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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贫困根源是农村知识的缺乏，农村的贫困让“小康”生活进程减缓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加需要知识，农村知识贫困的问题成为解决“三农”的瓶颈，这一问题倍受研究“三农”的工作者所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破译知识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农村知识贫困的概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繁荣农村经济，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然而农民的知识又是贫困的。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定义，“至少存在三类贫困：一是首恶贫困（incomepoverty），二是人类贫困（humanpoverty），三是知识贫困（knowl?鄄edgepoverty）”[1]。所谓收入贫困，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所谓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的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所谓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是指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者途径的缺乏。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不仅仅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广义的知识，包括获取（创造）知识、交流知识和运用知识。所谓知识贫困是指获取（或创造）知识贫困、家庭知识贫困和运用知识贫困。获取（或创造）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能力的匮乏，处于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状态的人群缺乏生产知识的能力，如技术创新、科研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等。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看报刊等等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接触和通过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
上述三类贫困并不是相互孤立、互相隔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农民收入不高，导致人类贫困出现，受教育水平偏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的存在，又使人口很难摆脱贫困。
二、农村知识贫困形成的原因
我国农村要改变落后的经济形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就必须提高农民知识水平，从根本上来分析农村知识贫困的原因有下面几种因素：
（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1986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5]这就从体制上确立了重城市轻农村的教育格局。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颁布细则》也提出并强调了“谁办学谁掏钱”的投资体制。这些我们可通俗地理解为：城市的义务教育由国家全包，农村的义务教育则“托付”给乡镇，乡镇只能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城市“以国为主”而农村“以民为主”。造成国家教育投资杠杆明显倾斜，使农村教育投资明显不足。县级的“财政”远远小于它的“事权”，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占有了51%，县乡两级只能分享约20%。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乡镇、县财政负担87%。两组数据相对比，容易发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极不对称，而且县级财政状况普遍恶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超过40%，就国家实施的义务教育，农村的教育经费都难于保证，更不用说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培训了。农村不仅经费不足，而且人力资源也十分缺乏。
（二）教育支出和农民收入不成比例
由于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使得农民承担了义务教育半数以上的“义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农民们为了响应党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号召，乡村两级不得不大量举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表明，“乡（镇）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农村学校30%-40%的所需经费，连足额发放教师的工资都不够。”于是“集资办学”成了农村近年来经久不衰的“文明时尚”，另一项分析表明：教育集资增长率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在乡村两级“大胆举债”广大农民“踊跃集资”支持下，“农村学校成了当地最漂亮的建筑”，但此时许多农民却尴尬地发现，他们的孩子却未必能够顺利进入他们“自己办起的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交纳杂费的幅度最低也超过6%，甚至农村小学的幅度高于城市小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由1996年的9%降到2000年的2%。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476元[6]，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7703元，而现在每个中学生平均每年要消费1500-2000元，这些开销会让许多农民深感供养一个初中生都有一定困难，许多农民甚至无力供养，导致一些孩子不得不辍学。然而缓慢的收入增长令农民无法承担日益增加的教育支出，只能放弃“鲤鱼跳龙门”的念头，农民知识水平也就受到限制。
（三）农村缺乏知识技术获取交流的途径与工具
由于城市与农村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职业的不同，造成观念不同、需求不一样、生活习惯不同。因而在城市居民不断吸收新知识、运用新技术时，农村依然是旧知识、旧技术。城市的信息、技术传播之快，而农村缺少获取和交流知识的途径和工具，无法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以互联网为例，农村的通信线路严重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农村，电话的普及率是相当低的，同时相关的电信部门也不能有效地提供入网的技术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最新信息工具的利用是要依靠在校的学生的，但农村中小学除了一些发达地区外，基本上没有网络的硬件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影响了最新的知识传播工具的应用，造成农民知识的相对贫困。
三、根除农村知识贫困的路径
（一）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办学水平
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包括物质资源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两部分。从物质资源的投入角度讲，要改变农村“知识贫困”的面貌，实现“科教兴国”，农村教育势必要加强，国家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由“以县为主”转向“以国为主”。要增加教育投入的总量，提高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根据《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的有关数据，我国的教育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就算在发展中的国家中，我国教育投入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虽然我国政府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世纪末，要把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但直至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也只有2287.18亿元，占GNP的比重才达到2.79%；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4.49%，比上年的15.32%反而减少了0.83个百分点。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349.04亿元，国家财政投入2287.18亿元，两者差额1061.86亿元基本上反映的就是在义务教育上的“民众负担”；2001年我国GNP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如果把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在2.79%基础上再提高1.5个百分点（提高后的教育支出略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则可增加教育经费约1200亿元人民币，正好可以填平“民众负担”这个窟窿，这就说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只有保持在4%以上，才能基本满足需要，也才是基本合理的水平。
