成书年代、《玉篇》的流传、原本《玉篇》的发现与传抄时代，理清了《玉篇》的各种版本源流关系，但是仍有一些问题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观点，比如关于《玉篇》的抄写时代，仍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
二、整理校勘：
《玉篇》校勘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少，清代有咸丰元年邓显鹤著的《<玉篇>校勘札记》一卷和光绪十一年钮树玉著的《<玉篇>校录》一卷。据今人陈建裕的研究，上述两种校勘是对张氏泽存堂本《玉篇》刊刻错误的校改。[1]民国时期鮑鼎著的《玉篇误字考》（1925）是对黎本残卷及黎本未收部分的通校。贺明元的《<广雅>、<玉篇>、<广韵>订误四则》（1981），涉及的也只是对《玉篇》零星的校勘。对《玉篇》进行全面校勘和诠释的是胡吉宣著的《玉篇校释》（1989）。《玉篇校释》分六大册，共400多万字。它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恢复顾氏《玉篇》原貌，《玉篇校释》收集了大量引用《玉篇》的著作进行对照，其材料丰富、校释精审详明，对异部重文和所涉典籍中的通假字尽可能疏通证明，对字形结构及其演变也作说明，征引浩繁，考证详实。[2]此外，周祖谟在《<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原本<玉篇>音系》和《论<篆隶万象名义>》（1966）二文中也对《玉篇》进行了校改，朱葆华的《原本<玉篇>残卷言部点校考证》（2004）考证了残卷言部十个字。苏芃的《<玉篇>“鱼部”残卷误缀考》（2009）则通过文献校改了“鱼部”残卷二十个字的排列顺序。
三、文字研究：
《玉篇》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部首、具体文字现象、野王案语等几个方面。
《玉篇》部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煦的《<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1934），陈建裕的《<玉篇>部首说略》（1999），张立娟、张慧强的《<玉篇>部首改革浅析》（2011）。陈建裕在《<玉篇>部首说略》中，将《玉篇》部首与《说文》、《篆隶万象名义》、宋本《玉篇》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原本《玉篇》部首的特点。张立娟、张慧强在《<玉篇>部首改革浅析》中主要对原本《玉篇》部首的编纂体例和数量变化进行了研究与论述。
《玉篇》具体文字现象的研究主要有朱声琦的《<玉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1995），徐在国的《<原本玉篇残卷>中的籀文初探》（1999），何瑞的《原本<玉篇>异体关系初探》（2005），刘宏伟的《<玉篇>换位异体字及成因初探》（2007），吴艳娜的《<原本玉篇残卷>言部中的相关文字现象》（2009），申睿的《原本<玉篇>残卷重文初探》（2010），王依娜的《从词义引申看异体字的历时性——以<原本玉篇残卷>为例》（2011），王嵘的《<玉篇·示部>异体字分析》（2011），胡丹丹的《<原本玉篇残卷·厂部>重文初探》（2011）。这些文章或是具体分析《玉篇》中的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等，或是对《玉篇》中的重文、籀文、异体进行概说并探究其原因。
《玉篇》野王案语的研究主要有周凤英的《原本<玉篇>“野王案”的词汇学研究》（2006），周若虹的《原本<玉篇>残卷野王案语研究》（2006）。前者对“野王案”进行了分类，总结出其特点，并考察了“野王案”的词汇学和词汇学价值。后者论述了野王案语的内容，研究了野王案语的词义训释和复音词，并对其语料价值做出总结。
对《玉篇》文字做全面研究的专著是朱葆华撰的《原本玉篇文字研究》（2004）。它从合并字、新增字、异体字、反切用字所反映的六朝时期常用字的状况等方面对原本玉篇的文字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通过对“野王案”这一体例的通考及对顾氏提出的“字类说”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顾野王的文字思想。该书还对原本玉篇残卷的俗字、错字和书写特点进行了研究。
此外，曾昭聪在《原本<玉篇>中的语源研究》（2001）中，指出《玉篇》对于同声符同源字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并进行了研究，并对其做出了总结。俞允海的《从<玉篇>考察古代的特殊文字现象》（2002）探讨了《玉篇》中所反映的特殊事物名称，从而研究汉字表达概念的方式。苏芃在《原本<玉篇>避讳字“统”、“纲”发微》（2011）中，通过征引《周易》、《益法》等材料，论述原本《玉篇》未收的两个避讳字“统”、“纲”。 申睿的《原本<玉篇>残卷重文与宋本之比较》（2011）和朱树英的《以日部为例比较<玉篇>和<说文解字>》（2011）则是通过《玉篇》与宋本玉篇、《说文》的比较，来研究其文字。 四、音韵研究：
