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拉金的自传和私人信件显示他是个充满种族主义偏见、歧视女性的人,这同他在诗歌和公众前表现出来的形象有明显差别。英国评论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作为诗人的拉金应该和生活中的拉金区别开来,不能因为他的个人生活而否定他作为诗人的身份。本文分析了这种说法的理论依据,指出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理论致力于制造区别作家和作品主体的二元身份以撇清西方作家及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原罪”。
关键词:拉金 二元身份 拟称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1922-1985)的主要作品有《较少受骗的》(1954),《降临节婚礼》(1964),《高窗》(1972)等。拉金的诗歌以冷静的观察、坦诚的态度和巧妙的形式受到英国读者的喜爱,然而在他去世之后,随着安德鲁·莫辛的《菲利普·拉金: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安索尼·斯沃特编辑的《拉金信件选集》出版之后,拉金的个人生活被大众知晓,他“种族主义者、仇恨女性者、讨厌他人、色情图片狂”的形象,给他的诗人身份带来了负面影响,他的“名声暴跌”。但另一种声音认为拉金被“误读”,他的诗歌比他的生活细节重要,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毕竟其作品中未表现出他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他们甚至认为莫辛和斯沃特等人强行“给了拉金一个生活”,因此拉金的“言和行应该分开”,因为“即便你不喜欢拉金本人,他还有好诗”;他的生活身份和他诗歌没有什么关系。在短暂的“流放”之后,拉金很快重新获得了英国读者的喜爱。在最近一项由英国诗书协会和英国诗歌图书馆的联合调查中,他击败了奥登、艾略特、塔特·休斯等著名诗人,成为过去五十年最受欢迎的诗人。鉴于此,有必要首先审视拉金作为诗人和诗歌中叙事主体的双重身份关系的理论基础。
早在拉金的传记和书信出版之前,英国评论界就已经借助“拟称(persona)”理论区分拉金诗歌叙事主体和他个人身份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将拉金的生活和他的诗歌分开。“拟称”源自希腊语,原意是“面具”或“剧中人”,到20世纪成为批评术语,成为文体学研究“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作为文体学术语,它强调作者和作品的第一人称“我”不是一回事,作品中的“我”只是一个戏剧化的角色,跟作者的真实生活和思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拉金的诗歌大多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或者一个默认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在这个叙事者是否拉金的问题上,许多评论者引用拉金回答在《上教堂》一诗中是否和“剧中人”作斗争时说的话:“我认为一个人要给自己一点戏剧化色彩。我一个人从不去教堂浪费时间”,并据此认为拉金诗歌中的“我”是个“戏剧角色”,不是拉金本人。
拟称理论的理论依据则和20世纪的批评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乃是新批评主义者威蒙萨特和比亚兹莱的“意图谬论(Intentionally Fallacy)”和布鲁克斯的“解释的异议”(The Heresy of Paraphrase)。新批评理论区别作者和诗歌中“说话人”的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管现实中的拉金和诗歌中的“说话人”有什么不同,诗歌始终出自于他的头脑,是他个人的“精神体验”。我们知道,《上教堂》属于一般的叙事抒情诗,其中的“我”和戏剧中的角色有明显差别:前者重在抒情,表达属于诗人的真实情感经历,目的是引起读者情感经历上的共鸣;而后者重在“戏剧化”某个角色,使之能够完成自己在故事中的任务,以使整个故事更有吸引力。退一步说,即便诗歌中的“我”有某种戏剧性,他也一定是“一个由作者操纵角色的心理活动,跟(作者的)自我有密切关系。”
然而,新批评理论之后的理论却进一步放大作者和诗歌中叙事主体的距离。弗赖认为文学的首要任务不是“事实”或“真相”,而是“为语言结构本身制造一个语言结构”,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甚至不需要“准确的描述”,“诗歌意向”除了彼此相指,不指向任何事物。罗兰·巴特更进一步,说“作者只是‘写者’,正如我就是说‘我’的人,仅此而已;语言知道‘主语’,离开定义‘它’的语言行为,它就什么也不是,抓住语言就足够了”;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如“同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要让这个孩子完全面对读者,作者必须去死。在巴特看来,作者身份和作品中的“主语”在创作完成后,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关系了。