关键词：破译知识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农村知识贫困的概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繁荣农村经济，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然而农民的知识又是贫困的。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定义，“至少存在三类贫困：一是首恶贫困（incomepoverty），二是人类贫困（humanpoverty），三是知识贫困（knowl?鄄edgepoverty）”[1]。所谓收入贫困，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所谓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的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所谓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是指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者途径的缺乏。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不仅仅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广义的知识，包括获取（创造）知识、交流知识和运用知识。所谓知识贫困是指获取（或创造）知识贫困、家庭知识贫困和运用知识贫困。获取（或创造）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能力的匮乏，处于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状态的人群缺乏生产知识的能力，如技术创新、科研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等。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看报刊等等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接触和通过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
上述三类贫困并不是相互孤立、互相隔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农民收入不高，导致人类贫困出现，受教育水平偏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的存在，又使人口很难摆脱贫困。
二、农村知识贫困形成的原因
我国农村要改变落后的经济形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就必须提高农民知识水平，从根本上来分析农村知识贫困的原因有下面几种因素：
（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1986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5]这就从体制上确立了重城市轻农村的教育格局。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颁布细则》也提出并强调了“谁办学谁掏钱”的投资体制。这些我们可通俗地理解为：城市的义务教育由国家全包，农村的义务教育则“托付”给乡镇，乡镇只能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城市“以国为主”而农村“以民为主”。造成国家教育投资杠杆明显倾斜，使农村教育投资明显不足。县级的“财政”远远小于它的“事权”，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占有了51%，县乡两级只能分享约20%。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乡镇、县财政负担87%。两组数据相对比，容易发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极不对称，而且县级财政状况普遍恶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超过40%，就国家实施的义务教育，农村的教育经费都难于保证，更不用说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培训了。农村不仅经费不足，而且人力资源也十分缺乏。
（二）教育支出和农民收入不成比例
由于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使得农民承担了义务教育半数以上的“义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农民们为了响应党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号召，乡村两级不得不大量举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表明，“乡（镇）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农村学校30%-40%的所需经费，连足额发放教师的工资都不够。”于是“集资办学”成了农村近年来经久不衰的“文明时尚”，另一项分析表明：教育集资增长率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在乡村两级“大胆举债”广大农民“踊跃集资”支持下，“农村学校成了当地最漂亮的建筑”，但此时许多农民却尴尬地发现，他们的孩子却未必能够顺利进入他们“自己办起的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交纳杂费的幅度最低也超过6%，甚至农村小学的幅度高于城市小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由1996年的9%降到2000年的2%。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476元[6]，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7703元，而现在每个中学生平均每年要消费1500-2000元，这些开销会让许多农民深感供养一个初中生都有一定困难，许多农民甚至无力供养，导致一些孩子不得不辍学。然而缓慢的收入增长令农民无法承担日益增加的教育支出，只能放弃“鲤鱼跳龙门”的念头，农民知识水平也就受到限制。
（三）农村缺乏知识技术获取交流的途径与工具
由于城市与农村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职业的不同，造成观念不同、需求不一样、生活习惯不同。因而在城市居民不断吸收新知识、运用新技术时，农村依然是旧知识、旧技术。城市的信息、技术传播之快，而农村缺少获取和交流知识的途径和工具，无法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以互联网为例，农村的通信线路严重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农村，电话的普及率是相当低的，同时相关的电信部门也不能有效地提供入网的技术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最新信息工具的利用是要依靠在校的学生的，但农村中小学除了一些发达地区外，基本上没有网络的硬件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影响了最新的知识传播工具的应用，造成农民知识的相对贫困。
三、根除农村知识贫困的路径
（一）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办学水平
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包括物质资源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两部分。从物质资源的投入角度讲，要改变农村“知识贫困”的面貌，实现“科教兴国”，农村教育势必要加强，国家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由“以县为主”转向“以国为主”。要增加教育投入的总量，提高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根据《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的有关数据，我国的教育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就算在发展中的国家中，我国教育投入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虽然我国政府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世纪末，要把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但直至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也只有2287.18亿元，占GNP的比重才达到2.79%；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4.49%，比上年的15.32%反而减少了0.83个百分点。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349.04亿元，国家财政投入2287.18亿元，两者差额1061.86亿元基本上反映的就是在义务教育上的“民众负担”；2001年我国GNP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如果把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在2.79%基础上再提高1.5个百分点（提高后的教育支出略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则可增加教育经费约1200亿元人民币，正好可以填平“民众负担”这个窟窿，这就说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只有保持在4%以上，才能基本满足需要，也才是基本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