《玉篇》在注音时使用了反切的方法，其反切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语音特点，在汉语语音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有关于《玉篇》音韵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
汪桂年在《玉篇反切考》（1935）中，采取了系联的方法，对《玉篇》的音系进行了研究。
罗常培在《<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1939）中，从《经典释文》和《玉篇》在语音上的共同特点出发，讨论了匣于（喻三）两纽的合流问题，并论证了《玉篇》喻27母三等字与匣母实为一类。
周祖谟在《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66）中，首先证明《万象名义》出自《玉篇》，进而通过《万象名义》来讨论《玉篇》声韵系统。周祖谟采用了系联的方法，求得9组39声类，与宋人的36声母进行比较，并证明“齐梁之际南方塞音与塞擦音之浊母字皆为不送气音”，共求得52部178韵。[3]
欧阳国泰在《原本<玉篇>残卷声类考》（1986）中，通过对照《广韵》、《韵镜》、《七音略》等，采用音位学原则和数字统计法，对原本《玉篇》的声类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在《原本<玉篇>的重纽》（1987）中，研究了原本《玉篇》重纽出现的情况、重纽三等和四等反切的特点、重纽三等和四等音值的差别。
闫玉山在《原本<玉篇>反映的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1990）中，依据原本《玉篇》的反切用字，考察了南朝梁陈之际吴越地区的语音特点，具体包括声母特点、韵特点和声调。
朱声琦在《玉篇时代轻唇音尚未大量产生》（1991）、《从<玉篇>看照系三等声母的产生》（1991）、《从<玉篇>看舌上音知系声母的产生》（1992）、《<玉篇>与喉牙声转》（1992）中，通过分析具体的反切，来讨论《玉篇》的声母问题，重点研究了《玉篇》时代的轻唇音、正齿音照系三等声母、舌上音知系声母及喉牙声转等问题。此外，朱声琦还在《<玉篇>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93）中，从声韵调三个方面，总结了《玉篇》的在汉语语音上的重要地位。
周祖痒在《原本玉篇零卷音韵》（1995）中，整理了《玉篇》音系，并和《切韵》音系做了比较，认为《玉篇》反映了以吴方言为基础方言的金陵雅音，并总结出其音系特点。此外，他的《从原本<玉篇>音看吴音、雅音》（1998）和《从原本<玉篇>音看<切韵>音》（1998）的内容，《原本玉篇零卷音韵》已涵盖。
陈燕在《从<玉篇>反切比较论中古时期的标准音》（2001）中，通过分析《玉篇》的反切，比较和《切韵》的差异，从而论述《切韵》音系所代表的语音不是中古时期唯一的标准语音。
闵敏在《原本<玉篇>声母研究》（2006）中，通过分析《玉篇》的反切用字，研究其声母，具体包括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半舌音和半齿音。
五、价值与影响：
《玉篇》上承《说文》，下开现代字典编纂先河，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对《玉篇》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张应德在《<玉篇>的特点及其历史》（1984）中，研究了《玉篇》对我国后代辞书编纂和邻国日本的影响。刍邑在《原本<玉篇>的编纂成就与宋本的比较研究》（1988）中，主要探讨了《玉篇》在字典编纂上超越《说文》的成就。杨超在《<玉篇>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2005）一文中，从辞典学的角度对《玉篇》在辞典编纂方面的贡献作了一个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正确对待其在我国辞典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苏芃在《试论<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以引<左氏传>为例》（2006）中，以引《左氏传》为例，探讨了《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申睿在《古代字书中的一朵奇葩——评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2011）中，通过研究《玉篇》特点，来探讨其学术价值。
六、《玉篇》与其它文献的关联研究：
