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中，一有重大恶性事件，重要政府官员辞职以息天下怒¬的事情，人们已见过不止一次两次。
　　官员问责制的实施，似乎正给中国官场吹进一股新风。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一个地方或机构因为治理不力而使“不该发生的发生了”，有人出来负责总比诿责卸责好。追究和承担责任，至少表明还有起码的执政标准和官场道德存在。不过，为什么一边是问责和辞职，另一边各类恶性事件并没有减少，反而呈增长之势呢？
　　用一句流行的官话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应反思的仍在政府层面，它反映出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良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官场文化，包括官员的职业精神、责任伦理和评价方式等，已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变化，问责制的出现尚未根本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已由相对静态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动态特征明显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两大变化，对以往的政府治理模式和官场文化形成了极大挑战——
　　一是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的普及，已使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透明社会，想通过屏蔽信息来达到治理的效果已越来越不可能。在网络时代，对公共事件实行信息隔离只能增加事情的复杂性，使问题变得难于解决，并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打上相互较劲的死结。此次三鹿事件之所以在社会引起很大不满，地方政府信息披露的滞后和问题处理的迟缓是重要原¬因之一。执政透明度和执政效率直接而迅速地决定民众满意度，这是网络时代的一个新特征。
　　二是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觉醒，对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日益敏感。近年来在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性事件中，民意特别是网络民意的闪亮登场影响到对事件的处置，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印象，如今年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这表明在传统的国家权力之外，一些相对独立的生活领域正在中国社会逐渐出现。民意表达的经¬常化和对自身权利的自觉，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¾¬济发展和社会开放有关。经济发展之后，人的政治意识开始苏醒，特别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众多人那里被较上了真格。民众通过网络参与一些事件的讨论，从表面上看，是为表达正义感、对受害者的声援及对作恶者的抗议，但往深里追究，他们所捍卫的东西，实际上又与他们自身的权益密切相关——他人权利的维护与实现，也为自身权利的免受侵犯提供了舆论和制度空间。
　　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迁时，政府治理、政治文化如果还停留在久远的过去是相当危险的。当今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壮大的网络民意以及官民关系的种种不和谐，凸显政治文明的创新和转型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官员仍习惯于以农业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管理信息快速传播、透明度空前扩张、民众权利意识极大觉醒的现代工商业社会。
　　完善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是官员达致善治良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经¬济社会生活已发生根本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也大不同于过去的情况下，当代中国需要重构官员职业伦理和整个政治文明系统，首先要做的，就是在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全面衡量官员职业精神和职业作为的评价与监督体系——不仅要看官员对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要看他在社会事业、环保绿化、地方风尚等方面有无作为。
　　而要有效制衡官员用好手中的权力，仅靠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一起努力。
　　这其实不难做到。最近一些年来大行其道的胡润排行榜，每年发布中国富豪的身家排行，对中国民众了解中国富裕阶层的情况提供了便利；一些独立于官方之外的调查机构也在迅速成长过程中。这给人们启示，不妨促进各种民间力量的生长发育，发挥它们的作用，例如庞大的网民群体。如今的官员身处无远弗届的网络时代，亿万双网民的眼睛所起到的监督作用，远比政府自身的监督更为有效。网络时代的为官者必须消除“网络恐惧症”，以更积极、务实的态度与网民沟通，接受监督。这样，中国的官场文化或许会因此改观。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