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做无谓的消磨。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短篇小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是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短篇小说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進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却饱含现实人生。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可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一片藤叶》，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到了卡佛，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
　　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