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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过程的中间品而影响单位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作为企业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要素，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了与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当企业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增加时，服务产品价格的随之下降，直接作用于下游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进而产生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效果，且这种积极作用在生产产品差异性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在实证分析上使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条款（管制条款负面清单）①，构建刻画出我国服务行业级别外资开放程度的指标，匹配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本文的核心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水平的深化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出口企业产品范围;并且在引入产品差异性影响后发现，企业所处行业产品差异性越大，服务业外资开放引起的促进作用程度更大。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对服务业开放衡量指标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指标进行再度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关键词：服务业外资开放;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品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3-0009-11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DI openness in service sector on the export scope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Service as an intermediate product of the enterprise’s production process， influences the unit cost，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service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factor when enterprises want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 to the market， thus the price of service exert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fixed cost related export scope of enterprises. When the FDI openness of upstream service sector increases， the price of service decreases， leading to the decrease of unit cost and the fixed cost for related product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expanding the export scope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for enterprises producing heterogeneous product. In empirical analysis， we use the foreign entry regulation file issu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to measure the FDI openness in service industry. Combining with Chinese Custom Data matched with NBS dat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06，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ening FDI openness in upstream service sector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export scope of enterprises. Considering the product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ng impact of FDI openness is stronger for the enterprises producing more heterogeneous product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re￣measuring the service industry open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the enterprise export product range indicator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still stable.
Key words：FDI openness in service sector; export scope of the enterprise; product heterogeneity
一、引言
近年來对出口企业的研究逐渐从单一产品假定转向多产品。这首先是因为在实际的贸易中，多产品出口企业是普遍存在的，同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Bernard et al.[1]通过对1997年的美国企业普查结果进行研究，发现39%的企业为多产品企业，同时这些企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87%。Goldberg et al.[2]发现在1989—2003年间，印度的大中型企业中多产品企业所占比例达到了47%，这些企业的产出占比达到了80%。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钱学峰等[3]利用2000—2005年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我国的出口贸易是由多产品出口企业所主导的，2000—2005年，多产品出口企业占到了所有出口企业的75%，其出口金额占全部金额的均值在95%以上。在单一产品企业的假定下，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即企业内扩展边际被忽略了，扩展的贸易边际主要归结为低生产率企业的收缩和退出以及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展和进入，也就是企业间扩展边际。而Bernard等[1]通过对1987—1997年的美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企业内扩展边际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企业间扩展边际的贡献;Manova和Zhang[4]发现，在2003—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30%的部分可以由新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即企业间扩展边际来解释;42%的部分可以由老企业、老产品对老市场的出口，即集约边际来解释;28%的部分可以由老企业增加了新的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地，即企业内扩展边际来解释。这些研究都表明企业内扩展边际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多产品出口企业引入研究，进而引入企业内扩展边际。在多产品企业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究聚焦于多产品企业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应。例如Qiu和Zhou[5]通过研究发现，本国的贸易自由化将通过竞争效应使得企业从每种产品中获得的利润下降，而外国的贸易自由化将通过市场扩大效应使得企业从每种产品中获得的利润增加，贸易自由化的净效应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低的企业获得的净效应是负向的，将导致产品范围缩小，生产率高的企业获得的净效应是正向的，将导致产品范围扩大。Qiu和Yu[6]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企业管理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在面对国外关税的下降时，高效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将扩大，而低效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将缩小。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变化对下游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要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研究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是因为服务业是制造业重要的生产投入（Francois和Hoekman[7];Arnold et al.[8];Bas[9];江小涓[10];张艳等[11]），而且服务业中间品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10]。与此同时，服务承担了企业向市场引入新产品时开展投资、物流建设、营销等经营活动的功能。服务投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影响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与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内生化的出口产品范围决策。具体而言，服务产品作为企业使用的投入品，服务产品的价格不仅会因为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必须的中间品而影响产品的单位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作为企业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要素，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了与企业投入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当企业上游服务业开放水平增加时，产生的服务产品价格下降直接作用于下游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产品的单位成本降低以及每新引进一种产品的固定成本下降，会使得企业更多的产品在出口市场中获利，于是产生扩大企业内生决策的出口产品范围的效果。因此，通过此分析，我们得到了服务业开放水平与下游企业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深化将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此外，可以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考察产品差异性的作用，这是考虑到企业的产品范围选择不仅受到生产成本的影响，还可能受到需求层面“同类产品（Cannibalization）”的影响，当企业中产品同类竞争作用明显时，新产品就会降低企业原有产品的需求（Baldwin & Gu[12];Feenstra & Ma[13]）。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的假说是：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企业由于上游服务业深化开放引起产品种类增加带来的“同类竞争”的负面作用减弱。