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前奏悄然奏响
　　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当年春天，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起连锁反应。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当地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窘困处境、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
　　这封联名信按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后杳无音讯。11月16日，知青们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
　　在赵凡的最终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不久后，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上千万名知青在短短几个月里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然而真正回家的路远比想象中的艰难，当年轻易放弃的城镇户口，如今已成为部分返城知青心中永远的痛。它们就像被遗弃的空头支票，斜躺在历史的角落里。
　　户籍制度
　　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户籍制度松动，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该收入高达250亿元。尽管如此，户口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保持不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户籍制度，依旧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后，成千上万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务工经商，尽管他们有机会在法律上进行登记（比如通过“自理粮户口”和试点城镇户口），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国家的社会福利义务较少的城镇和小城市。他们可以被边缘性地归入“暂住人口”（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而获得在大城市务工的机会，但正式的迁移只对极少数富裕的农民或者那些拥有很高学历的人开放。
　　不配套的户籍法规与政策导致大量的人户分离现象，给国民经济发展、群众利益的保障及社会稳定等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痼疾必将继续存在且不断深入，如何改革户籍制度，要不要对它进行彻底改革成为了全民心中的最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