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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被公认为现代科学的肇始者。他的日心说成为现代的科学常识。一九九六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80.3% 的中国人知道是“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二0一四年美国国家科學基金会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74% 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中国人了解哥白尼日心说的平均水平貌似冠绝全世界。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不是真知。我们中国人对哥白尼及其历史成就其实知之甚少。
谁是哥白尼？他为何要用日心说替代地心说？通常的回答是：哥白尼写了一部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该著作中提出了日心说;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是因为日心说更符合天文观测事实。实际上，这些回答都似是而非。
哥白尼并不是一个职业天文学家，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弗龙堡大教堂里担任教士。他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天文学研究，并且在最后的岁月写出了他伟大的著作。这部传世著作用拉丁文写作，原书名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在中国，该书一直被译成《天体运行论》，但这个译名并不正确。问题出在对orbium 一词的理解上。对哥白尼而言，这个词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天体”，而是带动天体运行的透明“天球”。自古希腊至哥白尼，西方天文学家对天球都坚信不疑。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天球”改译成“天体”。
这个误译并不是中国人首创。一八七九年出版的门泽尔（CarlLudolfMenzzer）德译本便把书名译成?berdieKreisbewegungenderWeltk?rper（《论天体的圆周运动》），这里的Weltk?rper意思就是“天体”。二十世纪出现的两个英译本都没有再犯这个错误。瓦里斯（CharlesGlennWallis）一九三九年的译名是OntheRevolutionsoftheCelestialSpheres，该译本后来纳入《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GreatBooksoftheWesternWorld）第十六卷，改称OntheRevolutionsofHeavenlySpheres。罗森（EdwardRosen）一九七八年为《哥白尼全集》提供的英译本定名为OntheRevolutionsoftheHeavenlySpheres，同年出版的德译本也把译名修改为VomUmschwungderhimmlischenKugelschalen（《论天球的旋转》）。
天球是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基本假定，希腊理性宇宙论的第一个标志是引入“天球”概念。群星相对于大地的周而复始的每日旋转，向人类指示了天体运动的周期性、稳定性，也指示了大地的中心位置。让群星镶嵌在天球之上，随着天球统一地转动，反映了对天空的一种确定性和恒久性的理解。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最早提出了天球的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明确提出了cosmos 概念，为科学的天文学奠定了基础。Cosmos 这个词的原义是“秩序”，与Chaos（混沌）相对立。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用这个词指称“宇宙”，也就是说，他们最早把“宇宙”看成一个“和谐”、有“比例”的整体。
Cosmos 的观念体现在天球套地球的两球模型中。把天体想象成镶嵌在层层相套的天球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天球”并不存在。按照现代科学的认识，天界其实和地界一样，处在持续的变化之中。但是，天球概念最早体现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目标，本来就在于透过多样、复杂、变化的现象，看到背后单一、简单、不变的本质。天球概念是对这种“不变性”的最早体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都认同天球概念，并以此作为构建宇宙论的基础。在《至大论》第一卷第三章里，托勒密专门论述了“天球运动”问题。他用恒星运动的周而复始反驳了恒星做直线运动的看法，也反驳了众星在日出前被点亮、在日落后被熄灭的古老说法，强调天体以地球为中心做圆周运动。
作为希腊数理天文学的正宗传人，哥白尼完全继承了“天球运动”的概念。他在《天球运行论》第一卷开卷第一章就明确宣称宇宙是球形的，第四章则指出天球运动的基本模式是匀速圆周运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哥白尼赋予地球的不是只有我们今天熟悉的周日转动和周年转动，还有第三重运动。按照哥白尼的设想，地球的周年运动实际上是地球固定在一个假想的天球上、以太阳为中心的圆周运动。由于地球的自转轴与黄道面并不垂直，随着“地天球”的周年转动，地球的自转轴就不能与黄道面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角度。为此，哥白尼特意加入了让地轴锥形旋转的第三重运动，以抵消“地天球”周年转动带来的地轴方向的变化。这个第三重运动的存在提示我们，在哥白尼眼里，就连地球绕太阳的运动也是以天球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天体”还是“天球”，这一字之差，关系到评价科学理论时应有的历史态度，也关系到我们在反省现代科学时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深度。把“天球”改译成“天体”至少是有意无意以今日之眼光对哥白尼进行拔高，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水平和科学传播理念。
