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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七年（1634）的某一天，时任平和知县的浙江台州人王立准[1]来到漳州府拜见同为浙江人的知府施邦曜[2]，向其禀报平和县的施政举措、成效。谈话之余，阳明后学、知府施邦曜拿出厚厚一大叠的书稿，对王立准说：“这是我花费了多年心血，在浙江巡按谢廷杰所编《王文成公全书》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删减、点评、编辑而成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篇》文稿。考虑到平和乃阳明先生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领兵平定漳南贼寇之后，两度上疏奏请设立的县，与先生渊源关系，所以我想将这些文稿交给你，由你组织人员付梓，刊刻成书。你要把它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抓好抓实。因为阳明先生的所有心学智慧、治世思想、诗文歌赋都在这里面。”
王立准虔诚接过文稿，回到平和县衙，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当他读完全部文稿，合卷起身之时，心中大为感叹：读《阳明先生集要》，如日月之行天，如河汉之无极。郭象注庄，苏洵评孟，未易逾此。……今经公（施邦曜）手定，乃遂一盘托出。全集（《王文成公全书》）取备，三篇（《阳明先生集要三篇》）取要，公之教尽文成之教，而点缀阐明，条分缕析，使上智一往入室，后学易于得门。则文成之教，又得公之教而益大明也。”[3]
施邦曜的一句“公之精神在此矣”[4]，让王立准诚惶诚恐，不敢有一丝半毫的懈怠。立马组建刊刻机构，聘请了方达、方明、毛凤、叶泗、刘全、李山、李辰、李寅、汪明、沈正、陈云、陈金、陈煌、郑德、黄宇、黄德等16名专业的木刻人员，于明崇祯七年（1634）秋肇工开刻。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而又艰辛的刊刻，《阳明先生集要》一书终于在明崇祯八年（1635）夏末成书。
成书之际，明末大学者黄道周为其作序时写道：“今读四明先生（施邦曜）所为集要三篇，反復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伊尹）、孟（孟子）、朱（朱熹）、陆（陆九渊）相距之远也。”[5]众所周知，黄道周的思想观念更倾向于程朱理学，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阳明先生的景仰，也不影响他对施邦曜编辑《阳明先生集要》壮举的称赞。
与阳明先生同邑的施邦曜是一位阳明后学，自小就喜好学习阳明心学，《明史》称赞：“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进入官场之后，施邦曜因不肯附和魏忠贤阉党，被调任漳州知府。在知漳州府任上的八年期间内，施邦曜始终坚持阅读学习阳明先生的著作，每每读到王阳明书籍刻本时，便遨游于阳明心学浩瀚天空，良知充盈心田；徜徉于经世济民的执政思想，服务治州理政。正如施邦曜所言：“余以蚵蚾之质，仰羡蟾蜍之宫，每读（阳明）先生之书，不啻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出王与俱。”[6]
王阳明生前发表的著述、讲学的要义，都是由他的学生、门人整理编辑，刊刻成选编、节录之类的单行本，零散而非全书，缺乏系统。直到明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搜集了钱德洪所编的《传习录》、文录、笔录、外集、续编、年谱，王正亿的《世德录》以及阳明先生门人、友人、朝廷官员撰写的奏折、祭文、行状、墓志铭等资料，整理编纂而成《王文成公全书》，全书38卷，学界称其为隆庆谢氏刻本。当时，漳州知府施邦曜时常所阅读的王阳明文章就是这本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在平常的学习、阅读过程中，施邦曜总是感到隆庆本的《王文成公全书》存在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于是，便将《王文成公全书》进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加以评点批注，评释丹铅，累累贯珠，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数易其稿，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共三编十五卷，其中：《理学编》四卷介绍阳明的哲学、《经济编》七卷介绍阳明的事功成就、《文章编》四卷介绍阳明的文学成就，还有年谱以及序言、跋等相关内容。施邦曜在辑评《阳明先生集要》期间，恰逢时任福建按察使的曾樱[7]奉命到闽南沿海一带征剿海上巨盗刘香。曾樱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及第之后朝廷给假归乡，居家三年，喜诵读王文成公文章，又以礼拜名臣邹元标
[8]为师，得阳明心学之传，故于心学颇有研究，并收门人讲授“心性之学”[9]。于是，施邦曜诚邀曾樱对所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进行参订、校正。之后，便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成书。“书成。奉以藏之文成祠中。”[10]这就是被学界称为崇祯施氏刻本的《阳明先生集要》。
