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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的宋时轮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党为民……
1927年4月12日，浊浪排空，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汪精卫在广州叛变革命，进行所谓的“清党运动”。20日，正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宋时轮被捕入狱，关进了广州南石头惩戒场。整整两年多时间，在同狱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前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熊雄的教育帮助下，宋时轮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在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和一次次严酷审讯面前，始终坚定不移，坚贞不屈。他还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要求放风和看书看报等各种政治和生活上的斗争，而且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1929年由组织找人取保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宋时轮不顾当时的环境险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宋时轮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曾被错误地怀疑加入了所谓的“AB团”，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被撤销红军师长等职务，离开了领导岗位。在空前艰苦的长征中，宋时轮没有了马匹，自己背着背包，靠着一双脚板爬雪山，过草地，徒步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区恢复党籍和工作以后，宋时轮又毫无怨言地率领部队参加了东征、西征。当时，有些了解情况的同志曾为他遭受到的不公平处理感叹，他听到后总是笑着说：干革命嘛，哪能没有牺牲。为革命受点委屈，做点牺牲，有价值，是光荣的。
1937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当时，宋时轮带领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他本人也从军长变成了团长。对于这次职务变动，宋时轮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有过一些想法，觉得变动太大了一些，曾一度有过失落感。但他仍然自觉从革命利益出发，坚决服从命令，并积极做好部队的工作。他针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亲自作动员报告。宋时轮当时满含激情地对大家说：凭心而论，我也不愿红军改名，对在这次改编中我们一个军改编为一个团也不是没有想法的，但眼下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整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红军改名、整编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全体红军官兵、共产党员都应自觉着眼大局，坚决执行命令，决不能从个人出发，感情用事。以后不久，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宋时轮又带领从团里抽调的不足千人的一支队伍，组成雁北支队，北出长城，到雁门关以北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又由团长变成了支队长。他仍然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迅速带领部队北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进雁北地区，并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打击日寇的斗争。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就在洪涛山区建立了两个抗日根据地。同时，雁北支队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日军近千人，很快便在雁北地区打开了抗日的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宋时轮遭到错误的批斗审查，被迫停止工作，参加劳动。其间整整5年时间，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的情况下，仍然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从来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也从来不乱揭发别人一个问题。1967年秋后的一天，宋时轮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会场后，他才知道是要他揭发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会议主持人板着面孔要宋时轮揭发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指着他说：“你宋时轮是陈毅和叶剑英的老部下，应该站出来揭发他们的问题。”他当场就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元勋，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 宋时轮不假思索，不屑一顾地回答说：“我老了，随你们便吧。”说罢便拂袖而去。这令在场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一些和他熟悉的人更为他担心忧虑。后来，他的确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批斗，但他仍然没有改口，没有低头。