哥白尼为什么要用“日心说”来代替已经在西方世界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托勒密地心学说呢？按照我们中国人实事求是即为科学精神的理解，当然是因为日心说更加符合天文观测，而地心说更不符合。这个说法并不真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哲学也认为，所谓科学无非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同时又符合观测事实的理论。如果科学理论不符合观测事实，它就被证伪了，符合就被证实了。这种科学哲学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
一九六二年，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打破了逻辑主义科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库恩强调，理解科学不能停留在科学理论的逻辑架构层面，而应该深入科学的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应该局限于就科学论科学，而应该考虑科学之外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背景;理解科学的基本单元不是理论，而是范式，单纯的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需要引入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维度。库恩这部影响巨大的科学哲学著作其实有一部先导性历史著作，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 牛顿物理学也并不是随着《原理》的出版而立即受到公认，作为其基础的哥白尼日心说当然更是如此。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哥白尼体系、托勒密体系和第谷体系可以在新教大学里并列讲授。直到十八世纪末，哥白尼去世二百五十年之后，他的学说才慢慢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尽管恒星视差仍然没有被发现，但牛顿物理学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作为牛顿力学之前提的哥白尼日心学说被默认。
库恩的《哥白尼革命》不仅预演了他后来的“科学革命”叙事，而且为评价哥白尼日心说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经典表述。时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哥白尼研究界再次刷新了对哥白尼的认识。二0一一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韦斯特曼（R o b e r tWestman）出版了《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对库恩的“哥白尼叙事”进行了解构。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柯瓦雷（Alexandre Koyre， 1892-1964）为代表的科学史家开创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纲领，把科学的历史看成是观念的演变史，而且把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巨变描绘成一场“科学革命”，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叙事模式。库恩虽然有把科学思想史向着科学社会史扩展的明确趋势，但某种意义上讲，他继承了科学思想史的纲领，而且巩固了“科学革命”叙事。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有一个整体的编史学转型，更加注重回到原始语境、更加反对辉格史观，把宏大叙事尽量消解到更微观更具体的社会运作之中。以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一九八六）为代表，把科学事实的确立和科学话语的构成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成为主流的科学编史学。沿着这条编史思路，夏平在《科学革命》（一九九六）一书中，彻底否定了“科学革命”的叙事方式，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革命”，有的只是渐进的、多维度的复杂变化。
韦斯特曼的《哥白尼问题》是这种编史学在哥白尼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这部中文长达一百萬字的鸿篇巨制，更多采纳人类学方法，深入调查从哥白尼到牛顿两百多年间数十位相关人物的著作、言论和社会关系。他认为理解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和接受，必须考虑占星术这一条线索。此前的哥白尼研究者们都或多或少忽视了占星术在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重要性，因而必然无法充分理解哥白尼的故事。