可惜的是，随着明王朝的灭亡，《阳明先生集要》也难逃“国变版毁”的厄运，导致崇祯施氏刻本《阳明先生集要》流传极少。然天不绝人愿，木质刻板虽然被毁，但纸质的书籍还在。再过150多年，到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姚江阳明后学张罗山（张廷枚）因感念“阳明先生良知之学足参圣谛，其书如五纬之经天，芒寒色正，又得四明（施邦曜）先生发挥旁通，后学津梁第一，蔑以加矣”[11]，遂将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购得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授梓于浙江济春堂的朱培行重新刻版翻印，从而使阳明先生的著述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又过近100年，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廷尉许星叔到贵阳典试，将从京师随身携带的家藏《阳明先生集要》旧本，赠予客居贵阳的王阳明后裔王介臣（字个峰）。清光绪四年（1878），王介臣将其送给大中丞（贵阳巡抚）黎简堂。黎简堂认为“黔为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则刊是书而藏之黔，以传之于天下，亦固其所”。
便任命林肇元为校订之职，于清光绪四年（1878）五月开雕刊刻，历时一年，清光绪五年（1879）六月蒇工成书。因此，该书有“初刻于闽，后刻于浙，再刻于黔”的刊刻历程。
这部刊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成为后来多家翻刻的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查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施邦曜、王立准等3位浙江人成就了平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尽管时光穿越了数百年，这部鸿篇巨制依然闪烁着心学思想的光芒，照亮世人前行…… 《阳明先生集要》不仅在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传播，还远渡重洋，向说英语的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1916年，美国学者亨克[13]发表了《王阳明的哲学》，也就是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篇》的英译本，阳明心学的著作便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正如“Kia-Lok yen在就1917年《国际伦理学杂志》中发表的《王阳明的哲学》所做的书评中指出‘在此卷中，首次向说英语的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亨克（Henke）博士的著作发表以前，这些学生是否知道王阳明都值得怀疑，哪怕是以最间接的方式’。的确，亨克于1916年发表了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篇》的英文译本，成为了王阳明研究方面的重要转折点。之前，在欧洲和北美，王阳明的著作鲜少受人關注”[14]。从这个意义来说，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借助亨克的翻译之功，促使阳明学在欧洲和北美等域外国家的传播、影响和发展。
光风霁月，馨香千载。这部由3位浙人创建的平和文化巅峰之匠作，现在究竟藏于何处？也许，这才是今天阳明学界，特别是初刻地福建“闽中王门”学者最为关心的事。笔者从2016年起就踏上了寻找《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之旅，上网翻阅资料，托人调查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寻找善本的努力终于在2017年3月出现了转机。这年3月9日，浙江社科院研究员钱明博士在广东潮州考察阳明弟子薛侃遗迹后，我驾车专程到潮州迎接钱明博士前来平和开展阳明遗迹田野调查，路上谈及《阳明先生集要》善本之事。钱明博士当即表示帮我查找，回到杭州后的第二天，就给我信息：“施邦曜编崇祯八年刻本，藏于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学者永富青地见过，并与俞嶙编的康熙十二年本子作过比较。”钱明博士还介绍山东阳明心学会会长张恒智先生给我认识。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和了解，藏于山东师大图书馆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老化、破损、脆化比较严重，已不适合查阅。之后，又得到浙江社科院张宏敏博士的鼎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四部丛刊的《阳明先生集要》电子版本。有了四部丛刊的版本为依据，我还委托赣南师大忠飞道兄、北京崇贤馆李克老师帮忙，最终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善本。9月12日，在国图老馆员李娜华的帮助下，我顺利找到心仪已久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九册，并办理借阅手续，在阅览室拜读这部先贤经典著作。图书收藏管理资料显示：题名与责任为阳明先生集要〔善本〕，十六卷/（明）王守仁撰；（明）施邦曜辑。出版项为（出版地不详），明崇祯（1628-1644）。索书号为T01511。
