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不太懂诗,为什么“班门弄斧”突然写起有关诗的文章来?是因为我即使再不懂诗,还懂一点基本常识:诗不仅是文学中的文学,而且是社会上一切人声中最有文明属性、最有感动力的清声和美声。诗之有魂、有情、有趣,足可益世、益人。反之,诗的浊化或伪化,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浮躁化和虚伪化。在这里,仅就历史上某些大人物之诗的情趣格调的差异,谈一点浅见。
历史上有的大人物不会写诗,或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写诗,冷不丁地喊了(或“吟”了)几句话,居然成了名诗。有的大人物则会写诗,但百分之九十的事务都与诗无关,只有在兴致突发时写诗。那样的诗,却比专业诗人写出的诗更值得一读。读这样的诗,主要在于体味它的意趣(包括心思和情感的格调),以及与别人之诗的不同之处。
比如《三国演义》中有三首名诗,诸葛亮的诗只有四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很短,但却有飘逸之感。而周瑜在“蒋干中计”一章(回)中吟出的诗却是:“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长吟!”周瑜的诗虽然是即兴之作,也不乏凑趣之意,但就诗本身来说,也确实平平。
不过说起诗来,曹操的诗和文章堪称第一流,甚而是同时代的顶尖级之人。仅举他在赤壁前夕吟的那首《短歌行》为例,不服不成。尤其是他作为丞相、三军统帅而且是大战在际所吟出的那两段,实在非凡。一段是“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一段是“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权高势大的曹操,对大战信心十足的曹操,居然“忧从中来”,甚而有“无枝可依”式的孤独之感,没有很高的精神品位是作不出那样好诗的。
诗和人往往是统一的。有的诗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来写,还是这首诗,就不一定有什么精神品位。比如有一首诗是唐朝人李绅写的,这首诗连今天的儿童大都能背诵。全诗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诗的本身而论,文采一般。为什么世人读了之后能产生双倍的感动?原因之一是李绅的官级很高,相当于宰相。一个高居大位的人,能想到农民的劳苦,大不易也!如果这首诗是一个农民本身写的,或是一个专门为写诗而写诗的人写的,此诗的感动性就会大打折扣。看来写诗之人自身的情趣高低是极为重要的。
唐朝诗人的名气排序,很多人认为前三位依次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还出版了一部厚厚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只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而不大喜欢杜甫,郭先生就大褒李白,而把杜甫的人和诗大贬一番。不过我向来认为,李白的诗除了“浪漫”之外,对民生的关心度是颇低的,其诗的真质不应排在首位,而杜甫、白居易都应排在李白前头。这是因为:杜甫的诗将很多的情感倾注在民情民事上,仅《三吏》、《三别》就使人读之而恸。白居易身为官吏,却为无力济民而羞惭,如诗中所写的:“吏禄三百石,坐卧有余温。念彼深自愧,自问是何人!”这样的诗,对民疾民苦何等关心!李白是写不出来的。
诗人情趣的品质和品位,毕竟是第一位的。既有真情真趣,又有大情大趣,不易!
今天,真正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名诗太少了,而自命或被捧出的“名诗人”却不乏。这很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这样的事上:养尊处优的黄莺不会歌唱;肥胖了的战马更是不会嘶鸣的。
历史上有的大人物不会写诗,或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写诗,冷不丁地喊了(或“吟”了)几句话,居然成了名诗。有的大人物则会写诗,但百分之九十的事务都与诗无关,只有在兴致突发时写诗。那样的诗,却比专业诗人写出的诗更值得一读。读这样的诗,主要在于体味它的意趣(包括心思和情感的格调),以及与别人之诗的不同之处。
比如《三国演义》中有三首名诗,诸葛亮的诗只有四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很短,但却有飘逸之感。而周瑜在“蒋干中计”一章(回)中吟出的诗却是:“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长吟!”周瑜的诗虽然是即兴之作,也不乏凑趣之意,但就诗本身来说,也确实平平。
不过说起诗来,曹操的诗和文章堪称第一流,甚而是同时代的顶尖级之人。仅举他在赤壁前夕吟的那首《短歌行》为例,不服不成。尤其是他作为丞相、三军统帅而且是大战在际所吟出的那两段,实在非凡。一段是“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一段是“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权高势大的曹操,对大战信心十足的曹操,居然“忧从中来”,甚而有“无枝可依”式的孤独之感,没有很高的精神品位是作不出那样好诗的。
诗和人往往是统一的。有的诗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来写,还是这首诗,就不一定有什么精神品位。比如有一首诗是唐朝人李绅写的,这首诗连今天的儿童大都能背诵。全诗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诗的本身而论,文采一般。为什么世人读了之后能产生双倍的感动?原因之一是李绅的官级很高,相当于宰相。一个高居大位的人,能想到农民的劳苦,大不易也!如果这首诗是一个农民本身写的,或是一个专门为写诗而写诗的人写的,此诗的感动性就会大打折扣。看来写诗之人自身的情趣高低是极为重要的。
唐朝诗人的名气排序,很多人认为前三位依次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还出版了一部厚厚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只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而不大喜欢杜甫,郭先生就大褒李白,而把杜甫的人和诗大贬一番。不过我向来认为,李白的诗除了“浪漫”之外,对民生的关心度是颇低的,其诗的真质不应排在首位,而杜甫、白居易都应排在李白前头。这是因为:杜甫的诗将很多的情感倾注在民情民事上,仅《三吏》、《三别》就使人读之而恸。白居易身为官吏,却为无力济民而羞惭,如诗中所写的:“吏禄三百石,坐卧有余温。念彼深自愧,自问是何人!”这样的诗,对民疾民苦何等关心!李白是写不出来的。
诗人情趣的品质和品位,毕竟是第一位的。既有真情真趣,又有大情大趣,不易!
今天,真正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名诗太少了,而自命或被捧出的“名诗人”却不乏。这很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这样的事上:养尊处优的黄莺不会歌唱;肥胖了的战马更是不会嘶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