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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传统道德中存在着一组可以视为其核心的主要理念。对这些主要理念，需要以现代人的观点，放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并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加以阐释。中华传统道德中的主要理念有：“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的不竭动力；“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睿智、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象；“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世与协和万邦的价值精髓；“务实笃行”是中华民族的行事风格和文化特质；“持节”是中华民族的人格操守和做人的脊梁。
关键词：中华传统道德；精神核心；现代诠释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2—0085-06
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是创新社会主义道德的民族灵魂。在传统道德中，存在着一组对不同道德规范具影响力的主要理念，它们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精神核心。笔者力求将这些传统道德的精神核心放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加以考察，并将其内容实质结合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加以揭示，以求使传统道德精神得以现代化。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的不竭精神动力。《易传·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里，“乾”是强健、积极、不懈的意思，象征永不停止、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天”是指存在的世界，它以健动不已为特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立于天地之间，应效法天地以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地创造，才能“德配宇宙”、成就人生、推动社会进步。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等先贤，就是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创造和发明了种谷、制陶、织衣、冶金术和文字等，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就体现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不畏艰险的主体精神。《周易集解》说：“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孔子阐说“刚毅”，曾子提倡“弘毅”。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其义都是讲做人要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做事要为了解除民众的苦难、为公众的利益而奋斗，这就将道德生活中的责任意识与人的使命感联系起来。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抱定志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顽强不屈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孔子赞赏颜回“不耻恶衣恶食”、安贫乐道，其实是赞赏他为了追求服务民众的本领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自强不息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忧患意识紧密联系，自强精神往往由忧患意识所激发。贯穿中华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传统，来自于周代文王的治政。周人战胜殷人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居安思危”。在《周易》的卦辞、爻辞中，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消除忧患、趋吉避凶的思想和行为路线，这是周王朝时期宗教中人文精神觉醒的开始。忧患是一种责任意识，是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改正自身的过失、克服各种困难的心理状态，它使人在精神上达致自觉状态，是人文精神的起始。
忧患的中心思想是不把人的吉凶成败归咎于鬼神与天命，而是对吉凶成败进行深入思考，反思吉凶成败与自身思想行为的关系，探明应该承担的责任，使自强不息的行为有了永不衰竭的自信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华民族永葆青春活力，即使在近代遭遇列强侵略时也不曾丧失过。传统的忧患意识在近代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忧患；自强不息精神在近代表现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变法和对强国富民道路的不懈追求。在鸦片战争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灾难深重的危险局面之中。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把众多民族更加紧密地凝结成一体。在救亡图存的大目标下，传统的民族精神要素被民族的先进分子所改造，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救亡图存运动的精神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自强精神又演化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有共产党人革命风格的自强创业精神。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使自强精神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又形成了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和航天精神等。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的诸多差距，看到在前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需要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斗不息。
二、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睿智、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象。“厚德载物”就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中华民族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已，其秘密在于中华文化中不仅包含刚健、弘毅、生生不息的精神，还蕴涵着宽厚博大、积厚悠远、包容万物的精神。“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厚德载物”体现着做人的博大境界和精神气象。这是一种待人的友善厚道，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将自我汇入群体的关键，在团体生活中体现为团结亲和，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宽以待人、谦恭礼让，使人具有一种圆润温和的气质。这些都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相互接纳以至人际和美、组织和睦、社会和谐的前提与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较少人际间矛盾、阶层间隔阂、族群间冲突，讲信修睦、讲求礼让、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这一方面要靠国家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要使全体公民在人格境界上得到培养和熏陶，使人的心灵不断得到提升，心胸更加博大，眼界更加高远，克服卑微和渺小、自私与贪欲，变局促为圆润，转扦格为和谐，弃低俗而慕高远。
