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我5岁那年，母亲在生产队集体劳作时，一不小心，竟从笔陡的田头摔下了山崖，昏迷了十几天后才苏醒过来。母亲自此落下了终身残疾。其时，弟弟刚满两岁，哥哥要上学，母亲要吃药，家里的日子真是雪上加霜。为了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母亲总是忍着病痛的折磨，拖着残缺的身体，默默地帮父亲做家务，养鸡喂猪，做饭洗衣。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准备不让已到入学年龄的我上学，想我留在家照顾母亲，帮母亲做些家务。母亲好歹不同意，说孩子不读书将来会受人欺负。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终于上了学。可艰辛的生活使得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的母亲更是一日难说三句话，更别说一展笑颜了。但有那么两次，母亲笑了，那笑啊，穿透了我的整个童年！
　　上学后的我，学习特别认真，成绩也非常优秀，每个期末总能捧回一张大大的“三好学生”奖状。记得是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品学兼优，学校决定给我“披红戴花”。当全校的师生给我披红戴花并敲锣打鼓护送我回家时，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待到腊月廿七除尘的时候，母亲一大早就熬好了糊精，又把堂屋的正墙刷得干干净净，只见她站在椅子上，先糊上糊精，再把奖状端端正正地贴好，末了又把大红花挂到了奖状上方的钉子上。然后，她转过身，与我的目光不期而遇，四目相对，片刻，灿烂的笑容便浮在了她的脸上。这一笑，几乎温暖了我的整个人生。
　　那是些怎样的日子啊！弟弟尚小，母亲要治病吃药，我和哥哥都要上学，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为了养活全家，并让我们兄妹都能继续上学，几经权衡，父亲决定到镇上去修公路，这样折算的工分比在生产队下地干活多得多。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外出做工了，在那个吃了上顿难有下顿的日子里，我们家便成了别人欺负的对象。每到生产队分粮时，我们家分的不是质量最差的粮食，就是数量不足，缺斤短两是常事。有一回，队里分红薯，给我们家称了四秤，一秤211斤，一秤230斤，一秤195斤，还有一秤174斤。记账员却说分给我们家的是900斤红薯。母亲隐隐觉得不对劲，但她不会算账，就叫我算给她看。我拿了一支粉笔，在木门背面写了竖式计算，算出来只有810斤。我告诉母亲，队里少给了我们90斤红薯。母亲听了，非要我告诉她是怎么算的不可。可我怎么也讲不清算的方法，回答不出竖式中“进一点”是什么意思，急得哭了起来。母亲见我哭了，就揽过我，说：“琼儿别哭，好好念书，将来当个老师吧！这样就不会像妈妈一样受人欺负了，而且还可以告诉妈妈怎么算账了。”说着，她拂去我的泪水，温柔地笑了……
　　为了母亲的微笑，初中毕业后，我毅然而然地选择了读师范。可是，母亲终究未能等到我师范毕业，就因病情加重撒手人寰了。
　　师范毕业之后，我回乡当了一名老师。当中心校领导询问我愿意承担什么学科的教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数学。走上讲台之后的我，对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暗暗下定决心：是母亲用病残之躯支撑着我一步步走向师范的大门，成就了我的教师梦，我要好好教书，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数学、用数学，以此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日子轻轻浅浅地流转，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回望所走过的路，可谓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忘却初心，凭着勤奋、执着与坚韧，我踏踏实实地走着人生的每一步。有付出就有收获，如今，我可以无愧地告慰母亲的是，当年的黄毛丫头已是省级骨干教师、市级名师、市级学科带头人，还被县人民政府表彰为了“模范教师”。
　　我相信，母亲与我虽在现实中隔绝，但可以在灵魂里相望。为了母亲的微笑，我会一直努力。
　　（作者单位：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赵霭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