日常中的宋时轮，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艰苦简朴……
宋时轮长期住着远未达标的旧房。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30多年，直到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始终住着一套远未达到规定标准、设计很差、采光不好、夏季潮湿的旧平房。旧房长时间未翻修，下雨时有的地方漏雨，地板有的也腐朽了。家里人要宋时轮请营房处好好整修一下，他没有答应。后来根据他的意思，只简单补了一下腐朽的地板，修了一下漏雨的房顶就算了事。营房处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了，瞒着他悄悄向上级报领了经费，准备给他的住房进行一次全面的翻修。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后来总后勤部专门派人上门来做工作，他才同意维修。维修时，他又一再告诉营房处的同志：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我们有这样的住房条件就不错了，修房子要尽量少花钱。你们应更多关心大家的住房情况。
他从不用公款招待客人。从宋时轮在南京工作开始到调到军事科学院后几十年中，无论是上级来人跟他谈工作，或是老战友们来看他，他都是留在自己家里吃饭，从未花过公家一分钱。中央军委开会，各大单位负责人云集北京，他总要请老战友到家里来，一则联络感情，一则征求对军事科学院研究工作的意见。每次也都留客人在家里用餐，从未用过公款。曾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同他一起共事多年，又同他先后调到北京工作的侯青久回忆说：宋院长客人很多，无论是因公事或是来看望他的，他都热情地留下吃饭，都是在自己家里招待，从未用过公款。彭真、萧华、许世友等许多领导同志，还有当时在南京、北京的老战友、老部下，都在他家里吃过饭。几十年来，他用自家的钱待客的规矩从未改变。1990年6月，有关部门同志通知他，他的同乡好友、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蔡升熙的弟弟蔡升杰从台湾来北京，要求一定要见他，有关部门已对宴席作了安排，请他按时前往。他听后说：谢谢你们的关照，宴请就免了，由我在家里接待吧！
宋时轮不仅不用公款请客吃饭，也不吃人家用公款办的酒席。一次，他到部队检查工作，用餐时，部队领导说只弄几个菜，一上菜却没完没了。他当时就很不高兴了，拉下脸来问在座的一位领导干部：这顿饭是你们个人掏腰包请我的吗？说罢简单吃了几口就离席了。随后，他立即找这个部队的领导人谈话，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要不得。这不是在吃战士们辛辛苦苦生产的东西吗？不是在挥霍国家的钱财吗？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拿公家的钱请客送礼，这种风气不好，我们应该带头抵制啊！”还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要请他吃饭，他当面对杨得志说：“到你家里吃我就去，到其他地方吃我就不去。”后来，看到杨得志果然是在家里请他，才高高兴兴地去了。
宋时轮十分鄙视搞“夫荣妻贵”、“父荣子贵”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不以权为亲属谋私。他的夫人郑继斯，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几十年来，工作分配完全是由组织决定的，他从未向领导说过一言半语。郑继斯病逝后，宋时轮再娶的老伴郑晓存一直在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工作。大女儿兰英，在宋时轮调到军事科学院后仍留在南京，是一般干部。二女儿崇实，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任教，直到退休。小女儿百一，一直在住家附近上小学和中学，后参军到部队工作。养子易仁，在“文革”时被牵连，调到南口一个工厂里当炊事员，在宋时轮复出任院长后几次提出想去当兵，宋时轮也未给办理。后来叶飞实在看不过去，才帮助将其调到远洋公司当了一名海员，一干就是10多年。儿子五一在农场锻炼后参军，整整15年一直在京外野战部队工作，后来学习了参谋业务，才被分配到总部机关当了一名参谋。湖南老家的侄子们想当兵来求他，他也从来未帮助办理。他常对侄子们说：“你们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立足社会，不能靠父辈的权力谋私。青年时多吃些苦，多在基层锻炼，以后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