因此相比于生产的产品差异性较小的企业，上游服务业的开放对产品差异性明显的企业的最优出口产品范围的促进作用更大。总的来说，本文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研究对下游制造业产品范围的作用，一方面对服务业开放如何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为研究我国服务业开放政策的效果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多产品企业研究的补充和拓展。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面临的首个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全面地衡量我国服务业开放进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体现服务业市场表现或利用相关政策进行赋值所构建的指标，然而这些指标或存在内生性问题，或存在主观性、覆盖面狭窄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依据，从“外商允许投资股比限制条件”的角度出發，借鉴Kalinova et al.[14]中OECD 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和孙浦阳等[15]以及侯欣裕等[16]文献中的构建方法，将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条件划分为禁止外资进入（外资股权比例为0%）、禁止外资控股（外资股权比例小于50%）、禁止外资独资（外资股权比例小于100%）三类，计算三类层次累进的开放指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已有指标存在的内生性、主观性以及覆盖面狭窄等问题。接下来本文使用这一服务业外资参股比例开放指标，同时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构建和企业出口行为相关的变量，对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深化将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而产品差异性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享受这种促进作用。本文利用滞后一期的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并对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指标进行再度量，结果显示服务业外资开放和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是稳健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章是计量模型的构建以及变量数据说明;第三章报告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并进行分析;第四章是结论与简单的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上游服务业开放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实证的思路是构建衡量服务业开放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服务业开放与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中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模型具体的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企业个体样本;j表示企业所在行业;t表示年份时间;Sijt表示企业出口产品范围;ΤSRIfjt表示对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的分类变量;f表示不同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指标类型;Xjt代表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Zit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λt为年份固定效应;λi为行业固定效应;λl为地区固定效应。
（二）数据说明与指标构建
本文使用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四分位服务业行业外资开放程度进行刻画，并且依据外资股权比例对外资限制程度大小做出划分。接下来结合投入产出表中各个服务行业在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权重信息，计算出我国下游制造业企业受到的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而后本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构建与企业出口行为相关的变量，对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具体的变量构建方法如下文所述。
1.主要解释变量：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
本文以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依据，从“外商允许投资股比限制条件”出发，构建了衡量中国服务业四分位行业（参照国民经济代码CIC标准），以国家发改委规定的外资参股比例开放从“完全禁止（100%禁止）”到“外资控股（51%参股）”再到“外资独资（100%参股）”层次累进的开放指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已有指标存在的内生性、主观性以及覆盖面狭窄等问题。 本文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具体构建方法如下：首先，由于《关于服务业外资投资项目详细的指导规定》中对禁止或限制外资的项目并没有清晰的行业划分，因此本文根据国民经济代码中四分位行业的定义，采用手动匹配的方法将其中服务业外资管制的信息匹配到国民经济代码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下，1997、2002和2004年这三个年度的匹配程度分别达到68%、66%和67%。其次，利用 OECD 的划分标准将外资投资股权比例限制分成三类，包括禁止外资进入（外资股权比例为 0%）、禁止外资控股（外资股权比例小于50%）、禁止外资独资（外资股权比例小于100%），以这三种限制类型为基础分别构建管制程度递增的三类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第一类外资股权限制比例指数的计算方式为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中任意存在禁止外资进入的项目，则该四分位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取值为 1，反之为 0，将指标标记为DSRI1。第二类是任意存在禁止外资进入或禁止外资控股的项目，则该四分位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取值为1，反之为0，将指标标记为DSRI2。第三类则是存在禁止外资进入、禁止外资控股或禁止外资独资的项目，则该四分位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取值为1，反之为0，将指标标记为DSRI3。以上三类构建出来的指标数值越大代表该行业的外资开放程度越低。接着，将国民经济代码中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与投入产出表中服务部门相对应，假设在 t年的投入产出表中服务部门 k 包含服务业四分位行业总数为nkt，其中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个数为mkt，则t年投入产出表中服务部门 k第一类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指数为：
类似的可以计算出服务部门k第二、三类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指数regulation2kt，regulation3kt。最后以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计算出下游制造业行业 j所利用服务行业k的产出作为其中间投入占所有中间投入的比例αjk。那么，投入产出表中下游任一制造业部门j所面临的上游服务业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指标为：
其中f=1，2，3。由上式计算出的ΤSRIfjt指标，其数值越大表示下游制造业行业面临的服务业开放程度越低。根据前文的分析，放松服务业外资管制、增加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回归结果中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变量的ΤSRIfjt估计系数符号为负。
2.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利用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度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首先通过企业中出口种类、数量最大的产品确定企业所在的行业。有些企业可能存在于多个行业中，由于存在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产品种类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将这类企业样本删除，最终获得有效企业样本数量为2 071 296个。和Qiu & Yu[6]以及余淼杰和王雅琦[17]保持一致的是，本文定義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目、分类水平在HS6分位上。表1展示了2000—2014年部分年份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描述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多产品企业在我国出口企业中占多数，2000—2006年多产品企业占比的平均值为75.4%。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产品企业占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72.6%上升到2006年的77.8%。在2006年，多产品企业占比为77.8%，有超过20%的企业出口种类超过10个。
3.控制变量
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加入制造业分行业产品最终关税和中间产品关税、企业生产率水平、企业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企业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各个控制变量的构建方式具体如下：
（1）制造业分行业产品关税（Ln Tariff）：本文利用WTO公布的1997、2000—2007年中国在HS编码分类下的关税税率，将海关编码与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得到分行业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作为衡量制造业分行业产品最终关税变量。
（2）制造业分行业中间产品关税（Ln Input Tariff）：本文加入制造业分行业中间产品关税作为控制变量，与最终关税的匹配方式相同，首先得到投入产出表下分行业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再利用投入产出表中上下游行业的投入关系，构建了制造行业的中间产品关税指标。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使得本国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国外的高质量和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同时这些中间投入还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可能使得下游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进而扩大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所以预计中间产品关税的系数符号为负。