巴特等人的理论为撇清拉金和他的诗歌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既然作家和作品是两码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为拉金个人的缺点,拒绝他的诗歌呢?看似纯学术的理论,十分巧妙地撇清了赛义德东方主义谱系中所有西方作家的各种“原罪”。在搭建了适合西方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并大力推行“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西方文论撇清作家和作品中的原罪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纯粹学术,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
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只是文学不同题材的文本,并不比文学文本更真实,即便莫辛的拉金传记非常有限地将拉金的生活和他的诗歌创作联系起来,也被认为不合时宜。解构主义不仅能够让作品从作者个人的生活阴影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在作品遇到道德指责时让作者有“不在场”的证据。经莫辛极力挑选材料,拉金传记中的个人隐私“大部分冰山尚不可见”,但他自私、冷漠、仇外和反犹太思想等等已然让人震惊。他的作品并不都是“好诗”,其中也明显有让人不快的地方。《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开篇“性生活开始/于1963年”,在他眼里,所谓的奇迹就是性游戏,“一次强烈的决堤/一场不会输的游戏”;《阳光普日斯坦汀》(Sunny Prystatyn)则用明显带有色情意味的语言嘲弄一个广告中的女孩;他的政治立场在类似这样的诗中表达出来:“监狱对付罢工者/把猫带回来/将黑鬼扔出去/这个主意该不赖?”(《如何赢得下一场选举》)。如此这般必然引起许多评论者的不满,但当特里·伊格尔顿分析拉金诗歌并指出拉金是“刻薄的反人类分子”时,马上受到“拟称论”者理直气壮的反击:“伊格尔顿太过分了,竟然将《读书习惯研究》(拉金诗歌)中不成熟的说话者(将所有的书说成垃圾)看成拉金本人。我怀疑他真这么认为。”伊格尔顿遭到驳斥,是因为他实际上将拉金和其作品叙事主体等同,从而否认了双重身份的存在。除伊格尔顿之外,不打算让学生学习拉金诗歌的女教授查顿(Lisa Jardine)、将拉金比作“国家纪念碑下的污水管”的波林(Tom Paulin)、从50年代就对拉金持负面看法的阿尔维拉兹(A.Alveraz)等人都因同样的观点受到拟称理论的强力驳斥。
追根溯源,作者与叙事主体的身份对立与西方实证主义哲学长期以来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问题二元对立有直接关系;也和索绪尔将本是一体的语言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有直接联系,因此当克里斯蒂娃发现解构主义消解意义结果竟然是拒绝“说话人之间用可沟通的语言表达”这一最基本的语言功能时,试图借助胡塞尔的“超验自我”解决问题:“真正的客体……只有超验自我的判断意识对其身份进行解释,才能成为超验的”。然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主客一体,而“超验自我”恰恰是一个“物自体”。克里斯蒂娃没有看到胡塞尔弥合二元对立的努力,却抓住了他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用以延续割裂作者与叙事主体的共谋。现代西方主流文学理论致力于疏远作者和作品,制造二元身份服务于“弥合社会矛盾”、“提振英国(西方)价值”,实现西方文化的“十字军东征”的目的。西方理论家们知道,背负各种“原罪”的欧洲文学导致“学者们对欧洲传统不再感兴趣”,欧洲强势语言如英语等“不再是好价值或恰当文风的蓄水池,这些价值曾和……帝国暴力,这种文风曾强力驱赶其他语言形式”,而将作家和作品中的主观视角的身份区别开来,进而消解作品的意义,能撇清作者的对作品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匡扶“欧洲传统”,维持其强势文化输出者地位。这种强大的理论基础,非常“义正言辞”地撇清了各种针对西方作家,如吉普林、艾略特、劳伦斯、拉金等人的指责。
赛义德深刻认识到西方理论界制造二元身份的图谋。他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西方社会的东方学谱系之后,开始反击新批评的“意图谬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世界、文本及批评》一书中,他指出:“文本,哪怕是最纯粹的文本也总是和环境交织在一起:时间、地点、和社会——简言之,它们在世界里,有世界性”。他气愤地问到:“难道没有公平处理文本和其在世场景的方法吗?”针对现代文论将作者和作品分离,鼓吹作品有无限种解读方式的看法,他以诗人霍普金斯的例子证明“作者既是回答者,又是描述者”。应该说,赛义德击中了德里达等人的要害:就算文本是自足的,它总会存在于某个历史和心理场景中,不可能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解构主义之所以“产生许多术语满篇,煞有介事的文字垃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语言中只有差别”的过分解读。