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中国人一向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与一般宗教文化具有的排他主义特性有所不同。在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大团结，中国的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和睦相处、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曾经迫害犹太人，而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从5世纪到15世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差不多领先世界1000年，英国学者李约瑟逝世前在剑桥大学的寓所曾经说道：“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不只是4项，也不只 是40项、400项，而是4000多项，中国古代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再次为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更加伟大的成就。”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如此辉煌，与中国文化蕴涵的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的智慧和厚德载物的人文胸襟有关。中国在最强盛时从未发动过侵略战争，郑和七下西洋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不仅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而且在贸易中还给人家馈赠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以传播中华之文明。
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人中国，被中国人民所容纳，自魏晋到隋唐，佛学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想，可见中华文化的气度多么恢弘辽阔。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上下求索、孜孜不倦，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彻底和严格的批判自省，这种批判虽有时失之偏颇，但从另一视角来看恰好反映了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善于汲取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力图创新自己的文化，以实现复兴中华的宏图大业。
我们党继承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理念，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新秩序做出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构想。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的宗旨说到底就是“讲理”两个字。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讲理”，而且要“讲法”。“我们要建设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在全球化语境下处理他国文化和国际政治关系，厚德载物体现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和睿智。我们反对文化霸权，主张以相互关爱、宽容兼容的“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作为多样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融合和相互学习的文化前提。“道并行不相悖”，就是说要强调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在继承和弘扬自身文化优长的同时，要善于学习和展现别的文化之美，主张所有好的文化要共享，以实现天下大同。在国家关系中，我们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战争，以合作代替掠夺，建立一个相互合作、求同存异、持久和平、稳定安宁、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
三、和合
“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世、协和万邦的价值精髓。“和合”指多样化事物的矛盾得到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得到化解，人与社会、人道与天道会通合一。
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西周末年，周幽王骄奢淫逸，司徒郑桓公与史伯谈论如何治平天下、成就大业，史伯说：“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在此，史伯隐隐批评周幽王治理国家时注重“同”而不讲“和”，喜欢臣僚们一味顺从、附和自己。“同”会使思想主张僵化，顺从唯一的、相同的、视为绝对的东西，会使国家灭亡。相反，“和”则是讲各种不同的人或事物之间是平等的互动者，相异才能和合，和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在政治上，和合体现为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有不同的观点，臣不应该一味无原则地顺从君，而是敢于指出君王主张中的不足或不对之处，在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商讨中使君王的政治主张更加正确。商代的君王契，注重了解民情，“和合”五教，用“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五教”对民众实行伦理教化，使得百姓和睦、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表现了很高的政治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崇尚和合。《诗经》中有“和羹”一词，指“杂多导致统一”，多样性的融合才会产生最美的羹。和合在音乐中是指各种乐器一起演奏，琴瑟和鸣，黄钟大吕，声音相和，音律合韵，才会产生美声。《易传·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讲，天道发生变化后，人事也会随之变化，这就需要人们顺应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因变化而出现的各种不适应，以使自己身心和谐，各正其位，各得其所。儒、道、佛也崇尚和合。孔子讲求“和”，认为君子与小人关系的和合取决于人格理想和道德情操是否纯正，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的和合理念，有中和、持中、用中之意，主要侧重于政治和人格品德方面。墨家侧重调节主体与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不相爱”，天下和谐而治的奥秘在于“兼相爱”。道家侧重从生成和本体上讲个体如何顺应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
和合表现在人际和谐上是通过“我”与“他”之间协调、协商、对话、沟通，以对“他者”的尊重、理解和爱为前提逐步达成的。和合要求任何主体把他人看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把他人当做目的而不是自己实现目的之手段，能够理解“他者”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多样性差异，以宽容的心胸求得多样、多元的共识和创新。
和合表现在主体心理上的和谐就是身心和合。和谐社会说到底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心理上的和谐。当今中国在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的加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儒家认为身与心的和合首先要建立在修德的基础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反省自身，内心没有什么可以愧疚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你没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么去自立，做到这两点，有了真实无妄的澄明心灵，就能经得住荣辱、得失、进退乃至生死的考验，实现与他人和世界的共通，以化解各种心理纠葛，走向成功的人生。
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精髓，它承认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中存在各种矛盾和差异，但它相信人们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各种矛盾不但可以得到化解，而且在和合的动态过程中还能创造出各种新的结构、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割据主义’发展而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我们要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同时在国际竞争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必须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团结协作、众志成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和合”理念还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wenshan iia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学论坛上认为：“中国的文化只是‘走出去’，还没有‘走进去’，尚处在边缘游离的状态，因为中国的产品、传播方式质量还不够，这与我们的‘和’的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和’与积极地竞争的方式、积极地传播出去是一个悖论，而且‘和’的概念还需要清晰地、细致地理顺，‘和’里有心理学、环境学、沟通学 的概念。西方强调的是‘说服’，从小训练的是‘说’，而不是‘听’。‘说’就是一种力量、权利、能力。中国强调‘听’，因为要照顾他人，这是内敛的方式。”
