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遭遇各种证明，有些证明看起来莫名其妙，但是没有这个证明，还真就办不成事。于是，百姓只能为此东奔西跑，不仅搭进去时间和精力，有时还要忍受工作人员的白眼。这些证明有多奇葩？又该怎么根治呢？
　　那些无法自证的清白
　　4月底，淮北一位女孩遇到一件烦心事，因自己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认定无犯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要求必须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他们才能给开无犯罪证明，而当地教育局表示，不需要他们开需要无罪证明的证明，这让闫敏很是无奈。虽然最终闫敏得以拿到无犯罪证明，但是中间的这些曲折还是让她哭笑不得。
　　人民日报也曾报道过一件“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事件：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却被要求出具陈先生和紧急联络人的母子关系证明。陈先生早已落户北京，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
　　头疼之际，有人给陈先生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个证明。先不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最后这一难题的解决，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
　　除了证明“无犯罪”、“我妈是我妈”外，还有各种各样无法自证的清白让人无语凝噎：去银行兑换残币要求开证明；保险理赔要求社区开具“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户口本丢失要去社区开丢失证明……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
　　社区公章成“万能章”
　　日常生活中，不仅百姓被各种奇葩证明搞得焦头烂额，社区居委会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某社区居委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来盖各种各样的章。申请养老金认证、开小卖铺要出证明、外地户口想给自己的电动车上牌也需要证明……
　　该社区居委会负责盖章的工作人员说平均每天要出具20多个证明。眼花缭乱，盖章人自己都觉得盖着“悬”。看着居民着急，盖章的人有时候只能“铤而走险”帮居民办事。


　　可让工作人员感到无奈的是，很多不在社区能力范围内的事，也要社区来出具证明。“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人存折丢了，银行叫他来我们这里开证明，证明他存折丢了，这怎么证明？还有，有些人要贷款，要到居委会来开具证明，证明他有偿还能力，我们坚决不开这样的证明。”
　　社区工作人员坦言，他们每天盖20多个章，有时候会有担忧。“比如居民要办土地证，就要社区办证明。但如果出错了，一级一级下来，是我们提供的，就追究我们的责任。”
　　“居民不了解这些证明的出处，认为我是本社区的居民就应该能证明许多问题，不给开是在故意刁难，拿架子，不作为。”北京某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是我们社区有近6000户业主，居委会不可能对每个业主的职业、家庭关系等信息都一一掌握，要求社区开那些信息是勉为其难了。遇到居民不理解，我们也别无他法，一是办事人员必须了解相关法律政策，二是必须耐心的解答。”
　　众多的证明成了社区的负担。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认为，大到开具财产公证，小到居住证明，各个部门能推的就全推到社区来，让社区出具第一手证明，这并不合理。这位社区工作人员建议：“各个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对于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应该简化，不应该一概推给社区。各部门应该各司其职，尽量少让奇葩证明影响社区工作。”
　　打破信息壁垒
　　前文提到的陈先生为了证明“我妈是我妈”，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旅行社就为他搞定了一切。可见，有些所谓需要开具的证明不过是一道收费站。有些证明当事人开具不了，或者开具的成本很大，于是，便有了各种代办，随之有了代办费，更有了生财之道。现在，我们依然能看到各种检测站旁边都有寄生的代办公司或者代办人员，各类需要过关斩将的办事部门周围都有这种“排忧解难”的小公司，这其中不少就是在吃“证明饭”：个人证明不了的东西，花钱就能代你证明。
　　《法制时报》刊文称，要求个人提供诸多证明才能获得某种服务，其目的往往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了信息筛查成本和后续的责任承担风险，是以个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的懒政惰政“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务对象的位置来思考行政作为，根本上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意识。
　　屡屡出现“奇葩证明”的原因，无疑是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迟迟不能打破：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无法共享，就只能靠着各种“证明”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证明”的内容是否准确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由此催生出各种看似“奇葩”的证明。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在相当程度上，“奇葩证明”是公民权利贫困的隐喻，是权利无力感的表征。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公民权利“贫困”和“弱势”的位置。
　　（编辑：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