从这些图书收藏管理的资料上看，不免为我们平和感到伤心与不公。难得有一部刊刻于平和的古籍得以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却被冠以“出版地不详”，一股惆怅涌上心头。但值得欣慰的是，毕竟这382年前刊刻于平和的鸿篇巨著依然传世至今，依然散发出浓浓的书香，依然启迪着人们的思想……
注释：
[1] 王立准（生卒不详），字伯绳，别号环应，浙江台州临海人；选贡。明崇祯六年至九年（1633-1636）期间任平和知县，后升连州知州。
[2]施邦曜（1585—1644年），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明史》称：“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
[3] [4] [10]〔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023页。
[5]〔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序第7页。
[6]〔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序第12页。
[7]曾樱（1581-1651），字仲寒，金坊（今江西省峡江县砚溪镇金家坊）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授户部主事；崇祯元年（1928）授福建按察副使，崇祯四年（1631）升福建按察使，同年改福建参政；崇祯十年（1637）改湖广按察使，后再改山东右布政使。谥文忠。
[8]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县县城小东门邹家人，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幼有神童之称。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入刑部观察政务，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当场廷杖八十，发配贵州，潜心钻研理学。万历十一年（1582），回朝廷吏部给事中，又多次上疏改革吏治，触犯皇帝，再次遭到贬谪，降南京吏部员外郎。以疾归，居家讲学近三十年。天启元年（1621）任吏部左侍郎，后因魏忠贤乱政求去。崇祯元年（1628），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特谥忠介。
[9]《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第2728页。
[11]〔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022页。
[12]〔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017页。
[13]亨克（Frederick G.Henke），1876年生于美国爱荷华州，1900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1907年回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就读博士，1910年应邀担任南京大学哲学教授，对王阳明有较为广泛的研究。
[14]伊来瑞（GeorgeL.lsrael），《1916年前西方文献中的王阳明》，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论文汇编（上），第36页。
王立准虔诚接过文稿，回到平和县衙，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当他读完全部文稿，合卷起身之时，心中大为感叹：读《阳明先生集要》，如日月之行天，如河汉之无极。郭象注庄，苏洵评孟，未易逾此。……今经公（施邦曜）手定，乃遂一盘托出。全集（《王文成公全书》）取备，三篇（《阳明先生集要三篇》）取要，公之教尽文成之教，而点缀阐明，条分缕析，使上智一往入室，后学易于得门。则文成之教，又得公之教而益大明也。”[3]
施邦曜的一句“公之精神在此矣”[4]，让王立准诚惶诚恐，不敢有一丝半毫的懈怠。立马组建刊刻机构，聘请了方达、方明、毛凤、叶泗、刘全、李山、李辰、李寅、汪明、沈正、陈云、陈金、陈煌、郑德、黄宇、黄德等16名专业的木刻人员，于明崇祯七年（1634）秋肇工开刻。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而又艰辛的刊刻，《阳明先生集要》一书终于在明崇祯八年（1635）夏末成书。
成书之际，明末大学者黄道周为其作序时写道：“今读四明先生（施邦曜）所为集要三篇，反復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伊尹）、孟（孟子）、朱（朱熹）、陆（陆九渊）相距之远也。”[5]众所周知，黄道周的思想观念更倾向于程朱理学，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阳明先生的景仰，也不影响他对施邦曜编辑《阳明先生集要》壮举的称赞。
与阳明先生同邑的施邦曜是一位阳明后学，自小就喜好学习阳明心学，《明史》称赞：“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进入官场之后，施邦曜因不肯附和魏忠贤阉党，被调任漳州知府。在知漳州府任上的八年期间内，施邦曜始终坚持阅读学习阳明先生的著作，每每读到王阳明书籍刻本时，便遨游于阳明心学浩瀚天空，良知充盈心田；徜徉于经世济民的执政思想，服务治州理政。正如施邦曜所言：“余以蚵蚾之质，仰羡蟾蜍之宫，每读（阳明）先生之书，不啻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出王与俱。”[6]