宋时轮从不因为是领导干部搞特殊。抗日战争时期，他当团长时，吃饭穿衣都同机关人员一个样。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穿的棉衣补了又补，油迹斑斑，下雨时水都渗不进去了，身边人员劝他换一件，他说 ：“大家没换我不能换。”当时他每月领几元钱津贴费，除了买点烟抽以外，就是让警卫员给他买些辣椒用水煮当菜吃。宋时轮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时，有段时间身边工作人员见他身体不太好，想每天早上冲一个鸡蛋花给他吃，他知道后坚决不让这样做。过后， 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在老乡那里买了两条乳狗，准备给他补补身子，他更是生气，当场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人民军队应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点我们都应时刻牢牢记住。” 宋时轮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工作时，南京夏天炎热，当时又缺降温设备。因为他要经常在家里会客、谈工作，便在自己住的小院里修了一个小凉亭，花了300多元钱。学校有关部门拟从营房维修费里给他报销，他坚决不同意，对营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能报销，领导人不应搞特殊。我不随便用公款，别人也就不敢乱用，就不会破坏规矩，遇到这类事情时你们就不会为难了。”调到军事科学院以后，他仍然一如既往，院里发什么东西，规定有的、大家有的他才要。他喝酒都是自己花钱到外面去买。他喜欢吃大米，有时机关派人送一点好大米到他家里，他知道后也立即要来人拿回去，事后总是严肃批评有关部门，要他们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他在院里木工房做一点书架、角柜，也一定要身边工作人员去交钱，并亲自检查落实情况。配给他用的汽车，他从来不让亲属子女使用。有一次他岳母病了需要去医院，一时找不到车，家里人急得团团转，驾驶员偷偷送了老人家一趟。他知道后也严肃地进行了批评，说他的车是工作用的，家里人要用车可到外面租车或去乘公共汽车，不能用公家的车子，并要司机以后再不要这样做。
宋时轮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就是老战友、老部下出于真心关爱给他送一点东西，他也从不肯接受。有一年冬天，在青海工作的他的一个老部下买了两斤虫草寄给他，要他补补身子。他收到后也立即叫秘书解长瑞到药店问了药价，按价把钱给寄去，同时要秘书就此写了封信作了解释，希望以后不要再给他买东西来了。
宋时轮生活一直简朴。他平时饮食很简单，常说能够保证需要的营养就行了。他经常让因工作误餐的身边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吃饭，因为士兵们发有生活费，他只象征性的每月收10元钱，后来因他人有了反映，才作了改变。他家里陈设简单，几张沙发和藤椅都是用了几十年或十几年的，他一直不让更换。营房部门因他常在家里办公待客，提出给他添置一些东西，他坚决不让买。他睡的床是一张旧木板床加上一个弹簧垫，家里人想给他换一换，他也没有答应。他平时穿的都是部队发的衣服，很少买便装。他的内衣内裤补了又补，也不让买新的。他抗美援朝时就穿的一件大衣，袖口袖肘都已破损，仍舍不得丢掉，直到去世时还常穿在身上。他到总高工作后外出活动的时候多了，老伴给他做了一件中式棉袄，一穿就是30多年，秘书穆俊杰看到这件棉衣两肘以下都破了，棉花已露出，建议他买一件新的，他说：“冬天过了，把破的地方剪掉，换新以后还能穿很久，另外去买太浪费了，你们年轻人就是大手大脚，这和我们长期养成的习惯大不相同。我们革命军人永远不应忘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啊！”
宋时轮数十年如一日，一心只为革命，不计得失，清廉简朴，是他自觉坚持革命人生观、价值观在品德、作风方面的生动表现，也为我们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教材。
1927年4月12日，浊浪排空，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汪精卫在广州叛变革命，进行所谓的“清党运动”。20日，正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宋时轮被捕入狱，关进了广州南石头惩戒场。整整两年多时间，在同狱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前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熊雄的教育帮助下，宋时轮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在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和一次次严酷审讯面前，始终坚定不移，坚贞不屈。他还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要求放风和看书看报等各种政治和生活上的斗争，而且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1929年由组织找人取保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宋时轮不顾当时的环境险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宋时轮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曾被错误地怀疑加入了所谓的“AB团”，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被撤销红军师长等职务，离开了领导岗位。在空前艰苦的长征中，宋时轮没有了马匹，自己背着背包，靠着一双脚板爬雪山，过草地，徒步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区恢复党籍和工作以后，宋时轮又毫无怨言地率领部队参加了东征、西征。当时，有些了解情况的同志曾为他遭受到的不公平处理感叹，他听到后总是笑着说：干革命嘛，哪能没有牺牲。为革命受点委屈，做点牺牲，有价值，是光荣的。