和合理念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以和为贵”、“协和万邦”、“里仁为美”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忠恕”心理。“和合”既是价值理想，道德人格的精神，又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境界。它不仅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文化价值作用，还必将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深厚的民族思想文化基础。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但地区冲突不断，民族矛盾频发，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猖獗，深入开掘和合思想理念的价值，对进一步增强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观念，深刻认识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国家的行径之危害，树立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统一的信心，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和合理念强调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认为天道与人伦是一致的，强调“万物并育不相害”，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万物与我为一体，把人的存在融入宇宙之中，达到“民胞物与”、“浑然与物同体”的理想境界。要求人们从心灵深处去体验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互通，反对二者的分裂和对抗，把自身融入天道和万物之中，从而形成宇宙胸怀。这种理念不仅反对把自然当做残酷掠夺对象，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人际间和代际间的利益失衡与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对矫正和弥补西方兴起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观的偏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主张人应该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必须敬畏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陷入了自身的矛盾和困境之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可以为人类创建科学的生态观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它可以为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自我主体与自然主体和谐共存的现代生态观，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务实笃行
务实笃行是中华民族的行事风格和文化特质。务实也就是笃行，体现了儒家的人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是衡量知识价值、治学方法、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和文化特质。学以致用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士人反对“空谈”、“虚学”，张扬“明体达用”，追求和实现理想价值的行事风格。“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诗句，都体现了志士仁人为国为民、为学为用的担当精神和参与意识。
务实笃行是中华文化内在的基本精神和特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强调主体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的统一，是内在的修养与经邦治国之事功的有机结合。孑L子不喜欢不切实际的玄想，“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心怀“济世拯民”的理想，从关心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人手，树立了以尘世生活为学问目标的榜样。孔子强调知行合一，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不喜欢言行不一的小人。考察人时主张听其言、观其行，“不以言举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有，察其所安”，认为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决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中庸》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实践学、问、思、辨、行的行进路线；为实现价值目标，学、问、思、辨、行是统一的过程，而每一阶段都包含着行。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
两汉经学虽引入天人感应学说，也有明显的对现实政治特别关心的务实倾向。魏晋玄学偏离了传统的人世情怀，仍然反映了士人迫于环境对“名教”的反叛，并非完全没有务实志趣。宋明理学在形上思维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理学家们提出“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落人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但士人们没有完全失落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对自己道德操守的践履，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务实笃行的精神。至于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则修正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颜元指责道学的“空谈性理”是明朝亡国的主要原因。早期启蒙思想家把“经世致用”的精神贯彻到研究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过程中，强调事关国计民生实际问题务必穷源溯本，形成了“贵创”、“博征”和“致用”的学术风格和实学思潮。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为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上下求索，都贯穿了务实、笃行、经世致用的精神。
务实表现为坚持真理，古人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无论宋代的湖湘学派，还是清代乾嘉汉学，其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都表现出重事实、重归纳、重证据的“实事求是”学风。“学贵力行”是岳麓书院的治学风格，认为“知行互发”、“知行并进”，“知”和“行”是一个不断促进、不断深入的过程。实学思潮开创了“下学而上达”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后来演化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解释“实事求是”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就是同具体事物的实际接触和对事物规律的具体认识。”这是对中国传统务实、笃行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他在《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强调，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真实、具体地了解情况，形成正确的思想，光靠背诵和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实际情况”的“具体真正的了解”，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痛斥那些“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在深入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情的前提下带领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思想，都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调整了政策导向。
在信息化、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务实、笃行精神的进一步继承与弘扬，必须避免落入功利性的效用泥潭，以追求科学真理为目标，胸怀“正义”和“善”的持久信仰，不仅要体现在政治及实践伦理和技术方面，还应着力于对科学原理和科学信仰的不息探索。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必须与当代全球化的现实结合，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才能成为科学的思想武器。