王阳明生前发表的著述、讲学的要义，都是由他的学生、门人整理编辑，刊刻成选编、节录之类的单行本，零散而非全书，缺乏系统。直到明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搜集了钱德洪所编的《传习录》、文录、笔录、外集、续编、年谱，王正亿的《世德录》以及阳明先生门人、友人、朝廷官员撰写的奏折、祭文、行状、墓志铭等资料，整理编纂而成《王文成公全书》，全书38卷，学界称其为隆庆谢氏刻本。当时，漳州知府施邦曜时常所阅读的王阳明文章就是这本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在平常的学习、阅读过程中，施邦曜总是感到隆庆本的《王文成公全书》存在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于是，便将《王文成公全书》进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加以评点批注，评释丹铅，累累贯珠，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数易其稿，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共三编十五卷，其中：《理学编》四卷介绍阳明的哲学、《经济编》七卷介绍阳明的事功成就、《文章编》四卷介绍阳明的文学成就，还有年谱以及序言、跋等相关内容。施邦曜在辑评《阳明先生集要》期间，恰逢时任福建按察使的曾樱[7]奉命到闽南沿海一带征剿海上巨盗刘香。曾樱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及第之后朝廷给假归乡，居家三年，喜诵读王文成公文章，又以礼拜名臣邹元标
[8]为师，得阳明心学之传，故于心学颇有研究，并收门人讲授“心性之学”[9]。于是，施邦曜诚邀曾樱对所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进行参订、校正。之后，便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成书。“书成。奉以藏之文成祠中。”[10]这就是被学界称为崇祯施氏刻本的《阳明先生集要》。
可惜的是，随着明王朝的灭亡，《阳明先生集要》也难逃“国变版毁”的厄运，导致崇祯施氏刻本《阳明先生集要》流传极少。然天不绝人愿，木质刻板虽然被毁，但纸质的书籍还在。再过150多年，到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姚江阳明后学张罗山（张廷枚）因感念“阳明先生良知之学足参圣谛，其书如五纬之经天，芒寒色正，又得四明（施邦曜）先生发挥旁通，后学津梁第一，蔑以加矣”[11]，遂将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购得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授梓于浙江济春堂的朱培行重新刻版翻印，从而使阳明先生的著述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又过近100年，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廷尉许星叔到贵阳典试，将从京师随身携带的家藏《阳明先生集要》旧本，赠予客居贵阳的王阳明后裔王介臣（字个峰）。清光绪四年（1878），王介臣将其送给大中丞（贵阳巡抚）黎简堂。黎简堂认为“黔为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则刊是书而藏之黔，以传之于天下，亦固其所”。
便任命林肇元为校订之职，于清光绪四年（1878）五月开雕刊刻，历时一年，清光绪五年（1879）六月蒇工成书。因此，该书有“初刻于闽，后刻于浙，再刻于黔”的刊刻历程。
这部刊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成为后来多家翻刻的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查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施邦曜、王立准等3位浙江人成就了平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尽管时光穿越了数百年，这部鸿篇巨制依然闪烁着心学思想的光芒，照亮世人前行…… 《阳明先生集要》不仅在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传播，还远渡重洋，向说英语的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1916年，美国学者亨克[13]发表了《王阳明的哲学》，也就是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篇》的英译本，阳明心学的著作便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正如“Kia-Lok yen在就1917年《国际伦理学杂志》中发表的《王阳明的哲学》所做的书评中指出‘在此卷中，首次向说英语的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亨克（Henke）博士的著作发表以前，这些学生是否知道王阳明都值得怀疑，哪怕是以最间接的方式’。的确，亨克于1916年发表了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篇》的英文译本，成为了王阳明研究方面的重要转折点。之前，在欧洲和北美，王阳明的著作鲜少受人關注”[14]。从这个意义来说，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借助亨克的翻译之功，促使阳明学在欧洲和北美等域外国家的传播、影响和发展。