1937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当时，宋时轮带领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他本人也从军长变成了团长。对于这次职务变动，宋时轮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有过一些想法，觉得变动太大了一些，曾一度有过失落感。但他仍然自觉从革命利益出发，坚决服从命令，并积极做好部队的工作。他针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亲自作动员报告。宋时轮当时满含激情地对大家说：凭心而论，我也不愿红军改名，对在这次改编中我们一个军改编为一个团也不是没有想法的，但眼下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整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红军改名、整编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全体红军官兵、共产党员都应自觉着眼大局，坚决执行命令，决不能从个人出发，感情用事。以后不久，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宋时轮又带领从团里抽调的不足千人的一支队伍，组成雁北支队，北出长城，到雁门关以北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又由团长变成了支队长。他仍然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迅速带领部队北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进雁北地区，并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打击日寇的斗争。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就在洪涛山区建立了两个抗日根据地。同时，雁北支队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日军近千人，很快便在雁北地区打开了抗日的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宋时轮遭到错误的批斗审查，被迫停止工作，参加劳动。其间整整5年时间，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的情况下，仍然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从来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也从来不乱揭发别人一个问题。1967年秋后的一天，宋时轮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会场后，他才知道是要他揭发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会议主持人板着面孔要宋时轮揭发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指着他说：“你宋时轮是陈毅和叶剑英的老部下，应该站出来揭发他们的问题。”他当场就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元勋，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 宋时轮不假思索，不屑一顾地回答说：“我老了，随你们便吧。”说罢便拂袖而去。这令在场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一些和他熟悉的人更为他担心忧虑。后来，他的确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批斗，但他仍然没有改口，没有低头。
日常中的宋时轮，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艰苦简朴……
宋时轮长期住着远未达标的旧房。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30多年，直到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始终住着一套远未达到规定标准、设计很差、采光不好、夏季潮湿的旧平房。旧房长时间未翻修，下雨时有的地方漏雨，地板有的也腐朽了。家里人要宋时轮请营房处好好整修一下，他没有答应。后来根据他的意思，只简单补了一下腐朽的地板，修了一下漏雨的房顶就算了事。营房处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了，瞒着他悄悄向上级报领了经费，准备给他的住房进行一次全面的翻修。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后来总后勤部专门派人上门来做工作，他才同意维修。维修时，他又一再告诉营房处的同志：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我们有这样的住房条件就不错了，修房子要尽量少花钱。你们应更多关心大家的住房情况。
他从不用公款招待客人。从宋时轮在南京工作开始到调到军事科学院后几十年中，无论是上级来人跟他谈工作，或是老战友们来看他，他都是留在自己家里吃饭，从未花过公家一分钱。中央军委开会，各大单位负责人云集北京，他总要请老战友到家里来，一则联络感情，一则征求对军事科学院研究工作的意见。每次也都留客人在家里用餐，从未用过公款。曾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同他一起共事多年，又同他先后调到北京工作的侯青久回忆说：宋院长客人很多，无论是因公事或是来看望他的，他都热情地留下吃饭，都是在自己家里招待，从未用过公款。彭真、萧华、许世友等许多领导同志，还有当时在南京、北京的老战友、老部下，都在他家里吃过饭。几十年来，他用自家的钱待客的规矩从未改变。1990年6月，有关部门同志通知他，他的同乡好友、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蔡升熙的弟弟蔡升杰从台湾来北京，要求一定要见他，有关部门已对宴席作了安排，请他按时前往。他听后说：谢谢你们的关照，宴请就免了，由我在家里接待吧！