由于《说文》是《玉篇》征引的重要书籍，因此，二者的比较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曾忠华的《玉篇零卷引说文考》（1960），路广正的《顾野王<玉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1990），刘友朋、高薇薇、顿嵩元的《顾野王<玉篇>及<玉篇>对<说文>的匡正》（1998），陈建裕、高其良的《<玉篇零卷>与<说文>的校勘》（1998），冯方的《<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与二徐所异考》（2000），冯方的《<原本玉篇残卷>征引<说文·言部>训释辑校（一）》（2002），杨秀恩的《<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2003），侯小英的《从<原本玉篇残卷>看段校说文》（2004），邓春琴的《<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解字>释义方式说略》（2006），兰天峨、贺知章的《<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2008），门艺的《<说文>、<玉篇>歺部字意义分析与比较》（2010）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玉篇》与《说文》进行了对比研究。
宋本《玉篇》与原本《玉篇》有很大的渊源关系，因此，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刍邑在《原本<玉篇>的编纂成就与宋本的比较研究》（1988）中，讨论了原本《玉篇》与宋本《玉篇》在收字、注音、义项释义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赵青在《原本<玉篇>与宋本<玉篇>释义比较研究》（2006）中，比较了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的释义体例和特点，并对宋本《玉篇》删改原本《玉篇》义训的情况进行了剖析。赵青还在《从删改角度看<玉篇>实用性的变化》（2009）中，通过比较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的释义，论述了其实用性的变化。
此外，刘亮在《<篆隶万象名义>对原本<玉篇>反切释义的取舍标准》（2003）中，讨论了其对《玉篇》继承的标准。苏芃在《试论<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以引<左氏传>为例》（2006）中，以引《左氏传》为例，探讨了《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何茹在《<玉篇>与<类篇>的比较研究》（2008）中，从成书过程、版本收字、内容、价值地位等方面对《玉篇》和《类篇》的异同进行了探究。徐前师在《<原本玉篇>引<论语>考》（2009）中，以《原本玉篇》所引《论语》与今本《论语》作比对，简要考论其歧义现象，并指出歧义形成的原因。朴素慧在《原本<玉篇>于<汉语大字典>的补苴价值》（2011）中，研究了原本《玉篇》补苴《汉语大字典》的书证疏误、释义疏误和辞书引用疏误。
综上所述，《玉篇》在文字、音韵、与其它文献的关联研究等方面研究的比较透彻，在版本流传、整理校勘等方面研究得比较多，但是并不充分，在价值影响、编纂体例等类似的专题研究方面相对来说则比较薄弱，不成系统。但是这一系列的研究都属于“形下”的范畴，几乎没有触及《玉篇》编纂思想等“行上”范畴的研究。而编纂思想是编纂活动的灵魂，是编纂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编纂观念。辞书编纂思想一经形成，将直接影响着辞书的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和编纂风格，决定辞书的品质优劣和价值大小。因此《玉篇》的编纂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学者们的努力，来填补这个研究方向的空白。总之，《玉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可以与《说文》比肩的一部宏伟巨著，还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继续研究和挖掘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裕.《玉篇校释》简评[J].平顶山师专学报，1998（13）：47-48.
[2]周若虹.原本《玉篇》残卷顾野王案语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6：4.
[3]张艳洁.宋本《玉篇》收字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7.