韦斯特曼认为，一四九六年皮科·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 驳占星预言》在博洛尼亚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部于皮科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中，皮科系统驳斥了占星术，认为它“动摇信仰、鼓吹迷信、宣扬偶像崇拜、招致不幸和悲剧”。皮科提出的最重要论据是，占星术引以为基础的天文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人为定义的，它们的边界是不清晰的，不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对此没有达成一致;回归年的长度也没有确定的数值;无法精确确定太阳进入某个星座的时间;对占星至关重要的行星秩序在托勒密体系里完全是不确定的，太阳、金星和水星离地球的远近，几乎是人言人殊。韦斯特曼认为，引发哥白尼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深层原因，是回应皮科的挑战。所谓“哥白尼问题”，就是通过重排行星序列（特别是太阳、水星和金星的秩序），回应皮科（基于对行星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对占星术的批判。
二十世纪的哥白尼叙事，包括库恩在内，都掩盖了占星术这条线索，回避了这个所谓的“哥白尼问题”。这也是有原因的：人们在哥白尼的传世作品中从来没有看到与占星术相关的文字。此前的学者正是因此而断定哥白尼是那个年代一股拒绝占星术的清流。韦斯特曼解释说，哥白尼之所以没有在《天球运行论》中谈论占星术，那是因为遵循自托勒密以来严格区分天文学写作和占星术写作的传统。实际上，在博洛尼亚求学时期，通过诺瓦拉，哥白尼已经非常熟悉占星圈子的动向。哥白尼真正的学生和传人雷蒂库斯是相信并且从事占星术的。《天球运行论》书名中的“revolution”（运转）也显示了与占星术的联系，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天文学作者将revolution概念与天球并置”。
传统的哥白尼研究不仅忽视了占星术这条主线，而且把哥白尼的故事叙述得过于“辉格”。韦斯特曼认为，整个十六世纪甚至十七世纪都根本不存在“支持哥白尼”和“反对哥白尼”两军对垒的清晰阵营，甚至连“哥白尼主义”（Copernicanism）这种分类概念也没有（这个概念十九世纪才出现）。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哥白尼革命”这种整体性的概念。在韦斯特曼看来，库恩没有注意到，他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实际上是高度异质的天学学者，既拥有不同的哲学理念、宗教信仰和占星传统，又各自要与王公贵族、教廷教会、大学等权力阶层进行复杂的互动和博弈。比如，同是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伽利略和开普勒之间就始终关系复杂微妙，有时相互支持，有时勾心斗角。再比如，十七世纪并不是所有接受开普勒椭圆理论的人都接受地球运动理论。实际上，通过牛顿物理学的成功而被人们接受的日心说，已经既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也不是伽利略或开普勒的日心说。
哥白尼的故事的确十分迷人。
谁是哥白尼？他为何要用日心说替代地心说？通常的回答是：哥白尼写了一部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该著作中提出了日心说;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是因为日心说更符合天文观测事实。实际上，这些回答都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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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并不是一个职业天文学家，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弗龙堡大教堂里担任教士。他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天文学研究，并且在最后的岁月写出了他伟大的著作。这部传世著作用拉丁文写作，原书名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在中国，该书一直被译成《天体运行论》，但这个译名并不正确。问题出在对orbium 一词的理解上。对哥白尼而言，这个词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天体”，而是带动天体运行的透明“天球”。自古希腊至哥白尼，西方天文学家对天球都坚信不疑。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天球”改译成“天体”。
这个误译并不是中国人首创。一八七九年出版的门泽尔（CarlLudolfMenzzer）德译本便把书名译成?berdieKreisbewegungenderWeltk?rper（《论天体的圆周运动》），这里的Weltk?rper意思就是“天体”。二十世纪出现的两个英译本都没有再犯这个错误。瓦里斯（CharlesGlennWallis）一九三九年的译名是OntheRevolutionsoftheCelestialSpheres，该译本后来纳入《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GreatBooksoftheWesternWorld）第十六卷，改称OntheRevolutionsofHeavenlySpheres。罗森（EdwardRosen）一九七八年为《哥白尼全集》提供的英译本定名为OntheRevolutionsoftheHeavenlySpheres，同年出版的德译本也把译名修改为VomUmschwungderhimmlischenKugelschalen（《论天球的旋转》）。