在索绪尔那里差别是语言的价值,而不是所指或者能指本身,而且差别只有在将两个音响形象或者两个观念比较时才有意义,而能指所指结合又是“语言唯一可能有的一类事实”。这等于说,所谓的能指和所指事实上并不可分。因此,以一个符合的价值由其他符号确定为由去其他符号中追寻它的意义,就好像去其他面值钞票中寻找一元是什么一样的荒谬。如果单个符号作为对象是“不可言说的”,“不能说它是什么”那么追问一个符号是什么,进而解构整个语言的意义这种做法本身就有争议。在赛义德之前,尼日利亚作家阿齐比(Chinua Achebe)就提到西方理论界借“殖民主义”一词洗脱“原罪”,进而提出一个抽象的,服务于白人的、并符合其褊狭文学观念的 “普遍人性”,作为别国作家努力的方向。他坚决否认西方学者所谓的“普遍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必须讲述一个特定地方、是其过去及现在历史需要的演化、表达其人民的愿望和命运。”
理论层面的身份博弈表现了一种东西方的身份对立。这种对立映射到关于拉金的身份判断时则表现为英格兰和非英格兰的身份对立。否定拉金与其作品叙事主体二元关系者基本上是被他伤害的非英格兰人:伊格尔顿是爱尔兰血统;查顿是犹太血统;波林是爱尔兰血统;而从50年代就对拉金持负面看法的阿尔维拉兹也是犹太血统。而竭力区别拉金与其作品,坚持二元身份及拟称论者,多为英格兰国内评论者。身份的对立折射出立场的对立:在英格兰人眼里,拉金“非常认真地记载了英国人战后的生活”,而在非英格兰人眼里,这种英国性是“狭隘的”、“排外的”;在英格兰人眼里,拉金诗歌代表了一种对“辉煌过去”的怀念,而这却是其他民族的痛苦回忆,在非英格兰人看来,拉金诗歌“敲响了白人胜利者的丧钟,敲响了岛国艺术文化和财富的丧钟,而他自认为是这个文化的最后看护人”。
以上分析表明,拉金身份之争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原罪的政治博弈,它不仅仅是对拉金本人评价的方法问题,而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中的立场之争。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在当下反思我们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Christopher Tilley,“Identity,Place,Landscape and Heritage”,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2006.
[2] Dale Salwak,“Sketches for Life:Philip Larkin—an American View”,Biography; Spring 1998;21,2,p.196.
[3] Epstein,Joseph,“Mr.Larkin gets a life”,Commentary,Apr 1994;97,4,p.39-44.
[4] Spectator,Feb 8,2003年 v291 i9105 p.20(1).
[5] Peter Hollindale,“Review on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ov 1997,48;192,p.572.
[6] Thwaite,Anthony (ed.),Selected Letters of Philip Larkin,London:Faber and Faber, 1992, p.430; Esther B.Fein.“A Dark Side to Larkin”.New York Times(Book Notes). March 10,1993.
[7] John Ezard,“Poetry lovers poll crowns Larkin king of verse”,The Guardian - Final Edition(Guardian Home Pages),October 15,2003,p.8.
作者简介:肖云华,男,1974—,湖南邵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拉金 二元身份 拟称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1922-1985)的主要作品有《较少受骗的》(1954),《降临节婚礼》(1964),《高窗》(1972)等。拉金的诗歌以冷静的观察、坦诚的态度和巧妙的形式受到英国读者的喜爱,然而在他去世之后,随着安德鲁·莫辛的《菲利普·拉金: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安索尼·斯沃特编辑的《拉金信件选集》出版之后,拉金的个人生活被大众知晓,他“种族主义者、仇恨女性者、讨厌他人、色情图片狂”的形象,给他的诗人身份带来了负面影响,他的“名声暴跌”。但另一种声音认为拉金被“误读”,他的诗歌比他的生活细节重要,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毕竟其作品中未表现出他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他们甚至认为莫辛和斯沃特等人强行“给了拉金一个生活”,因此拉金的“言和行应该分开”,因为“即便你不喜欢拉金本人,他还有好诗”;他的生活身份和他诗歌没有什么关系。在短暂的“流放”之后,拉金很快重新获得了英国读者的喜爱。在最近一项由英国诗书协会和英国诗歌图书馆的联合调查中,他击败了奥登、艾略特、塔特·休斯等著名诗人,成为过去五十年最受欢迎的诗人。鉴于此,有必要首先审视拉金作为诗人和诗歌中叙事主体的双重身份关系的理论基础。
