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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呈现出中产阶级崛起、大众化媒体兴起等显著特点，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如哈代，以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为例，从外部看，哈代为使其发表，反复与报纸杂志编辑、出版商、读者等人群周旋，多次修改。这种影响也逐渐深入到文学创作内部，突出体现为哈代小说中多种暗示手法，以意象、景物、典故等作为载体，使其作品表現出独特的艺术美感与深厚的思想张力。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 文化市场 哈代 暗示手法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杰出的小说家，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在问世之时并非一帆风顺，而这一现象恰与当时发展变化的文化市场密不可分。
一、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
从整体上看，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即1837年至1901年，英国经历了十分丰富的变化与发展。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革命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带来了社会风尚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从70年代开始，随着法国、德国、美国等国陆续迎头赶上，尽管英国仍在稳步发展，但已逐渐陷入一种相对衰落的境况中，而这背后也隐含着社会主流观念的微妙作用。
而这一时期的文化市场，从外部环境看，与英国整体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工业革命后，物质条件得到充分满足，文化市场迎来繁荣兴盛的发展时期。而从内部要素看，由于本文关注哈代的小说创作，因而主要取其“文学消费”环节，以生产者、媒介、消费者为基本要素展开论述。
（一）消费者：中产阶级的崛起
英国在1840年左右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为此后三十余年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英国国民生产总额从1851年5.23亿英镑增长到1870年的9.16亿，且此时10%的人拥有全国收入的50.6%，殷实的中产阶级亦属其中。与之相应的是高速的城市化进程，1851年，有54%的人居住在城区，这一数字到1870年已增长到70%。a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中产阶层的扩大，意味着一部分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精神消费的可能性增加，城市文化也因此愈加丰富。
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提升还不足以将这一群体直接转化为文化市场的消费者，这一时期教育的普及推动了这一转化过程。在法律方面，初等教育法、义务教育于19世纪70年代相继出台；在经济层面，政府在教育上增加了财政投入，市场上也出现了种类丰富而相对廉价的教育资源。当然，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包括对教育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化的亲近等。例如，中产阶级中技工阶层会去礼拜日学校、进步协会等场所寻求自我提升。
除此以外，当时一些政策也促使文化市场吸纳、巩固了更多消费者。如1851年，政府废止了窗户税b，意味着国内七分之一的房子增加了户内光照，而在那个还没有电灯、一切蜡烛都要抽税的年代，自然光照是阅读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一政策十分有利于扩大阅读受众。
飞速发展的经济状况，教育普及性的提高，相关政策的出台，使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在受众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二）媒介：大众化媒体的兴起
媒介，作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桥梁，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这一时期，媒介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报刊业、出版业等行业的兴起，其中，大众化报刊最具代表性。因报纸纸张税等逐一取消，报业成本急剧下降，一批廉价报纸应运而生。例如《每日邮报》，于1896年在伦敦创办，其一大编辑方针为易读，且通过连载长篇小说的方式吸引读者。相应的，19世纪30年代以后，廉价杂志也盛行起来。而相较于报纸，杂志一般都有目标受众群，且遵循“三条腿走路”的基本原则c，即编辑内容、广告和发行三方面环环相扣，因此一本杂志的生存往往需要明确并坚守自身定位，以稳固既定的读者与广告商。
此背景下，一部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这些媒介进入大众视野？在当时，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可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杂志或报纸连载而写，连载结束后交由出版商发行二卷本或三卷本，之后再以单卷本出版。所谓的“三卷本”又称“图书馆版”，因其价格昂贵，多销售至图书馆，但无论是公共性图书馆，还是商业性图书馆，都可能对待进购的三卷本小说进行严格审查，之后读者可在图书馆通过租借的方式借阅。而“单卷本”则比较廉价，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这也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后期，一部文学作品的发表方式是多元化的，背后也对应着不同的人群及其各异的衡量标准。
此处不妨以穆迪流通图书馆的兴衰具体说明这一时期媒介在文化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18世纪已出现了营利性图书馆，但到了19世纪中叶，穆迪通过近似付年费入会的方式争取到了大量读者，并大批量低价购入图书，这种快速流通的方式吸引了出版商，他们便不自觉地遵循了穆迪清教式的取向，并进一步地影响了作家群体——作品在正式发表之前往往首先需要接受以穆迪为代表的社会接受尺度的评判。
那么，这一时期的作家是否愿意融入这一市场呢？结合之前提到的中产阶层的扩大，再补充说明一下作家这一群体在这一时期实际的经济状况。根据相关数据d，结合当时不同人群的收入与货币的购买力，一些作家能够依靠版税收入跻身高收入人群的行列中。到了19世纪中期，仅靠写作，或许在社会地位上不一定能得到较大的提升，但可以在经济上得到相应的补偿，得以维持生活开销，甚至争取高品质的生活。
（三）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中，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媒介，大体都遵循着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并据此对生产者及其作品进行价值评判，它仿佛是这一时期文化市场中一把看不见的标尺。