（3）企业生产率水平（Ln TFP）：由于使用普通OLS方法计算索罗残值可能会出现内生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同时该方法设定的生产函数形式的现实性曾引发争议，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做法（余淼杰[18-19];杨汝岱[20]，采用OP方法计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形式，再对生产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y表示产出;l表示劳动投入;m表示中间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均为对数形式。企业的投资决策是生产率、资本与中间投入的函数，即it=it（wt+mt+kt）。企业生存概率方程为：
为使得估计量更为有效，估计过程分别对不同大类行业、企业分别计算其OP生产率，并采用自助法（参数为50 000）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资本存量的核算采用企业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作为企业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并利用以1998年为基期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进行处理消除价格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得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进而扩大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因此企业生产率的系数预计为正。
（4）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SOE）和外资企业（FOE）。本文借鉴Yu[21]对企业所有制的定义，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区分出了国有、外资和私营三种类型企业，引入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类虚拟变量，定义为：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SOE=1，反之SOE=0;若企业为外资企业，则FOE=1，反之FOE=0。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府进行研发支出，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低下，预计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外资企业拥有有效的制度和产权的安排，同时掌握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我们预计将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生正向影响。 （5）企业贸易方式：加工贸易（Process）。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向海关申报时对贸易性质的分类，不同贸易性质对应不同的海关监管方式。本文引入加工贸易虚拟变量，若企业贸易性质为加工贸易，则Process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6）企业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Ln WGDP）：来源2000—2013年EIU数据库。根据企业出口到某一目的国的出口额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例计算出企业出口目的国的加权GDP水平。企业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越高对该企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将越大，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进而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验证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然后对基本结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变量度量等问题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考察下游制造业行业产品差异性会给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带来什么样影响。
（一）基础回归结果
因为被解释变量为出口产品种类数量，是整数型的变量，使用OLS回归得出的结果可能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式回归 对于整数的被解释变量还可以采用泊松回归，但是泊松回归要求被解释变量的期望和方差一致，本文计算的出口种类数量并不满足，因此在主结果中仅使用负二项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的回归均控制了年份、企业所在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本文关键解释变量服务业外资开放的三类指标均表现为显著，为负，说明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的深化能明显提高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从三类指标估计系数来看（以负二项式回归，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例），第一类指标TSRT1每降低1%将带来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增加0073%，第二类指标TSRI2每降低1%将使得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增加0.049%，第三类指标TSRI3下降1%将让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增加0.073%。
在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制造业分行业产品关税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最终产品关税的提高将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制造业分行业中间产品关税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使得本国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国外的高质量和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同时这些中间投入还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将降低下游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国有企业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作用较弱，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府进行研发支出，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低下;而外资企业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拥有有效的制度和产权的安排，同时掌握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企业生产率水平、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以及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预期结果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检验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本文稳健性检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导致了本文的实证结论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需要作出调整;其次我们对主要解释变量——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指标构建方法进行调整;最后，我们利用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进行再度量，考察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是否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1.内生性问题
中国政府对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的政策实施必然包含了促进经济发展情况的考虑，中国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加快出口贸易发展和培育出口作为经济推动核心一直以来都是开放政策的立足点。因此，可能存在的是中国政府依据企业出口的实际情况，为了使企业获得低成本和高质量的服务投入来扩大出口产品范围，从而政府有针对性地依据出口企业需求来制定和执行服务业开放政策。那么，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与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本文的实证结论有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标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由于当期的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不可能对上一期的服务业外资管制程度产生作用，这一做法可以避免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使用服务业外资管制滞后一期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时，三类服务业管制指标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仍然成立，服务业扩大外资将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增加。
2.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再度量
这部分我们对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构建方式作出两个调整，一是将（3）式中加权权重αjk替换为下游制造业部门j所利用服务部门k的产出作为其中间投入占总服务投入的比例βjk，从而排除了制造业中间投入对我们所构建的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标的影响。此时计算任一制造业部门j面临的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的计算公式调整为：
二是借鉴OECD 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的构建方法，重新计算出一个衡量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的综合指标（TSRI），更为全面地考察服务业外资开放對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具体的指标构建方法如下：同样将关于外资管制的信息匹配到国民经济代码四分位行业下，不同之处在于此时将包含禁止外资进入项目的四分位行业取值为1，包含禁止外资控股项目取值为0.5，包含禁止外资独资项目取值为0.25，其余取值为0。若四分位行业下包含不同类型的限制项目，则相应取平均值。接下来的步骤与上文相同，根据投入产出表的服务业部门分类计算出投入产出表下各服务部门对应的服务业外资开放水平，再以投入产出关系为权重计算出各个制造业行业受到的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综合指标。从表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改变权重计算出的外资开放指标还是综合指标，服务业外资管制的放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都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
3.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再度量