早在拉金的传记和书信出版之前,英国评论界就已经借助“拟称(persona)”理论区分拉金诗歌叙事主体和他个人身份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将拉金的生活和他的诗歌分开。“拟称”源自希腊语,原意是“面具”或“剧中人”,到20世纪成为批评术语,成为文体学研究“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作为文体学术语,它强调作者和作品的第一人称“我”不是一回事,作品中的“我”只是一个戏剧化的角色,跟作者的真实生活和思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拉金的诗歌大多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或者一个默认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在这个叙事者是否拉金的问题上,许多评论者引用拉金回答在《上教堂》一诗中是否和“剧中人”作斗争时说的话:“我认为一个人要给自己一点戏剧化色彩。我一个人从不去教堂浪费时间”,并据此认为拉金诗歌中的“我”是个“戏剧角色”,不是拉金本人。
拟称理论的理论依据则和20世纪的批评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乃是新批评主义者威蒙萨特和比亚兹莱的“意图谬论(Intentionally Fallacy)”和布鲁克斯的“解释的异议”(The Heresy of Paraphrase)。新批评理论区别作者和诗歌中“说话人”的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管现实中的拉金和诗歌中的“说话人”有什么不同,诗歌始终出自于他的头脑,是他个人的“精神体验”。我们知道,《上教堂》属于一般的叙事抒情诗,其中的“我”和戏剧中的角色有明显差别:前者重在抒情,表达属于诗人的真实情感经历,目的是引起读者情感经历上的共鸣;而后者重在“戏剧化”某个角色,使之能够完成自己在故事中的任务,以使整个故事更有吸引力。退一步说,即便诗歌中的“我”有某种戏剧性,他也一定是“一个由作者操纵角色的心理活动,跟(作者的)自我有密切关系。”
然而,新批评理论之后的理论却进一步放大作者和诗歌中叙事主体的距离。弗赖认为文学的首要任务不是“事实”或“真相”,而是“为语言结构本身制造一个语言结构”,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甚至不需要“准确的描述”,“诗歌意向”除了彼此相指,不指向任何事物。罗兰·巴特更进一步,说“作者只是‘写者’,正如我就是说‘我’的人,仅此而已;语言知道‘主语’,离开定义‘它’的语言行为,它就什么也不是,抓住语言就足够了”;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如“同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要让这个孩子完全面对读者,作者必须去死。在巴特看来,作者身份和作品中的“主语”在创作完成后,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关系了。巴特等人的理论为撇清拉金和他的诗歌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既然作家和作品是两码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为拉金个人的缺点,拒绝他的诗歌呢?看似纯学术的理论,十分巧妙地撇清了赛义德东方主义谱系中所有西方作家的各种“原罪”。在搭建了适合西方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并大力推行“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西方文论撇清作家和作品中的原罪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纯粹学术,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
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只是文学不同题材的文本,并不比文学文本更真实,即便莫辛的拉金传记非常有限地将拉金的生活和他的诗歌创作联系起来,也被认为不合时宜。解构主义不仅能够让作品从作者个人的生活阴影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在作品遇到道德指责时让作者有“不在场”的证据。经莫辛极力挑选材料,拉金传记中的个人隐私“大部分冰山尚不可见”,但他自私、冷漠、仇外和反犹太思想等等已然让人震惊。他的作品并不都是“好诗”,其中也明显有让人不快的地方。《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开篇“性生活开始/于1963年”,在他眼里,所谓的奇迹就是性游戏,“一次强烈的决堤/一场不会输的游戏”;《阳光普日斯坦汀》(Sunny Prystatyn)则用明显带有色情意味的语言嘲弄一个广告中的女孩;他的政治立场在类似这样的诗中表达出来:“监狱对付罢工者/把猫带回来/将黑鬼扔出去/这个主意该不赖?”(《如何赢得下一场选举》)。如此这般必然引起许多评论者的不满,但当特里·伊格尔顿分析拉金诗歌并指出拉金是“刻薄的反人类分子”时,马上受到“拟称论”者理直气壮的反击:“伊格尔顿太过分了,竟然将《读书习惯研究》(拉金诗歌)中不成熟的说话者(将所有的书说成垃圾)看成拉金本人。我怀疑他真这么认为。”伊格尔顿遭到驳斥,是因为他实际上将拉金和其作品叙事主体等同,从而否认了双重身份的存在。除伊格尔顿之外,不打算让学生学习拉金诗歌的女教授查顿(Lisa Jardine)、将拉金比作“国家纪念碑下的污水管”的波林(Tom Paulin)、从50年代就对拉金持负面看法的阿尔维拉兹(A.Alveraz)等人都因同样的观点受到拟称理论的强力驳斥。