[4]（梁）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关键词：原本《玉篇》；文献综述；研究不足
南朝梁陈之际的顾野王奉敕编纂的《玉篇》，是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字书，也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玉篇》成书之后，经历了多次删改，几近面目全非，随着重修版本的流行，原本《玉篇》渐渐淡出学界，乃至失传，这为研究原本《玉篇》带来了困难。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在日本发现并带回部分《玉篇》残卷，经研究，断为原本，这为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原本《玉篇》残卷存7卷63部2049字，虽只有原书的八分之一，但足以窥得其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人们对其研究的极大兴趣，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整理校勘、文字、音韵、价值影响、与其它文献的关联研究等几个领域。清末以来，学界对原本《玉篇》的研究概况如下：
一、版本流传：
《玉篇》的版本流传比较复杂，既有原本、增字减注本和节本之别，又有国内传本和日本传本之分。
早在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朱彝尊就对《玉篇》的版本进行了研究。随着原本《玉篇》残卷的发现和传入国内，有关其版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除了各种字书、文字学史等著作中简要涉及之外，也有不少文章对《玉篇》的版本进行论述。其研究主要有郑师许《玉篇研究》（1935），黄孝德《<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统》（1983），胡旭民、李伟国《原本<玉篇>的发现和传抄的时代》（1984），常耀华《<玉篇>版本源流考述》（1994），陈燕、刘洁《<玉篇零卷>年代释疑》（1999），陈建裕《<玉篇>版本研究》（1999），朱葆华《<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2003），吕文科《<玉篇>版本源流及释义略说》（2006），王嵘《<玉篇>源流版本叙说》（2006），曲艺《<玉篇>版本的研究》（2008）等。这些文章具体研究了《玉篇》的成书年代、《玉篇》的流传、原本《玉篇》的发现与传抄时代，理清了《玉篇》的各种版本源流关系，但是仍有一些问题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观点，比如关于《玉篇》的抄写时代，仍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
二、整理校勘：
《玉篇》校勘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少，清代有咸丰元年邓显鹤著的《<玉篇>校勘札记》一卷和光绪十一年钮树玉著的《<玉篇>校录》一卷。据今人陈建裕的研究，上述两种校勘是对张氏泽存堂本《玉篇》刊刻错误的校改。[1]民国时期鮑鼎著的《玉篇误字考》（1925）是对黎本残卷及黎本未收部分的通校。贺明元的《<广雅>、<玉篇>、<广韵>订误四则》（1981），涉及的也只是对《玉篇》零星的校勘。对《玉篇》进行全面校勘和诠释的是胡吉宣著的《玉篇校释》（1989）。《玉篇校释》分六大册，共400多万字。它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恢复顾氏《玉篇》原貌，《玉篇校释》收集了大量引用《玉篇》的著作进行对照，其材料丰富、校释精审详明，对异部重文和所涉典籍中的通假字尽可能疏通证明，对字形结构及其演变也作说明，征引浩繁，考证详实。[2]此外，周祖谟在《<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原本<玉篇>音系》和《论<篆隶万象名义>》（1966）二文中也对《玉篇》进行了校改，朱葆华的《原本<玉篇>残卷言部点校考证》（2004）考证了残卷言部十个字。苏芃的《<玉篇>“鱼部”残卷误缀考》（2009）则通过文献校改了“鱼部”残卷二十个字的排列顺序。
三、文字研究：
《玉篇》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部首、具体文字现象、野王案语等几个方面。
《玉篇》部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煦的《<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1934），陈建裕的《<玉篇>部首说略》（1999），张立娟、张慧强的《<玉篇>部首改革浅析》（2011）。陈建裕在《<玉篇>部首说略》中，将《玉篇》部首与《说文》、《篆隶万象名义》、宋本《玉篇》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原本《玉篇》部首的特点。张立娟、张慧强在《<玉篇>部首改革浅析》中主要对原本《玉篇》部首的编纂体例和数量变化进行了研究与论述。
《玉篇》具体文字现象的研究主要有朱声琦的《<玉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1995），徐在国的《<原本玉篇残卷>中的籀文初探》（1999），何瑞的《原本<玉篇>异体关系初探》（2005），刘宏伟的《<玉篇>换位异体字及成因初探》（2007），吴艳娜的《<原本玉篇残卷>言部中的相关文字现象》（2009），申睿的《原本<玉篇>残卷重文初探》（2010），王依娜的《从词义引申看异体字的历时性——以<原本玉篇残卷>为例》（2011），王嵘的《<玉篇·示部>异体字分析》（2011），胡丹丹的《<原本玉篇残卷·厂部>重文初探》（2011）。这些文章或是具体分析《玉篇》中的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等，或是对《玉篇》中的重文、籀文、异体进行概说并探究其原因。