“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核心，便是那位从不讨得女王欢心的格莱斯顿称之为‘秉公行事’的东西”e。作为这一社会风尚的核心，“严肃”意味着在维多利亚时代，职责大于爱好，道德高于行乐，表现在诸多领域与阶层。例如，在婚姻与家庭方面体现为父系男权的凸显，而有关性的问题也被道德说教严格规范。这种社会风尚不仅源自中产阶级普遍的宗教信仰，体现为上层阶级的正面形象，也深入地渗透到工人阶级中。这一风尚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在前期促进了国家的快速发展，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逐渐显示出诸多负面影响。而具体看文学方面，尽管当时的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作品，但显然，小说的道德内涵得到重视，且法律、流动图书馆等充当了守护者。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 文化市场 哈代 暗示手法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杰出的小说家，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在问世之时并非一帆风顺，而这一现象恰与当时发展变化的文化市场密不可分。
一、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
从整体上看，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即1837年至1901年，英国经历了十分丰富的变化与发展。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革命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带来了社会风尚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从70年代开始，随着法国、德国、美国等国陆续迎头赶上，尽管英国仍在稳步发展，但已逐渐陷入一种相对衰落的境况中，而这背后也隐含着社会主流观念的微妙作用。
而这一时期的文化市场，从外部环境看，与英国整体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工业革命后，物质条件得到充分满足，文化市场迎来繁荣兴盛的发展时期。而从内部要素看，由于本文关注哈代的小说创作，因而主要取其“文学消费”环节，以生产者、媒介、消费者为基本要素展开论述。
（一）消费者：中产阶级的崛起
英国在1840年左右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为此后三十余年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英国国民生产总额从1851年5.23亿英镑增长到1870年的9.16亿，且此时10%的人拥有全国收入的50.6%，殷实的中产阶级亦属其中。与之相应的是高速的城市化进程，1851年，有54%的人居住在城区，这一数字到1870年已增长到70%。a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中产阶层的扩大，意味着一部分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精神消费的可能性增加，城市文化也因此愈加丰富。
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提升还不足以将这一群体直接转化为文化市场的消费者，这一时期教育的普及推动了这一转化过程。在法律方面，初等教育法、义务教育于19世纪70年代相继出台；在经济层面，政府在教育上增加了财政投入，市场上也出现了种类丰富而相对廉价的教育资源。当然，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包括对教育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化的亲近等。例如，中产阶级中技工阶层会去礼拜日学校、进步协会等场所寻求自我提升。
除此以外，当时一些政策也促使文化市场吸纳、巩固了更多消费者。如1851年，政府废止了窗户税b，意味着国内七分之一的房子增加了户内光照，而在那个还没有电灯、一切蜡烛都要抽税的年代，自然光照是阅读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一政策十分有利于扩大阅读受众。
飞速发展的经济状况，教育普及性的提高，相关政策的出台，使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在受众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二）媒介：大众化媒体的兴起
媒介，作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桥梁，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这一时期，媒介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报刊业、出版业等行业的兴起，其中，大众化报刊最具代表性。因报纸纸张税等逐一取消，报业成本急剧下降，一批廉价报纸应运而生。例如《每日邮报》，于1896年在伦敦创办，其一大编辑方针为易读，且通过连载长篇小说的方式吸引读者。相应的，19世纪30年代以后，廉价杂志也盛行起来。而相较于报纸，杂志一般都有目标受众群，且遵循“三条腿走路”的基本原则c，即编辑内容、广告和发行三方面环环相扣，因此一本杂志的生存往往需要明确并坚守自身定位，以稳固既定的读者与广告商。
此背景下，一部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这些媒介进入大众视野？在当时，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可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杂志或报纸连载而写，连载结束后交由出版商发行二卷本或三卷本，之后再以单卷本出版。所谓的“三卷本”又称“图书馆版”，因其价格昂贵，多销售至图书馆，但无论是公共性图书馆，还是商业性图书馆，都可能对待进购的三卷本小说进行严格审查，之后读者可在图书馆通过租借的方式借阅。而“单卷本”则比较廉价，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这也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后期，一部文学作品的发表方式是多元化的，背后也对应着不同的人群及其各异的衡量标准。
此处不妨以穆迪流通图书馆的兴衰具体说明这一时期媒介在文化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18世纪已出现了营利性图书馆，但到了19世纪中叶，穆迪通过近似付年费入会的方式争取到了大量读者，并大批量低价购入图书，这种快速流通的方式吸引了出版商，他们便不自觉地遵循了穆迪清教式的取向，并进一步地影响了作家群体——作品在正式发表之前往往首先需要接受以穆迪为代表的社会接受尺度的评判。
那么，这一时期的作家是否愿意融入这一市场呢？结合之前提到的中产阶层的扩大，再补充说明一下作家这一群体在这一时期实际的经济状况。根据相关数据d，结合当时不同人群的收入与货币的购买力，一些作家能够依靠版税收入跻身高收入人群的行列中。到了19世纪中期，仅靠写作，或许在社会地位上不一定能得到较大的提升，但可以在经济上得到相应的补偿，得以维持生活开销，甚至争取高品质的生活。
（三）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中，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媒介，大体都遵循着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并据此对生产者及其作品进行价值评判，它仿佛是这一时期文化市场中一把看不见的标尺。
“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核心，便是那位从不讨得女王欢心的格莱斯顿称之为‘秉公行事’的东西”e。作为这一社会风尚的核心，“严肃”意味着在维多利亚时代，职责大于爱好，道德高于行乐，表现在诸多领域与阶层。例如，在婚姻与家庭方面体现为父系男权的凸显，而有关性的问题也被道德说教严格规范。这种社会风尚不仅源自中产阶级普遍的宗教信仰，体现为上层阶级的正面形象，也深入地渗透到工人阶级中。这一风尚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在前期促进了国家的快速发展，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逐渐显示出诸多负面影响。而具体看文学方面，尽管当时的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作品，但显然，小说的道德内涵得到重视，且法律、流动图书馆等充当了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