在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再次度量，以检验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和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的稳健性。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测度的是企业生产决策向核心还是非核心产品转移。具体的计算方式和Mayer et al.[22]，Chatterjee et al.[23]、余淼杰和王雅琦[17]一致，设定为： 该值的上升代表企业出口向非核心产品偏移。表5中（1）—（3）列为出口产品分布偏度对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标的OLS回归结果，（4）—（6）列为相应的Tobit回归结果。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的对数值在0处大约有10%的比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导致有偏的估计。因此，我们在（4）—（6）列使用了Tobit回归。所有的回归中均控制了相应的固定效应，并加入全要素生产率，出口目的国加权GDP等一系列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服务业外资开放的深化会促进企业出口向非核心产品偏移。该结果与基础估计结果的保持一致，均说明了服务业外资开放会使得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
（三）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差异性影响 我们已经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服务业外资开放将提高下游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那么，对于不同的制造业企业而言，这种作用是否相同？因此接下来本文从下游企业产品差异性角度考察服务业外資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异质性影响。前文的基准回归分析证实了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以服务作为中间品投入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接下来，本文试图研究生产产品差异性大的企业是否能更多地从服务业外资开放中获取出口产品范围扩大的有利效应。对此，本文采用引入交互项方法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substitutejt代表度量下游制造业行业层面的产品差异性指标。借鉴孙浦阳等[24]的研究，本文构建的产品差异性指标主要有三类：首先，从地理运输障碍角度，采用了运输单位重量产品的单位价值（Transvalue）。单位重量产品的价值越高，最终销售目的地消费者面对的产品最终价格中运输成本所占的份额越小，从而运输成本因素造成的市场分割程度越低，受地理分割的影响越小，产品差异性越小;从品牌与广告角度，采用了广告投入占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ADV），行业广告密集度越高，消费者对商品形成的依赖感越强，消费者转换消费选择的转换成本越高，则产品的差异性越大;从行业内产品功能与生产线的差异化角度，采用了相应的差异化程度指标（Divindx），行业内产品功能与生产线的差异化程度越高，行业产品种类越多，产品差异性影响更为突出，消费者转换消费选择的转换成本更高，则产品的差异性越大。上述三类指标中，第一类指标（Transvalue）数值越大，代表该行业产品差异性越小，而第二类指标（ADV）和第三类指标（Divindx）数值越大，代表该行业产品差异性越大。
表6展示了下游行业产品差异性对服务业外资开放带来的扩大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作用的影响。表6 的结果显示，第一类指标（Transvalue）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第二类指标（ADV）和第三类指标（Divindx）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结合这三类指标代表的经济学含义，该实证结果表明下游制造业行业内产品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越小，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作用越小。这是因为从需求层面来讲，企业推出的产品种类越多，不同的产品之间便存在“同类竞争”的现象，也就是说新的产品可能挤占企业原有产品的份额和利润（Qiu and Zhou[5]）。那么可以预测到行业内产品差异性越大，这种“同类竞争”的现象越不明显，相对而言服务业外资开放对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促进作用越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首先分析服务业外资开放作用于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理论机制，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将影响单位成本，另一方面服务作为企业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要素，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了与企业投入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当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时，服务产品价格的下降直接作用于下游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进而扩大企业内生决策的产品范围，且这种积极作用在生产产品差异性大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依据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提供的关于服务业外资进入比例规定的信息刻画中国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结合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受到的上游服务业外资进入比例开放指标，以2000—2006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为基础，就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有显著的扩大作用;此外，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产品的差异性会影响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产品差异性越大，从服务业外资开放中享受到的福利就越多。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工业的发展，同时制造业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要在新形势下保持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优势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还需要考虑到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本文来说，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将成为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而不断推动服务业自由化进程向前推进将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不断深化服务业改革，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上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的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我国下游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不同的制造业行业在服务业外资开放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同的，我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以获得服务业外资改革开放最大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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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外资开放;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品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3-0009-11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DI openness in service sector on the export scope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Service as an intermediate product of the enterprise’s production process， influences the unit cost，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service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factor when enterprises want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 to the market， thus the price of service exert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fixed cost related export scope of enterprises. When the FDI openness of upstream service sector increases， the price of service decreases， leading to the decrease of unit cost and the fixed cost for related product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expanding the export scope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for enterprises producing heterogeneous product. In empirical analysis， we use the foreign entry regulation file issu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to measure the FDI openness in service industry. Combining with Chinese Custom Data matched with NBS dat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06，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ening FDI openness in upstream service sector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export scope of enterprises. Considering the product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ng impact of FDI openness is stronger for the enterprises producing more heterogeneous product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re￣measuring the service industry open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the enterprise export product range indicator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still stable.