五、持节
“持节”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境界和中国人的脊梁。 “节”的理念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出现，《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持节”是指气节和操守，气节指志气和节操，操守指平素所遵循恪守的志行品德，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说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仁人志士人格境界的根本标准，又是表征社会风气清明或污浊的标志。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持节”的内涵愈来愈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和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儒家认为，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应当做的事，“应当”就是行事的原则。如做知识分子，就要担当起探寻真理的重任，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有一句千古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值得颂扬的君子的节操，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是人格的气象。一个真正的人，应当有独立意志、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操守；一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要靠具有独立人格、信守道义和民族气节的人担当起伟大的使命和重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气节与爱国紧密相联。历史上把民族大义置于个人生死之上，视死如归者，层出不穷。古代有“田横五百义士赴海死”。在汉代，苏武受命出使匈奴，被囚19年，流放到贝加尔湖牧羊，饥饿时常挖野鼠洞中的草籽充饥。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后曾去劝降苏武，但苏武坚决不投降匈奴，气节长存，宁死不屈，始终紧握着手里的“汉节”，带着它牧羊，挟着它睡觉，时刻不离这根代表国家尊严和使命的权杖。每当国家遇到危难之时，历代有气节的中华儿女便会挺身而出，为了坚持正义、保家卫国，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沦为附庸，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东汉初名将马援以62岁高龄领兵远征，次年病死军中，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于1278年12月在潮阳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被囚于元代首都燕京土牢，条件特别恶劣，备尝艰辛，但他毅然拒绝多番威逼利诱，写下千古名诗《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全诗长60句。支撑文天祥坚贞不屈精神的力量来源就是气节。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气节观的生动写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有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晚清士人魏源将“立节”补人经典的“三不朽“之说。他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节，为之四不朽。”影响了后来抗清的爱国志士。“持节”与爱国紧密相联，在危难之际才见出坚贞的节操。
在今天，“持节”表现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上，要把君子的节操创造性地转化为每个公民自觉遵循的道德标准、共同遵行的价值尺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机制、修养机制、示范机制和评价机制，其前提和目的是要使公众具有人格的节操，懂得自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对待义与利、得与失、喜与忧、真与假、美与丑、曲与直、勤与懒、己与人、上与下、动与静、长与短、生与死，怎样在繁华喧闹、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商品社会铸造自我的形象，如何守持自己的进取心，不为利诱，不贪不占，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热衷于求真，不做虚假文章；做光彩的事，不做丑恶的事，奉持操守，端正品行，使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责任编辑：启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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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传统道德；精神核心；现代诠释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2—0085-06
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是创新社会主义道德的民族灵魂。在传统道德中，存在着一组对不同道德规范具影响力的主要理念，它们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精神核心。笔者力求将这些传统道德的精神核心放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加以考察，并将其内容实质结合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加以揭示，以求使传统道德精神得以现代化。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的不竭精神动力。《易传·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里，“乾”是强健、积极、不懈的意思，象征永不停止、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天”是指存在的世界，它以健动不已为特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立于天地之间，应效法天地以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地创造，才能“德配宇宙”、成就人生、推动社会进步。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等先贤，就是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创造和发明了种谷、制陶、织衣、冶金术和文字等，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就体现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不畏艰险的主体精神。《周易集解》说：“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孔子阐说“刚毅”，曾子提倡“弘毅”。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其义都是讲做人要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做事要为了解除民众的苦难、为公众的利益而奋斗，这就将道德生活中的责任意识与人的使命感联系起来。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抱定志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顽强不屈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孔子赞赏颜回“不耻恶衣恶食”、安贫乐道，其实是赞赏他为了追求服务民众的本领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自强不息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忧患意识紧密联系，自强精神往往由忧患意识所激发。贯穿中华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传统，来自于周代文王的治政。周人战胜殷人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居安思危”。在《周易》的卦辞、爻辞中，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消除忧患、趋吉避凶的思想和行为路线，这是周王朝时期宗教中人文精神觉醒的开始。忧患是一种责任意识，是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改正自身的过失、克服各种困难的心理状态，它使人在精神上达致自觉状态，是人文精神的起始。