天球是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基本假定，希腊理性宇宙论的第一个标志是引入“天球”概念。群星相对于大地的周而复始的每日旋转，向人类指示了天体运动的周期性、稳定性，也指示了大地的中心位置。让群星镶嵌在天球之上，随着天球统一地转动，反映了对天空的一种确定性和恒久性的理解。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最早提出了天球的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明确提出了cosmos 概念，为科学的天文学奠定了基础。Cosmos 这个词的原义是“秩序”，与Chaos（混沌）相对立。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用这个词指称“宇宙”，也就是说，他们最早把“宇宙”看成一个“和谐”、有“比例”的整体。
Cosmos 的观念体现在天球套地球的两球模型中。把天体想象成镶嵌在层层相套的天球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天球”并不存在。按照现代科学的认识，天界其实和地界一样，处在持续的变化之中。但是，天球概念最早体现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目标，本来就在于透过多样、复杂、变化的现象，看到背后单一、简单、不变的本质。天球概念是对这种“不变性”的最早体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都认同天球概念，并以此作为构建宇宙论的基础。在《至大论》第一卷第三章里，托勒密专门论述了“天球运动”问题。他用恒星运动的周而复始反驳了恒星做直线运动的看法，也反驳了众星在日出前被点亮、在日落后被熄灭的古老说法，强调天体以地球为中心做圆周运动。
作为希腊数理天文学的正宗传人，哥白尼完全继承了“天球运动”的概念。他在《天球运行论》第一卷开卷第一章就明确宣称宇宙是球形的，第四章则指出天球运动的基本模式是匀速圆周运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哥白尼赋予地球的不是只有我们今天熟悉的周日转动和周年转动，还有第三重运动。按照哥白尼的设想，地球的周年运动实际上是地球固定在一个假想的天球上、以太阳为中心的圆周运动。由于地球的自转轴与黄道面并不垂直，随着“地天球”的周年转动，地球的自转轴就不能与黄道面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角度。为此，哥白尼特意加入了让地轴锥形旋转的第三重运动，以抵消“地天球”周年转动带来的地轴方向的变化。这个第三重运动的存在提示我们，在哥白尼眼里，就连地球绕太阳的运动也是以天球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天体”还是“天球”，这一字之差，关系到评价科学理论时应有的历史态度，也关系到我们在反省现代科学时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深度。把“天球”改译成“天体”至少是有意无意以今日之眼光对哥白尼进行拔高，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水平和科学传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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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为什么要用“日心说”来代替已经在西方世界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托勒密地心学说呢？按照我们中国人实事求是即为科学精神的理解，当然是因为日心说更加符合天文观测，而地心说更不符合。这个说法并不真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哲学也认为，所谓科学无非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同时又符合观测事实的理论。如果科学理论不符合观测事实，它就被证伪了，符合就被证实了。这种科学哲学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
一九六二年，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打破了逻辑主义科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库恩强调，理解科学不能停留在科学理论的逻辑架构层面，而应该深入科学的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应该局限于就科学论科学，而应该考虑科学之外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背景;理解科学的基本单元不是理论，而是范式，单纯的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需要引入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维度。库恩这部影响巨大的科学哲学著作其实有一部先导性历史著作，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 牛顿物理学也并不是随着《原理》的出版而立即受到公认，作为其基础的哥白尼日心说当然更是如此。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哥白尼体系、托勒密体系和第谷体系可以在新教大学里并列讲授。直到十八世纪末，哥白尼去世二百五十年之后，他的学说才慢慢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尽管恒星视差仍然没有被发现，但牛顿物理学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作为牛顿力学之前提的哥白尼日心学说被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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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的《哥白尼革命》不仅预演了他后来的“科学革命”叙事，而且为评价哥白尼日心说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经典表述。