Key words：FDI openness in service sector; export scope of the enterprise; product heterogeneity
一、引言
近年來对出口企业的研究逐渐从单一产品假定转向多产品。这首先是因为在实际的贸易中，多产品出口企业是普遍存在的，同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Bernard et al.[1]通过对1997年的美国企业普查结果进行研究，发现39%的企业为多产品企业，同时这些企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87%。Goldberg et al.[2]发现在1989—2003年间，印度的大中型企业中多产品企业所占比例达到了47%，这些企业的产出占比达到了80%。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钱学峰等[3]利用2000—2005年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我国的出口贸易是由多产品出口企业所主导的，2000—2005年，多产品出口企业占到了所有出口企业的75%，其出口金额占全部金额的均值在95%以上。在单一产品企业的假定下，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即企业内扩展边际被忽略了，扩展的贸易边际主要归结为低生产率企业的收缩和退出以及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展和进入，也就是企业间扩展边际。而Bernard等[1]通过对1987—1997年的美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企业内扩展边际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企业间扩展边际的贡献;Manova和Zhang[4]发现，在2003—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30%的部分可以由新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即企业间扩展边际来解释;42%的部分可以由老企业、老产品对老市场的出口，即集约边际来解释;28%的部分可以由老企业增加了新的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地，即企业内扩展边际来解释。这些研究都表明企业内扩展边际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多产品出口企业引入研究，进而引入企业内扩展边际。在多产品企业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究聚焦于多产品企业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应。例如Qiu和Zhou[5]通过研究发现，本国的贸易自由化将通过竞争效应使得企业从每种产品中获得的利润下降，而外国的贸易自由化将通过市场扩大效应使得企业从每种产品中获得的利润增加，贸易自由化的净效应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低的企业获得的净效应是负向的，将导致产品范围缩小，生产率高的企业获得的净效应是正向的，将导致产品范围扩大。Qiu和Yu[6]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企业管理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在面对国外关税的下降时，高效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将扩大，而低效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将缩小。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变化对下游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要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研究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是因为服务业是制造业重要的生产投入（Francois和Hoekman[7];Arnold et al.[8];Bas[9];江小涓[10];张艳等[11]），而且服务业中间品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10]。与此同时，服务承担了企业向市场引入新产品时开展投资、物流建设、营销等经营活动的功能。服务投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影响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与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内生化的出口产品范围决策。具体而言，服务产品作为企业使用的投入品，服务产品的价格不仅会因为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必须的中间品而影响产品的单位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作为企业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要素，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了与企业投入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当企业上游服务业开放水平增加时，产生的服务产品价格下降直接作用于下游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产品的单位成本降低以及每新引进一种产品的固定成本下降，会使得企业更多的产品在出口市场中获利，于是产生扩大企业内生决策的出口产品范围的效果。因此，通过此分析，我们得到了服务业开放水平与下游企业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深化将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此外，可以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考察产品差异性的作用，这是考虑到企业的产品范围选择不仅受到生产成本的影响，还可能受到需求层面“同类产品（Cannibalization）”的影响，当企业中产品同类竞争作用明显时，新产品就会降低企业原有产品的需求（Baldwin & Gu[12];Feenstra & Ma[13]）。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的假说是：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企业由于上游服务业深化开放引起产品种类增加带来的“同类竞争”的负面作用减弱。因此相比于生产的产品差异性较小的企业，上游服务业的开放对产品差异性明显的企业的最优出口产品范围的促进作用更大。总的来说，本文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研究对下游制造业产品范围的作用，一方面对服务业开放如何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为研究我国服务业开放政策的效果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多产品企业研究的补充和拓展。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面临的首个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全面地衡量我国服务业开放进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体现服务业市场表现或利用相关政策进行赋值所构建的指标，然而这些指标或存在内生性问题，或存在主观性、覆盖面狭窄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依据，从“外商允许投资股比限制条件”的角度出發，借鉴Kalinova et al.[14]中OECD 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和孙浦阳等[15]以及侯欣裕等[16]文献中的构建方法，将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条件划分为禁止外资进入（外资股权比例为0%）、禁止外资控股（外资股权比例小于50%）、禁止外资独资（外资股权比例小于100%）三类，计算三类层次累进的开放指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已有指标存在的内生性、主观性以及覆盖面狭窄等问题。接下来本文使用这一服务业外资参股比例开放指标，同时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构建和企业出口行为相关的变量，对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深化将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而产品差异性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享受这种促进作用。本文利用滞后一期的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并对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指标进行再度量，结果显示服务业外资开放和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是稳健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章是计量模型的构建以及变量数据说明;第三章报告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并进行分析;第四章是结论与简单的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上游服务业开放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实证的思路是构建衡量服务业开放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服务业开放与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中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模型具体的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企业个体样本;j表示企业所在行业;t表示年份时间;Sijt表示企业出口产品范围;ΤSRIfjt表示对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的分类变量;f表示不同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指标类型;Xjt代表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Zit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λt为年份固定效应;λi为行业固定效应;λl为地区固定效应。