忧患的中心思想是不把人的吉凶成败归咎于鬼神与天命，而是对吉凶成败进行深入思考，反思吉凶成败与自身思想行为的关系，探明应该承担的责任，使自强不息的行为有了永不衰竭的自信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华民族永葆青春活力，即使在近代遭遇列强侵略时也不曾丧失过。传统的忧患意识在近代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忧患；自强不息精神在近代表现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变法和对强国富民道路的不懈追求。在鸦片战争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灾难深重的危险局面之中。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把众多民族更加紧密地凝结成一体。在救亡图存的大目标下，传统的民族精神要素被民族的先进分子所改造，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救亡图存运动的精神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自强精神又演化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有共产党人革命风格的自强创业精神。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使自强精神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又形成了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和航天精神等。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的诸多差距，看到在前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需要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斗不息。
二、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睿智、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象。“厚德载物”就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中华民族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已，其秘密在于中华文化中不仅包含刚健、弘毅、生生不息的精神，还蕴涵着宽厚博大、积厚悠远、包容万物的精神。“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厚德载物”体现着做人的博大境界和精神气象。这是一种待人的友善厚道，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将自我汇入群体的关键，在团体生活中体现为团结亲和，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宽以待人、谦恭礼让，使人具有一种圆润温和的气质。这些都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相互接纳以至人际和美、组织和睦、社会和谐的前提与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较少人际间矛盾、阶层间隔阂、族群间冲突，讲信修睦、讲求礼让、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这一方面要靠国家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要使全体公民在人格境界上得到培养和熏陶，使人的心灵不断得到提升，心胸更加博大，眼界更加高远，克服卑微和渺小、自私与贪欲，变局促为圆润，转扦格为和谐，弃低俗而慕高远。
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中国人一向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与一般宗教文化具有的排他主义特性有所不同。在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大团结，中国的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和睦相处、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曾经迫害犹太人，而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从5世纪到15世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差不多领先世界1000年，英国学者李约瑟逝世前在剑桥大学的寓所曾经说道：“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不只是4项，也不只 是40项、400项，而是4000多项，中国古代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再次为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更加伟大的成就。”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如此辉煌，与中国文化蕴涵的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的智慧和厚德载物的人文胸襟有关。中国在最强盛时从未发动过侵略战争，郑和七下西洋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不仅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而且在贸易中还给人家馈赠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以传播中华之文明。
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人中国，被中国人民所容纳，自魏晋到隋唐，佛学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想，可见中华文化的气度多么恢弘辽阔。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上下求索、孜孜不倦，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彻底和严格的批判自省，这种批判虽有时失之偏颇，但从另一视角来看恰好反映了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善于汲取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力图创新自己的文化，以实现复兴中华的宏图大业。
我们党继承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理念，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新秩序做出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构想。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的宗旨说到底就是“讲理”两个字。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讲理”，而且要“讲法”。“我们要建设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在全球化语境下处理他国文化和国际政治关系，厚德载物体现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和睿智。我们反对文化霸权，主张以相互关爱、宽容兼容的“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作为多样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融合和相互学习的文化前提。“道并行不相悖”，就是说要强调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在继承和弘扬自身文化优长的同时，要善于学习和展现别的文化之美，主张所有好的文化要共享，以实现天下大同。在国家关系中，我们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战争，以合作代替掠夺，建立一个相互合作、求同存异、持久和平、稳定安宁、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
三、和合
“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世、协和万邦的价值精髓。“和合”指多样化事物的矛盾得到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得到化解，人与社会、人道与天道会通合一。
