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懂诗，为什么“班门弄斧”突然写起有关诗的文章来？是因为我即使再不懂诗，还懂一点基本常识：诗不仅是文学中的文学，而且是社会上一切人声中最有文明属性、最有感动力的清声和美声。诗之有魂、有情、有趣，足可益世、益人。反之，诗的浊化或伪化，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浮躁化和虚伪化。在这里，仅就历史上某些大人物之诗的情趣格调的差异，谈一点浅见。
　　历史上有的大人物不会写诗，或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写诗，冷不丁地喊了（或“吟”了）几句话，居然成了名诗。有的大人物则会写诗，但百分之九十的事务都与诗无关，只有在兴致突发时写诗。那样的诗，却比专业诗人写出的诗更值得一读。读这样的诗，主要在于体味它的意趣（包括心思和情感的格调），以及与别人之诗的不同之处。
　　比如《三国演义》中有三首名诗，诸葛亮的诗只有四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很短，但却有飘逸之感。而周瑜在“蒋干中计”一章（回）中吟出的诗却是：“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长吟！”周瑜的诗虽然是即兴之作，也不乏凑趣之意，但就诗本身来说，也确实平平。
　　不过说起诗来，曹操的诗和文章堪称第一流，甚而是同时代的顶尖级之人。仅举他在赤壁前夕吟的那首《短歌行》为例，不服不成。尤其是他作为丞相、三军统帅而且是大战在际所吟出的那两段，实在非凡。一段是“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一段是“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权高势大的曹操，对大战信心十足的曹操，居然“忧从中来”，甚而有“无枝可依”式的孤独之感，没有很高的精神品位是作不出那样好诗的。
　　诗和人往往是统一的。有的诗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来写，还是这首诗，就不一定有什么精神品位。比如有一首诗是唐朝人李绅写的，这首诗连今天的儿童大都能背诵。全诗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诗的本身而论，文采一般。为什么世人读了之后能产生双倍的感动？原因之一是李绅的官级很高，相当于宰相。一个高居大位的人，能想到农民的劳苦，大不易也！如果这首诗是一个农民本身写的，或是一个专门为写诗而写诗的人写的，此诗的感动性就会大打折扣。看来写诗之人自身的情趣高低是极为重要的。
　　唐朝诗人的名气排序，很多人认为前三位依次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还出版了一部厚厚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只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而不大喜欢杜甫，郭先生就大褒李白，而把杜甫的人和诗大贬一番。不过我向来认为，李白的诗除了“浪漫”之外，对民生的关心度是颇低的，其诗的真质不应排在首位，而杜甫、白居易都应排在李白前头。这是因为：杜甫的诗将很多的情感倾注在民情民事上，仅《三吏》、《三别》就使人读之而恸。白居易身为官吏，却为无力济民而羞惭，如诗中所写的：“吏禄三百石，坐卧有余温。念彼深自愧，自问是何人！”这样的诗，对民疾民苦何等关心！李白是写不出来的。
　　诗人情趣的品质和品位，毕竟是第一位的。既有真情真趣，又有大情大趣，不易！
　　今天，真正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名诗太少了，而自命或被捧出的“名诗人”却不乏。这很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这样的事上：养尊处优的黄莺不会歌唱；肥胖了的战马更是不会嘶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