宋时轮不仅不用公款请客吃饭，也不吃人家用公款办的酒席。一次，他到部队检查工作，用餐时，部队领导说只弄几个菜，一上菜却没完没了。他当时就很不高兴了，拉下脸来问在座的一位领导干部：这顿饭是你们个人掏腰包请我的吗？说罢简单吃了几口就离席了。随后，他立即找这个部队的领导人谈话，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要不得。这不是在吃战士们辛辛苦苦生产的东西吗？不是在挥霍国家的钱财吗？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拿公家的钱请客送礼，这种风气不好，我们应该带头抵制啊！”还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要请他吃饭，他当面对杨得志说：“到你家里吃我就去，到其他地方吃我就不去。”后来，看到杨得志果然是在家里请他，才高高兴兴地去了。
宋时轮十分鄙视搞“夫荣妻贵”、“父荣子贵”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不以权为亲属谋私。他的夫人郑继斯，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几十年来，工作分配完全是由组织决定的，他从未向领导说过一言半语。郑继斯病逝后，宋时轮再娶的老伴郑晓存一直在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工作。大女儿兰英，在宋时轮调到军事科学院后仍留在南京，是一般干部。二女儿崇实，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任教，直到退休。小女儿百一，一直在住家附近上小学和中学，后参军到部队工作。养子易仁，在“文革”时被牵连，调到南口一个工厂里当炊事员，在宋时轮复出任院长后几次提出想去当兵，宋时轮也未给办理。后来叶飞实在看不过去，才帮助将其调到远洋公司当了一名海员，一干就是10多年。儿子五一在农场锻炼后参军，整整15年一直在京外野战部队工作，后来学习了参谋业务，才被分配到总部机关当了一名参谋。湖南老家的侄子们想当兵来求他，他也从来未帮助办理。他常对侄子们说：“你们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立足社会，不能靠父辈的权力谋私。青年时多吃些苦，多在基层锻炼，以后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
宋时轮从不因为是领导干部搞特殊。抗日战争时期，他当团长时，吃饭穿衣都同机关人员一个样。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穿的棉衣补了又补，油迹斑斑，下雨时水都渗不进去了，身边人员劝他换一件，他说 ：“大家没换我不能换。”当时他每月领几元钱津贴费，除了买点烟抽以外，就是让警卫员给他买些辣椒用水煮当菜吃。宋时轮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时，有段时间身边工作人员见他身体不太好，想每天早上冲一个鸡蛋花给他吃，他知道后坚决不让这样做。过后， 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在老乡那里买了两条乳狗，准备给他补补身子，他更是生气，当场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人民军队应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点我们都应时刻牢牢记住。” 宋时轮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工作时，南京夏天炎热，当时又缺降温设备。因为他要经常在家里会客、谈工作，便在自己住的小院里修了一个小凉亭，花了300多元钱。学校有关部门拟从营房维修费里给他报销，他坚决不同意，对营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能报销，领导人不应搞特殊。我不随便用公款，别人也就不敢乱用，就不会破坏规矩，遇到这类事情时你们就不会为难了。”调到军事科学院以后，他仍然一如既往，院里发什么东西，规定有的、大家有的他才要。他喝酒都是自己花钱到外面去买。他喜欢吃大米，有时机关派人送一点好大米到他家里，他知道后也立即要来人拿回去，事后总是严肃批评有关部门，要他们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他在院里木工房做一点书架、角柜，也一定要身边工作人员去交钱，并亲自检查落实情况。配给他用的汽车，他从来不让亲属子女使用。有一次他岳母病了需要去医院，一时找不到车，家里人急得团团转，驾驶员偷偷送了老人家一趟。他知道后也严肃地进行了批评，说他的车是工作用的，家里人要用车可到外面租车或去乘公共汽车，不能用公家的车子，并要司机以后再不要这样做。
宋时轮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就是老战友、老部下出于真心关爱给他送一点东西，他也从不肯接受。有一年冬天，在青海工作的他的一个老部下买了两斤虫草寄给他，要他补补身子。他收到后也立即叫秘书解长瑞到药店问了药价，按价把钱给寄去，同时要秘书就此写了封信作了解释，希望以后不要再给他买东西来了。
宋时轮生活一直简朴。他平时饮食很简单，常说能够保证需要的营养就行了。他经常让因工作误餐的身边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吃饭，因为士兵们发有生活费，他只象征性的每月收10元钱，后来因他人有了反映，才作了改变。他家里陈设简单，几张沙发和藤椅都是用了几十年或十几年的，他一直不让更换。营房部门因他常在家里办公待客，提出给他添置一些东西，他坚决不让买。他睡的床是一张旧木板床加上一个弹簧垫，家里人想给他换一换，他也没有答应。他平时穿的都是部队发的衣服，很少买便装。他的内衣内裤补了又补，也不让买新的。他抗美援朝时就穿的一件大衣，袖口袖肘都已破损，仍舍不得丢掉，直到去世时还常穿在身上。他到总高工作后外出活动的时候多了，老伴给他做了一件中式棉袄，一穿就是30多年，秘书穆俊杰看到这件棉衣两肘以下都破了，棉花已露出，建议他买一件新的，他说：“冬天过了，把破的地方剪掉，换新以后还能穿很久，另外去买太浪费了，你们年轻人就是大手大脚，这和我们长期养成的习惯大不相同。我们革命军人永远不应忘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啊！”
宋时轮数十年如一日，一心只为革命，不计得失，清廉简朴，是他自觉坚持革命人生观、价值观在品德、作风方面的生动表现，也为我们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