光风霁月，馨香千载。这部由3位浙人创建的平和文化巅峰之匠作，现在究竟藏于何处？也许，这才是今天阳明学界，特别是初刻地福建“闽中王门”学者最为关心的事。笔者从2016年起就踏上了寻找《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之旅，上网翻阅资料，托人调查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寻找善本的努力终于在2017年3月出现了转机。这年3月9日，浙江社科院研究员钱明博士在广东潮州考察阳明弟子薛侃遗迹后，我驾车专程到潮州迎接钱明博士前来平和开展阳明遗迹田野调查，路上谈及《阳明先生集要》善本之事。钱明博士当即表示帮我查找，回到杭州后的第二天，就给我信息：“施邦曜编崇祯八年刻本，藏于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学者永富青地见过，并与俞嶙编的康熙十二年本子作过比较。”钱明博士还介绍山东阳明心学会会长张恒智先生给我认识。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和了解，藏于山东师大图书馆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老化、破损、脆化比较严重，已不适合查阅。之后，又得到浙江社科院张宏敏博士的鼎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四部丛刊的《阳明先生集要》电子版本。有了四部丛刊的版本为依据，我还委托赣南师大忠飞道兄、北京崇贤馆李克老师帮忙，最终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善本。9月12日，在国图老馆员李娜华的帮助下，我顺利找到心仪已久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九册，并办理借阅手续，在阅览室拜读这部先贤经典著作。图书收藏管理资料显示：题名与责任为阳明先生集要〔善本〕，十六卷/（明）王守仁撰；（明）施邦曜辑。出版项为（出版地不详），明崇祯（1628-1644）。索书号为T01511。
从这些图书收藏管理的资料上看，不免为我们平和感到伤心与不公。难得有一部刊刻于平和的古籍得以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却被冠以“出版地不详”，一股惆怅涌上心头。但值得欣慰的是，毕竟这382年前刊刻于平和的鸿篇巨著依然传世至今，依然散发出浓浓的书香，依然启迪着人们的思想……
注释：
[1] 王立准（生卒不详），字伯绳，别号环应，浙江台州临海人；选贡。明崇祯六年至九年（1633-1636）期间任平和知县，后升连州知州。
[2]施邦曜（1585—1644年），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明史》称：“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
[3] [4] [10]〔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023页。
[5]〔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序第7页。
[6]〔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序第12页。
[7]曾樱（1581-1651），字仲寒，金坊（今江西省峡江县砚溪镇金家坊）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授户部主事；崇祯元年（1928）授福建按察副使，崇祯四年（1631）升福建按察使，同年改福建参政；崇祯十年（1637）改湖广按察使，后再改山东右布政使。谥文忠。
[8]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县县城小东门邹家人，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幼有神童之称。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入刑部观察政务，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当场廷杖八十，发配贵州，潜心钻研理学。万历十一年（1582），回朝廷吏部给事中，又多次上疏改革吏治，触犯皇帝，再次遭到贬谪，降南京吏部员外郎。以疾归，居家讲学近三十年。天启元年（1621）任吏部左侍郎，后因魏忠贤乱政求去。崇祯元年（1628），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特谥忠介。
[9]《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第2728页。
[11]〔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022页。
[12]〔明〕王守仁原著 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017页。
[13]亨克（Frederick G.Henke），1876年生于美国爱荷华州，1900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1907年回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就读博士，1910年应邀担任南京大学哲学教授，对王阳明有较为广泛的研究。
[14]伊来瑞（GeorgeL.lsrael），《1916年前西方文献中的王阳明》，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论文汇编（上），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