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西周末年，周幽王骄奢淫逸，司徒郑桓公与史伯谈论如何治平天下、成就大业，史伯说：“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在此，史伯隐隐批评周幽王治理国家时注重“同”而不讲“和”，喜欢臣僚们一味顺从、附和自己。“同”会使思想主张僵化，顺从唯一的、相同的、视为绝对的东西，会使国家灭亡。相反，“和”则是讲各种不同的人或事物之间是平等的互动者，相异才能和合，和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在政治上，和合体现为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有不同的观点，臣不应该一味无原则地顺从君，而是敢于指出君王主张中的不足或不对之处，在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商讨中使君王的政治主张更加正确。商代的君王契，注重了解民情，“和合”五教，用“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五教”对民众实行伦理教化，使得百姓和睦、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表现了很高的政治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崇尚和合。《诗经》中有“和羹”一词，指“杂多导致统一”，多样性的融合才会产生最美的羹。和合在音乐中是指各种乐器一起演奏，琴瑟和鸣，黄钟大吕，声音相和，音律合韵，才会产生美声。《易传·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讲，天道发生变化后，人事也会随之变化，这就需要人们顺应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因变化而出现的各种不适应，以使自己身心和谐，各正其位，各得其所。儒、道、佛也崇尚和合。孔子讲求“和”，认为君子与小人关系的和合取决于人格理想和道德情操是否纯正，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的和合理念，有中和、持中、用中之意，主要侧重于政治和人格品德方面。墨家侧重调节主体与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不相爱”，天下和谐而治的奥秘在于“兼相爱”。道家侧重从生成和本体上讲个体如何顺应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
和合表现在人际和谐上是通过“我”与“他”之间协调、协商、对话、沟通，以对“他者”的尊重、理解和爱为前提逐步达成的。和合要求任何主体把他人看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把他人当做目的而不是自己实现目的之手段，能够理解“他者”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多样性差异，以宽容的心胸求得多样、多元的共识和创新。
和合表现在主体心理上的和谐就是身心和合。和谐社会说到底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心理上的和谐。当今中国在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的加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儒家认为身与心的和合首先要建立在修德的基础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反省自身，内心没有什么可以愧疚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你没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么去自立，做到这两点，有了真实无妄的澄明心灵，就能经得住荣辱、得失、进退乃至生死的考验，实现与他人和世界的共通，以化解各种心理纠葛，走向成功的人生。
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精髓，它承认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中存在各种矛盾和差异，但它相信人们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各种矛盾不但可以得到化解，而且在和合的动态过程中还能创造出各种新的结构、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割据主义’发展而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我们要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同时在国际竞争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必须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团结协作、众志成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和合”理念还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wenshan iia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学论坛上认为：“中国的文化只是‘走出去’，还没有‘走进去’，尚处在边缘游离的状态，因为中国的产品、传播方式质量还不够，这与我们的‘和’的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和’与积极地竞争的方式、积极地传播出去是一个悖论，而且‘和’的概念还需要清晰地、细致地理顺，‘和’里有心理学、环境学、沟通学 的概念。西方强调的是‘说服’，从小训练的是‘说’，而不是‘听’。‘说’就是一种力量、权利、能力。中国强调‘听’，因为要照顾他人，这是内敛的方式。”
和合理念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以和为贵”、“协和万邦”、“里仁为美”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忠恕”心理。“和合”既是价值理想，道德人格的精神，又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境界。它不仅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文化价值作用，还必将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深厚的民族思想文化基础。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但地区冲突不断，民族矛盾频发，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猖獗，深入开掘和合思想理念的价值，对进一步增强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观念，深刻认识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国家的行径之危害，树立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统一的信心，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和合理念强调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认为天道与人伦是一致的，强调“万物并育不相害”，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万物与我为一体，把人的存在融入宇宙之中，达到“民胞物与”、“浑然与物同体”的理想境界。要求人们从心灵深处去体验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互通，反对二者的分裂和对抗，把自身融入天道和万物之中，从而形成宇宙胸怀。这种理念不仅反对把自然当做残酷掠夺对象，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人际间和代际间的利益失衡与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对矫正和弥补西方兴起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观的偏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主张人应该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必须敬畏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陷入了自身的矛盾和困境之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可以为人类创建科学的生态观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它可以为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自我主体与自然主体和谐共存的现代生态观，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务实笃行
务实笃行是中华民族的行事风格和文化特质。务实也就是笃行，体现了儒家的人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是衡量知识价值、治学方法、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和文化特质。学以致用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士人反对“空谈”、“虚学”，张扬“明体达用”，追求和实现理想价值的行事风格。“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诗句，都体现了志士仁人为国为民、为学为用的担当精神和参与意识。
务实笃行是中华文化内在的基本精神和特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强调主体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的统一，是内在的修养与经邦治国之事功的有机结合。孑L子不喜欢不切实际的玄想，“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心怀“济世拯民”的理想，从关心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人手，树立了以尘世生活为学问目标的榜样。孔子强调知行合一，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不喜欢言行不一的小人。考察人时主张听其言、观其行，“不以言举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有，察其所安”，认为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决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中庸》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实践学、问、思、辨、行的行进路线；为实现价值目标，学、问、思、辨、行是统一的过程，而每一阶段都包含着行。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