（二）数据说明与指标构建
本文使用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四分位服务业行业外资开放程度进行刻画，并且依据外资股权比例对外资限制程度大小做出划分。接下来结合投入产出表中各个服务行业在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权重信息，计算出我国下游制造业企业受到的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而后本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构建与企业出口行为相关的变量，对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具体的变量构建方法如下文所述。
1.主要解释变量：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
本文以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依据，从“外商允许投资股比限制条件”出发，构建了衡量中国服务业四分位行业（参照国民经济代码CIC标准），以国家发改委规定的外资参股比例开放从“完全禁止（100%禁止）”到“外资控股（51%参股）”再到“外资独资（100%参股）”层次累进的开放指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已有指标存在的内生性、主观性以及覆盖面狭窄等问题。 本文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具体构建方法如下：首先，由于《关于服务业外资投资项目详细的指导规定》中对禁止或限制外资的项目并没有清晰的行业划分，因此本文根据国民经济代码中四分位行业的定义，采用手动匹配的方法将其中服务业外资管制的信息匹配到国民经济代码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下，1997、2002和2004年这三个年度的匹配程度分别达到68%、66%和67%。其次，利用 OECD 的划分标准将外资投资股权比例限制分成三类，包括禁止外资进入（外资股权比例为 0%）、禁止外资控股（外资股权比例小于50%）、禁止外资独资（外资股权比例小于100%），以这三种限制类型为基础分别构建管制程度递增的三类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第一类外资股权限制比例指数的计算方式为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中任意存在禁止外资进入的项目，则该四分位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取值为 1，反之为 0，将指标标记为DSRI1。第二类是任意存在禁止外资进入或禁止外资控股的项目，则该四分位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取值为1，反之为0，将指标标记为DSRI2。第三类则是存在禁止外资进入、禁止外资控股或禁止外资独资的项目，则该四分位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取值为1，反之为0，将指标标记为DSRI3。以上三类构建出来的指标数值越大代表该行业的外资开放程度越低。接着，将国民经济代码中服务业四分位行业与投入产出表中服务部门相对应，假设在 t年的投入产出表中服务部门 k 包含服务业四分位行业总数为nkt，其中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个数为mkt，则t年投入产出表中服务部门 k第一类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指数为：
类似的可以计算出服务部门k第二、三类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指数regulation2kt，regulation3kt。最后以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计算出下游制造业行业 j所利用服务行业k的产出作为其中间投入占所有中间投入的比例αjk。那么，投入产出表中下游任一制造业部门j所面临的上游服务业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指标为：
其中f=1，2，3。由上式计算出的ΤSRIfjt指标，其数值越大表示下游制造业行业面临的服务业开放程度越低。根据前文的分析，放松服务业外资管制、增加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回归结果中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变量的ΤSRIfjt估计系数符号为负。
2.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利用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度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首先通过企业中出口种类、数量最大的产品确定企业所在的行业。有些企业可能存在于多个行业中，由于存在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产品种类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将这类企业样本删除，最终获得有效企业样本数量为2 071 296个。和Qiu & Yu[6]以及余淼杰和王雅琦[17]保持一致的是，本文定義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目、分类水平在HS6分位上。表1展示了2000—2014年部分年份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描述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多产品企业在我国出口企业中占多数，2000—2006年多产品企业占比的平均值为75.4%。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产品企业占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72.6%上升到2006年的77.8%。在2006年，多产品企业占比为77.8%，有超过20%的企业出口种类超过10个。
3.控制变量
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加入制造业分行业产品最终关税和中间产品关税、企业生产率水平、企业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企业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各个控制变量的构建方式具体如下：
（1）制造业分行业产品关税（Ln Tariff）：本文利用WTO公布的1997、2000—2007年中国在HS编码分类下的关税税率，将海关编码与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得到分行业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作为衡量制造业分行业产品最终关税变量。
（2）制造业分行业中间产品关税（Ln Input Tariff）：本文加入制造业分行业中间产品关税作为控制变量，与最终关税的匹配方式相同，首先得到投入产出表下分行业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再利用投入产出表中上下游行业的投入关系，构建了制造行业的中间产品关税指标。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使得本国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国外的高质量和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同时这些中间投入还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可能使得下游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进而扩大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所以预计中间产品关税的系数符号为负。
（3）企业生产率水平（Ln TFP）：由于使用普通OLS方法计算索罗残值可能会出现内生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同时该方法设定的生产函数形式的现实性曾引发争议，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做法（余淼杰[18-19];杨汝岱[20]，采用OP方法计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形式，再对生产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y表示产出;l表示劳动投入;m表示中间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均为对数形式。企业的投资决策是生产率、资本与中间投入的函数，即it=it（wt+mt+kt）。企业生存概率方程为：
