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所在。从整个国家发展来看，京津冀地区是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如今，这里被寄予厚望成为推动北方经济崛起和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
　　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第一个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它事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对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是历史性、全方位和深层次的。
　　1987年出生的杨洋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有央企海外工作经历，参与过百亿美元量级的海外大项目运作……
　　2020年9月，一则招聘启事让他下决心跑上一条新的人生赛道。北京大兴机场临空区（大兴）管委会向全球人才发出招贤榜，公开招聘具有国际视野、专业化能力的优秀人才。
　　全国唯一双自贸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杨洋从这些新元素中看到了自己大展拳脚的无限可能。他没有犹豫，跳出舒适区，接受了临空区发出的邀约。
　　此前，杨洋在国外参与过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建设，“但那都是在别人的蓝图上设计”。而目前临空区的建设还是一张白纸，他有机会在自己的國家参与并见证一座可能影响全球的“试验区”的设计和建设，“这里未来要发展什么，如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是一道道复杂的考题，很有挑战性。”
　　被外媒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的大兴机场被定义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新动力源。加上其对人才求贤若渴的态度，如同一个“强磁场”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优秀年轻人前来找寻个人在国家蓝图中的奋斗坐标。

用改革破解发展的问题

　　在超过1亿人口生活的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坐拥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11个地级市，京津冀地区以占全国2.2%的面积，养育了全国约8%的人口、贡献了约占全国9%的经济总量。
　　然而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一直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区域落差过大：北京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绝对的“老大”，但“大城市病”也使其不堪重负；而周边一些中小城市又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这句话折射出强大的“虹吸效应”下地区发展不协调的无奈。
　　“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2014年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京津冀，一语道破首都发展中矛盾的根源，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发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员令。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从属于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说，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 归根到底，就是不断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立国战略。“我们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变成让世界不可小觑的国家。”刘秉镰说，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主要是利用计划手段通过政府动员的方式集中有限的资源，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把国家立起来了”。
　　第二个阶段是富国战略。这个阶段的经济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效率优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实现了30年两位数的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国家财富快速积累”。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实现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收入差别，于是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消除三大差别。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强国战略。此时，中国经济迎来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机遇期，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为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
　　“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财富生成，也就是国家经济总量的积累，增加GDP；二是财富分配，通过国家的财政等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政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均衡。”刘秉镰说。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按下了改革的启动键，提出了沿海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差别性区域政策，所以有了深圳和浦东的腾飞，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决了财富生成问题后，财富分配的问题如何解决？2000年以来，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三大差距不断加大，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发展的稳定和经济安全。自此，中国区域发展的政策开始更多关注公平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继续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刘秉镰分析，“目的就是在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同时，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这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改变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冲破根深蒂固的行政壁垒，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去擘画蓝图，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复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正式浮出水面。刘秉镰认为，这份纲领性文件清楚地说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和在哪干？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级城市群，即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意味着，要创新区域增长方式，深化改革形成发展的合力，共同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从空间布局来看，规划纲要清晰地绘出了京津冀这个未来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即：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
　　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在这个跨越省级行政区的综合改革试验区里，三地建立了由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体系，已经在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先行先试并初显成效。
　　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已基本建成，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河北雄安新区塔吊林立；天津正在加速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三地产业结构正在不断优化。
　　不久前，钟铭率领的平均年龄仅30岁的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因为成功研制出超大尺寸钼靶材，打破了国外企业垄断，获得了天津宝坻区对创新人才的百万元重奖。这支团队来自中国钨钼材料精深加工领域公认的领跑者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正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中调整了企业发展的战略布局，整体从北京迁至天津宝坻区的。
　　这里距离北京中关村不到100公里，一座被视为中关村新址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正在熱火朝天地建设，大数据、云计算、5G等一批新兴高科技产业正在汇聚。按照规划，这个中等城市规模的科技城预计总投资额约1100亿元，要聚集起大量高端产业及高精尖人才。
　　眼下各种创新要素都在生长：宽阔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将把京津冀城市间的距离拉得更近……

自主创新的源头和策源地

　　赶上了国家支持科研人员在岗创业的改革浪潮，80后大学教授齐俊桐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撸起袖子开始创新创业。
　　短短几年里，他执掌的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初的几个人快速发展成为超过百人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产学研综合性团队。借力三地协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开发出了国际领先的无人机集群自主控制系统。
　　作为科研人员，他庆幸自己跟上国家发展的快节奏；而区域发展释放出诸多机遇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抓住机会、释放活力。
　　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是 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为区域发展提出的方向，他同时指出，要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促进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发布《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0）》称，近年来京津冀创新投入全国领先，北京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高端人才聚集方面成效显著，京津冀创新产出大幅增加。
　　7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不可否认，发展现状与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任重道远。刘秉镰说，从经济发展来看，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经济增速并不尽如人意，“京津冀需要快速成长为我国北方经济新高地。”
　　他认为，首先要瞄准世界级城市群目标，应当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总量。还应在空间上培育更多有潜力的经济增长极，如雄安、沧州、廊坊、武清、临空经济区、河北自贸区等，以此支撑世界级城市群经济总量。“应充分运用北京科技创新优势，提高转化能力，延伸区域价值链”。
　　而一大批年轻人正投身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中，用青春智慧为国家的快速前行绘就全新的蓝图。
　　（摘自4月21日《中国青年报》。作者均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