两汉经学虽引入天人感应学说，也有明显的对现实政治特别关心的务实倾向。魏晋玄学偏离了传统的人世情怀，仍然反映了士人迫于环境对“名教”的反叛，并非完全没有务实志趣。宋明理学在形上思维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理学家们提出“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落人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但士人们没有完全失落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对自己道德操守的践履，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务实笃行的精神。至于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则修正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颜元指责道学的“空谈性理”是明朝亡国的主要原因。早期启蒙思想家把“经世致用”的精神贯彻到研究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过程中，强调事关国计民生实际问题务必穷源溯本，形成了“贵创”、“博征”和“致用”的学术风格和实学思潮。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为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上下求索，都贯穿了务实、笃行、经世致用的精神。
务实表现为坚持真理，古人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无论宋代的湖湘学派，还是清代乾嘉汉学，其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都表现出重事实、重归纳、重证据的“实事求是”学风。“学贵力行”是岳麓书院的治学风格，认为“知行互发”、“知行并进”，“知”和“行”是一个不断促进、不断深入的过程。实学思潮开创了“下学而上达”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后来演化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解释“实事求是”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就是同具体事物的实际接触和对事物规律的具体认识。”这是对中国传统务实、笃行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他在《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强调，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真实、具体地了解情况，形成正确的思想，光靠背诵和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实际情况”的“具体真正的了解”，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痛斥那些“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在深入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情的前提下带领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思想，都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调整了政策导向。
在信息化、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务实、笃行精神的进一步继承与弘扬，必须避免落入功利性的效用泥潭，以追求科学真理为目标，胸怀“正义”和“善”的持久信仰，不仅要体现在政治及实践伦理和技术方面，还应着力于对科学原理和科学信仰的不息探索。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必须与当代全球化的现实结合，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才能成为科学的思想武器。
五、持节
“持节”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境界和中国人的脊梁。 “节”的理念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出现，《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持节”是指气节和操守，气节指志气和节操，操守指平素所遵循恪守的志行品德，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说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仁人志士人格境界的根本标准，又是表征社会风气清明或污浊的标志。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持节”的内涵愈来愈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和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儒家认为，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应当做的事，“应当”就是行事的原则。如做知识分子，就要担当起探寻真理的重任，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有一句千古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值得颂扬的君子的节操，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是人格的气象。一个真正的人，应当有独立意志、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操守；一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要靠具有独立人格、信守道义和民族气节的人担当起伟大的使命和重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气节与爱国紧密相联。历史上把民族大义置于个人生死之上，视死如归者，层出不穷。古代有“田横五百义士赴海死”。在汉代，苏武受命出使匈奴，被囚19年，流放到贝加尔湖牧羊，饥饿时常挖野鼠洞中的草籽充饥。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后曾去劝降苏武，但苏武坚决不投降匈奴，气节长存，宁死不屈，始终紧握着手里的“汉节”，带着它牧羊，挟着它睡觉，时刻不离这根代表国家尊严和使命的权杖。每当国家遇到危难之时，历代有气节的中华儿女便会挺身而出，为了坚持正义、保家卫国，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沦为附庸，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东汉初名将马援以62岁高龄领兵远征，次年病死军中，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于1278年12月在潮阳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被囚于元代首都燕京土牢，条件特别恶劣，备尝艰辛，但他毅然拒绝多番威逼利诱，写下千古名诗《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全诗长60句。支撑文天祥坚贞不屈精神的力量来源就是气节。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气节观的生动写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有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晚清士人魏源将“立节”补人经典的“三不朽“之说。他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节，为之四不朽。”影响了后来抗清的爱国志士。“持节”与爱国紧密相联，在危难之际才见出坚贞的节操。
在今天，“持节”表现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上，要把君子的节操创造性地转化为每个公民自觉遵循的道德标准、共同遵行的价值尺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机制、修养机制、示范机制和评价机制，其前提和目的是要使公众具有人格的节操，懂得自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对待义与利、得与失、喜与忧、真与假、美与丑、曲与直、勤与懒、己与人、上与下、动与静、长与短、生与死，怎样在繁华喧闹、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商品社会铸造自我的形象，如何守持自己的进取心，不为利诱，不贪不占，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热衷于求真，不做虚假文章；做光彩的事，不做丑恶的事，奉持操守，端正品行，使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责任编辑：启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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