为使得估计量更为有效，估计过程分别对不同大类行业、企业分别计算其OP生产率，并采用自助法（参数为50 000）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资本存量的核算采用企业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作为企业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并利用以1998年为基期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进行处理消除价格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得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进而扩大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因此企业生产率的系数预计为正。
（4）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SOE）和外资企业（FOE）。本文借鉴Yu[21]对企业所有制的定义，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区分出了国有、外资和私营三种类型企业，引入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类虚拟变量，定义为：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SOE=1，反之SOE=0;若企业为外资企业，则FOE=1，反之FOE=0。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府进行研发支出，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低下，预计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外资企业拥有有效的制度和产权的安排，同时掌握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我们预计将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生正向影响。 （5）企业贸易方式：加工贸易（Process）。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向海关申报时对贸易性质的分类，不同贸易性质对应不同的海关监管方式。本文引入加工贸易虚拟变量，若企业贸易性质为加工贸易，则Process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6）企业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Ln WGDP）：来源2000—2013年EIU数据库。根据企业出口到某一目的国的出口额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例计算出企业出口目的国的加权GDP水平。企业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越高对该企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将越大，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进而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验证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然后对基本结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变量度量等问题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考察下游制造业行业产品差异性会给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带来什么样影响。
（一）基础回归结果
因为被解释变量为出口产品种类数量，是整数型的变量，使用OLS回归得出的结果可能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式回归 对于整数的被解释变量还可以采用泊松回归，但是泊松回归要求被解释变量的期望和方差一致，本文计算的出口种类数量并不满足，因此在主结果中仅使用负二项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的回归均控制了年份、企业所在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本文关键解释变量服务业外资开放的三类指标均表现为显著，为负，说明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的深化能明显提高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从三类指标估计系数来看（以负二项式回归，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例），第一类指标TSRT1每降低1%将带来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增加0073%，第二类指标TSRI2每降低1%将使得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增加0.049%，第三类指标TSRI3下降1%将让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增加0.073%。
在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制造业分行业产品关税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最终产品关税的提高将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制造业分行业中间产品关税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使得本国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国外的高质量和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同时这些中间投入还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将降低下游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国有企业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作用较弱，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府进行研发支出，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低下;而外资企业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拥有有效的制度和产权的安排，同时掌握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企业生产率水平、出口目的国加权GDP水平以及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预期结果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检验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本文稳健性检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导致了本文的实证结论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需要作出调整;其次我们对主要解释变量——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指标构建方法进行调整;最后，我们利用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进行再度量，考察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是否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1.内生性问题
中国政府对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的政策实施必然包含了促进经济发展情况的考虑，中国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加快出口贸易发展和培育出口作为经济推动核心一直以来都是开放政策的立足点。因此，可能存在的是中国政府依据企业出口的实际情况，为了使企业获得低成本和高质量的服务投入来扩大出口产品范围，从而政府有针对性地依据出口企业需求来制定和执行服务业开放政策。那么，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与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本文的实证结论有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标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由于当期的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不可能对上一期的服务业外资管制程度产生作用，这一做法可以避免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使用服务业外资管制滞后一期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时，三类服务业管制指标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仍然成立，服务业扩大外资将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增加。
2.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再度量
这部分我们对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构建方式作出两个调整，一是将（3）式中加权权重αjk替换为下游制造业部门j所利用服务部门k的产出作为其中间投入占总服务投入的比例βjk，从而排除了制造业中间投入对我们所构建的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标的影响。此时计算任一制造业部门j面临的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的计算公式调整为：