《玉篇》野王案语的研究主要有周凤英的《原本<玉篇>“野王案”的词汇学研究》（2006），周若虹的《原本<玉篇>残卷野王案语研究》（2006）。前者对“野王案”进行了分类，总结出其特点，并考察了“野王案”的词汇学和词汇学价值。后者论述了野王案语的内容，研究了野王案语的词义训释和复音词，并对其语料价值做出总结。
对《玉篇》文字做全面研究的专著是朱葆华撰的《原本玉篇文字研究》（2004）。它从合并字、新增字、异体字、反切用字所反映的六朝时期常用字的状况等方面对原本玉篇的文字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通过对“野王案”这一体例的通考及对顾氏提出的“字类说”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顾野王的文字思想。该书还对原本玉篇残卷的俗字、错字和书写特点进行了研究。
此外，曾昭聪在《原本<玉篇>中的语源研究》（2001）中，指出《玉篇》对于同声符同源字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并进行了研究，并对其做出了总结。俞允海的《从<玉篇>考察古代的特殊文字现象》（2002）探讨了《玉篇》中所反映的特殊事物名称，从而研究汉字表达概念的方式。苏芃在《原本<玉篇>避讳字“统”、“纲”发微》（2011）中，通过征引《周易》、《益法》等材料，论述原本《玉篇》未收的两个避讳字“统”、“纲”。 申睿的《原本<玉篇>残卷重文与宋本之比较》（2011）和朱树英的《以日部为例比较<玉篇>和<说文解字>》（2011）则是通过《玉篇》与宋本玉篇、《说文》的比较，来研究其文字。 四、音韵研究：
《玉篇》在注音时使用了反切的方法，其反切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语音特点，在汉语语音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有关于《玉篇》音韵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
汪桂年在《玉篇反切考》（1935）中，采取了系联的方法，对《玉篇》的音系进行了研究。
罗常培在《<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1939）中，从《经典释文》和《玉篇》在语音上的共同特点出发，讨论了匣于（喻三）两纽的合流问题，并论证了《玉篇》喻27母三等字与匣母实为一类。
周祖谟在《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66）中，首先证明《万象名义》出自《玉篇》，进而通过《万象名义》来讨论《玉篇》声韵系统。周祖谟采用了系联的方法，求得9组39声类，与宋人的36声母进行比较，并证明“齐梁之际南方塞音与塞擦音之浊母字皆为不送气音”，共求得52部178韵。[3]
欧阳国泰在《原本<玉篇>残卷声类考》（1986）中，通过对照《广韵》、《韵镜》、《七音略》等，采用音位学原则和数字统计法，对原本《玉篇》的声类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在《原本<玉篇>的重纽》（1987）中，研究了原本《玉篇》重纽出现的情况、重纽三等和四等反切的特点、重纽三等和四等音值的差别。
闫玉山在《原本<玉篇>反映的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1990）中，依据原本《玉篇》的反切用字，考察了南朝梁陈之际吴越地区的语音特点，具体包括声母特点、韵特点和声调。
朱声琦在《玉篇时代轻唇音尚未大量产生》（1991）、《从<玉篇>看照系三等声母的产生》（1991）、《从<玉篇>看舌上音知系声母的产生》（1992）、《<玉篇>与喉牙声转》（1992）中，通过分析具体的反切，来讨论《玉篇》的声母问题，重点研究了《玉篇》时代的轻唇音、正齿音照系三等声母、舌上音知系声母及喉牙声转等问题。此外，朱声琦还在《<玉篇>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93）中，从声韵调三个方面，总结了《玉篇》的在汉语语音上的重要地位。
周祖痒在《原本玉篇零卷音韵》（1995）中，整理了《玉篇》音系，并和《切韵》音系做了比较，认为《玉篇》反映了以吴方言为基础方言的金陵雅音，并总结出其音系特点。此外，他的《从原本<玉篇>音看吴音、雅音》（1998）和《从原本<玉篇>音看<切韵>音》（1998）的内容，《原本玉篇零卷音韵》已涵盖。
陈燕在《从<玉篇>反切比较论中古时期的标准音》（2001）中，通过分析《玉篇》的反切，比较和《切韵》的差异，从而论述《切韵》音系所代表的语音不是中古时期唯一的标准语音。
闵敏在《原本<玉篇>声母研究》（2006）中，通过分析《玉篇》的反切用字，研究其声母，具体包括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半舌音和半齿音。
五、价值与影响：
《玉篇》上承《说文》，下开现代字典编纂先河，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对《玉篇》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张应德在《<玉篇>的特点及其历史》（1984）中，研究了《玉篇》对我国后代辞书编纂和邻国日本的影响。刍邑在《原本<玉篇>的编纂成就与宋本的比较研究》（1988）中，主要探讨了《玉篇》在字典编纂上超越《说文》的成就。杨超在《<玉篇>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2005）一文中，从辞典学的角度对《玉篇》在辞典编纂方面的贡献作了一个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正确对待其在我国辞典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苏芃在《试论<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以引<左氏传>为例》（2006）中，以引《左氏传》为例，探讨了《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申睿在《古代字书中的一朵奇葩——评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2011）中，通过研究《玉篇》特点，来探讨其学术价值。