时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哥白尼研究界再次刷新了对哥白尼的认识。二0一一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韦斯特曼（R o b e r tWestman）出版了《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对库恩的“哥白尼叙事”进行了解构。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柯瓦雷（Alexandre Koyre， 1892-1964）为代表的科学史家开创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纲领，把科学的历史看成是观念的演变史，而且把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巨变描绘成一场“科学革命”，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叙事模式。库恩虽然有把科学思想史向着科学社会史扩展的明确趋势，但某种意义上讲，他继承了科学思想史的纲领，而且巩固了“科学革命”叙事。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有一个整体的编史学转型，更加注重回到原始语境、更加反对辉格史观，把宏大叙事尽量消解到更微观更具体的社会运作之中。以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一九八六）为代表，把科学事实的确立和科学话语的构成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成为主流的科学编史学。沿着这条编史思路，夏平在《科学革命》（一九九六）一书中，彻底否定了“科学革命”的叙事方式，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革命”，有的只是渐进的、多维度的复杂变化。
韦斯特曼的《哥白尼问题》是这种编史学在哥白尼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这部中文长达一百萬字的鸿篇巨制，更多采纳人类学方法，深入调查从哥白尼到牛顿两百多年间数十位相关人物的著作、言论和社会关系。他认为理解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和接受，必须考虑占星术这一条线索。此前的哥白尼研究者们都或多或少忽视了占星术在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重要性，因而必然无法充分理解哥白尼的故事。
韦斯特曼认为，一四九六年皮科·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 驳占星预言》在博洛尼亚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部于皮科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中，皮科系统驳斥了占星术，认为它“动摇信仰、鼓吹迷信、宣扬偶像崇拜、招致不幸和悲剧”。皮科提出的最重要论据是，占星术引以为基础的天文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人为定义的，它们的边界是不清晰的，不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对此没有达成一致;回归年的长度也没有确定的数值;无法精确确定太阳进入某个星座的时间;对占星至关重要的行星秩序在托勒密体系里完全是不确定的，太阳、金星和水星离地球的远近，几乎是人言人殊。韦斯特曼认为，引发哥白尼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深层原因，是回应皮科的挑战。所谓“哥白尼问题”，就是通过重排行星序列（特别是太阳、水星和金星的秩序），回应皮科（基于对行星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对占星术的批判。
二十世纪的哥白尼叙事，包括库恩在内，都掩盖了占星术这条线索，回避了这个所谓的“哥白尼问题”。这也是有原因的：人们在哥白尼的传世作品中从来没有看到与占星术相关的文字。此前的学者正是因此而断定哥白尼是那个年代一股拒绝占星术的清流。韦斯特曼解释说，哥白尼之所以没有在《天球运行论》中谈论占星术，那是因为遵循自托勒密以来严格区分天文学写作和占星术写作的传统。实际上，在博洛尼亚求学时期，通过诺瓦拉，哥白尼已经非常熟悉占星圈子的动向。哥白尼真正的学生和传人雷蒂库斯是相信并且从事占星术的。《天球运行论》书名中的“revolution”（运转）也显示了与占星术的联系，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天文学作者将revolution概念与天球并置”。
传统的哥白尼研究不仅忽视了占星术这条主线，而且把哥白尼的故事叙述得过于“辉格”。韦斯特曼认为，整个十六世纪甚至十七世纪都根本不存在“支持哥白尼”和“反对哥白尼”两军对垒的清晰阵营，甚至连“哥白尼主义”（Copernicanism）这种分类概念也没有（这个概念十九世纪才出现）。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哥白尼革命”这种整体性的概念。在韦斯特曼看来，库恩没有注意到，他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实际上是高度异质的天学学者，既拥有不同的哲学理念、宗教信仰和占星传统，又各自要与王公贵族、教廷教会、大学等权力阶层进行复杂的互动和博弈。比如，同是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伽利略和开普勒之间就始终关系复杂微妙，有时相互支持，有时勾心斗角。再比如，十七世纪并不是所有接受开普勒椭圆理论的人都接受地球运动理论。实际上，通过牛顿物理学的成功而被人们接受的日心说，已经既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也不是伽利略或开普勒的日心说。
哥白尼的故事的确十分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