二是借鉴OECD 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的构建方法，重新计算出一个衡量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的综合指标（TSRI），更为全面地考察服务业外资开放對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具体的指标构建方法如下：同样将关于外资管制的信息匹配到国民经济代码四分位行业下，不同之处在于此时将包含禁止外资进入项目的四分位行业取值为1，包含禁止外资控股项目取值为0.5，包含禁止外资独资项目取值为0.25，其余取值为0。若四分位行业下包含不同类型的限制项目，则相应取平均值。接下来的步骤与上文相同，根据投入产出表的服务业部门分类计算出投入产出表下各服务部门对应的服务业外资开放水平，再以投入产出关系为权重计算出各个制造业行业受到的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综合指标。从表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改变权重计算出的外资开放指标还是综合指标，服务业外资管制的放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都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
3.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再度量
在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再次度量，以检验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和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之间的关系的稳健性。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测度的是企业生产决策向核心还是非核心产品转移。具体的计算方式和Mayer et al.[22]，Chatterjee et al.[23]、余淼杰和王雅琦[17]一致，设定为： 该值的上升代表企业出口向非核心产品偏移。表5中（1）—（3）列为出口产品分布偏度对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标的OLS回归结果，（4）—（6）列为相应的Tobit回归结果。企业出口产品分布偏度的对数值在0处大约有10%的比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导致有偏的估计。因此，我们在（4）—（6）列使用了Tobit回归。所有的回归中均控制了相应的固定效应，并加入全要素生产率，出口目的国加权GDP等一系列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服务业外资开放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服务业外资开放的深化会促进企业出口向非核心产品偏移。该结果与基础估计结果的保持一致，均说明了服务业外资开放会使得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
（三）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差异性影响 我们已经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服务业外资开放将提高下游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那么，对于不同的制造业企业而言，这种作用是否相同？因此接下来本文从下游企业产品差异性角度考察服务业外資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异质性影响。前文的基准回归分析证实了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以服务作为中间品投入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接下来，本文试图研究生产产品差异性大的企业是否能更多地从服务业外资开放中获取出口产品范围扩大的有利效应。对此，本文采用引入交互项方法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substitutejt代表度量下游制造业行业层面的产品差异性指标。借鉴孙浦阳等[24]的研究，本文构建的产品差异性指标主要有三类：首先，从地理运输障碍角度，采用了运输单位重量产品的单位价值（Transvalue）。单位重量产品的价值越高，最终销售目的地消费者面对的产品最终价格中运输成本所占的份额越小，从而运输成本因素造成的市场分割程度越低，受地理分割的影响越小，产品差异性越小;从品牌与广告角度，采用了广告投入占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ADV），行业广告密集度越高，消费者对商品形成的依赖感越强，消费者转换消费选择的转换成本越高，则产品的差异性越大;从行业内产品功能与生产线的差异化角度，采用了相应的差异化程度指标（Divindx），行业内产品功能与生产线的差异化程度越高，行业产品种类越多，产品差异性影响更为突出，消费者转换消费选择的转换成本更高，则产品的差异性越大。上述三类指标中，第一类指标（Transvalue）数值越大，代表该行业产品差异性越小，而第二类指标（ADV）和第三类指标（Divindx）数值越大，代表该行业产品差异性越大。
表6展示了下游行业产品差异性对服务业外资开放带来的扩大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作用的影响。表6 的结果显示，第一类指标（Transvalue）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第二类指标（ADV）和第三类指标（Divindx）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结合这三类指标代表的经济学含义，该实证结果表明下游制造业行业内产品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越小，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作用越小。这是因为从需求层面来讲，企业推出的产品种类越多，不同的产品之间便存在“同类竞争”的现象，也就是说新的产品可能挤占企业原有产品的份额和利润（Qiu and Zhou[5]）。那么可以预测到行业内产品差异性越大，这种“同类竞争”的现象越不明显，相对而言服务业外资开放对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促进作用越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首先分析服务业外资开放作用于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理论机制，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将影响单位成本，另一方面服务作为企业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要素，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了与企业投入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当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时，服务产品价格的下降直接作用于下游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进而扩大企业内生决策的产品范围，且这种积极作用在生产产品差异性大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依据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提供的关于服务业外资进入比例规定的信息刻画中国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结合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受到的上游服务业外资进入比例开放指标，以2000—2006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为基础，就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有显著的扩大作用;此外，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产品的差异性会影响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作用，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产品差异性越大，从服务业外资开放中享受到的福利就越多。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工业的发展，同时制造业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要在新形势下保持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优势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还需要考虑到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本文来说，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将成为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而不断推动服务业自由化进程向前推进将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不断深化服务业改革，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上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的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我国下游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不同的制造业行业在服务业外资开放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同的，我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以获得服务业外资改革开放最大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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