六、《玉篇》与其它文献的关联研究：
由于《说文》是《玉篇》征引的重要书籍，因此，二者的比较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曾忠华的《玉篇零卷引说文考》（1960），路广正的《顾野王<玉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1990），刘友朋、高薇薇、顿嵩元的《顾野王<玉篇>及<玉篇>对<说文>的匡正》（1998），陈建裕、高其良的《<玉篇零卷>与<说文>的校勘》（1998），冯方的《<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与二徐所异考》（2000），冯方的《<原本玉篇残卷>征引<说文·言部>训释辑校（一）》（2002），杨秀恩的《<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2003），侯小英的《从<原本玉篇残卷>看段校说文》（2004），邓春琴的《<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解字>释义方式说略》（2006），兰天峨、贺知章的《<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2008），门艺的《<说文>、<玉篇>歺部字意义分析与比较》（2010）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玉篇》与《说文》进行了对比研究。
宋本《玉篇》与原本《玉篇》有很大的渊源关系，因此，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刍邑在《原本<玉篇>的编纂成就与宋本的比较研究》（1988）中，讨论了原本《玉篇》与宋本《玉篇》在收字、注音、义项释义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赵青在《原本<玉篇>与宋本<玉篇>释义比较研究》（2006）中，比较了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的释义体例和特点，并对宋本《玉篇》删改原本《玉篇》义训的情况进行了剖析。赵青还在《从删改角度看<玉篇>实用性的变化》（2009）中，通过比较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的释义，论述了其实用性的变化。
此外，刘亮在《<篆隶万象名义>对原本<玉篇>反切释义的取舍标准》（2003）中，讨论了其对《玉篇》继承的标准。苏芃在《试论<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以引<左氏传>为例》（2006）中，以引《左氏传》为例，探讨了《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何茹在《<玉篇>与<类篇>的比较研究》（2008）中，从成书过程、版本收字、内容、价值地位等方面对《玉篇》和《类篇》的异同进行了探究。徐前师在《<原本玉篇>引<论语>考》（2009）中，以《原本玉篇》所引《论语》与今本《论语》作比对，简要考论其歧义现象，并指出歧义形成的原因。朴素慧在《原本<玉篇>于<汉语大字典>的补苴价值》（2011）中，研究了原本《玉篇》补苴《汉语大字典》的书证疏误、释义疏误和辞书引用疏误。
综上所述，《玉篇》在文字、音韵、与其它文献的关联研究等方面研究的比较透彻，在版本流传、整理校勘等方面研究得比较多，但是并不充分，在价值影响、编纂体例等类似的专题研究方面相对来说则比较薄弱，不成系统。但是这一系列的研究都属于“形下”的范畴，几乎没有触及《玉篇》编纂思想等“行上”范畴的研究。而编纂思想是编纂活动的灵魂，是编纂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编纂观念。辞书编纂思想一经形成，将直接影响着辞书的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和编纂风格，决定辞书的品质优劣和价值大小。因此《玉篇》的编纂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学者们的努力，来填补这个研究方向的空白。总之，《玉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可以与《说文》比肩的一部宏伟巨著，还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继续研究和挖掘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裕.《玉篇校释》简评[J].平顶山师专学报，1998（13）：47-48.
[2]周若虹.原本《玉篇》残卷顾野王案语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6：4.
[3]张艳洁.宋本《玉篇》收字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7.
[4]（梁）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