追根溯源,作者与叙事主体的身份对立与西方实证主义哲学长期以来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问题二元对立有直接关系;也和索绪尔将本是一体的语言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有直接联系,因此当克里斯蒂娃发现解构主义消解意义结果竟然是拒绝“说话人之间用可沟通的语言表达”这一最基本的语言功能时,试图借助胡塞尔的“超验自我”解决问题:“真正的客体……只有超验自我的判断意识对其身份进行解释,才能成为超验的”。然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主客一体,而“超验自我”恰恰是一个“物自体”。克里斯蒂娃没有看到胡塞尔弥合二元对立的努力,却抓住了他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用以延续割裂作者与叙事主体的共谋。现代西方主流文学理论致力于疏远作者和作品,制造二元身份服务于“弥合社会矛盾”、“提振英国(西方)价值”,实现西方文化的“十字军东征”的目的。西方理论家们知道,背负各种“原罪”的欧洲文学导致“学者们对欧洲传统不再感兴趣”,欧洲强势语言如英语等“不再是好价值或恰当文风的蓄水池,这些价值曾和……帝国暴力,这种文风曾强力驱赶其他语言形式”,而将作家和作品中的主观视角的身份区别开来,进而消解作品的意义,能撇清作者的对作品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匡扶“欧洲传统”,维持其强势文化输出者地位。这种强大的理论基础,非常“义正言辞”地撇清了各种针对西方作家,如吉普林、艾略特、劳伦斯、拉金等人的指责。
赛义德深刻认识到西方理论界制造二元身份的图谋。他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西方社会的东方学谱系之后,开始反击新批评的“意图谬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世界、文本及批评》一书中,他指出:“文本,哪怕是最纯粹的文本也总是和环境交织在一起:时间、地点、和社会——简言之,它们在世界里,有世界性”。他气愤地问到:“难道没有公平处理文本和其在世场景的方法吗?”针对现代文论将作者和作品分离,鼓吹作品有无限种解读方式的看法,他以诗人霍普金斯的例子证明“作者既是回答者,又是描述者”。应该说,赛义德击中了德里达等人的要害:就算文本是自足的,它总会存在于某个历史和心理场景中,不可能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解构主义之所以“产生许多术语满篇,煞有介事的文字垃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语言中只有差别”的过分解读。在索绪尔那里差别是语言的价值,而不是所指或者能指本身,而且差别只有在将两个音响形象或者两个观念比较时才有意义,而能指所指结合又是“语言唯一可能有的一类事实”。这等于说,所谓的能指和所指事实上并不可分。因此,以一个符合的价值由其他符号确定为由去其他符号中追寻它的意义,就好像去其他面值钞票中寻找一元是什么一样的荒谬。如果单个符号作为对象是“不可言说的”,“不能说它是什么”那么追问一个符号是什么,进而解构整个语言的意义这种做法本身就有争议。在赛义德之前,尼日利亚作家阿齐比(Chinua Achebe)就提到西方理论界借“殖民主义”一词洗脱“原罪”,进而提出一个抽象的,服务于白人的、并符合其褊狭文学观念的 “普遍人性”,作为别国作家努力的方向。他坚决否认西方学者所谓的“普遍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必须讲述一个特定地方、是其过去及现在历史需要的演化、表达其人民的愿望和命运。”
理论层面的身份博弈表现了一种东西方的身份对立。这种对立映射到关于拉金的身份判断时则表现为英格兰和非英格兰的身份对立。否定拉金与其作品叙事主体二元关系者基本上是被他伤害的非英格兰人:伊格尔顿是爱尔兰血统;查顿是犹太血统;波林是爱尔兰血统;而从50年代就对拉金持负面看法的阿尔维拉兹也是犹太血统。而竭力区别拉金与其作品,坚持二元身份及拟称论者,多为英格兰国内评论者。身份的对立折射出立场的对立:在英格兰人眼里,拉金“非常认真地记载了英国人战后的生活”,而在非英格兰人眼里,这种英国性是“狭隘的”、“排外的”;在英格兰人眼里,拉金诗歌代表了一种对“辉煌过去”的怀念,而这却是其他民族的痛苦回忆,在非英格兰人看来,拉金诗歌“敲响了白人胜利者的丧钟,敲响了岛国艺术文化和财富的丧钟,而他自认为是这个文化的最后看护人”。
以上分析表明,拉金身份之争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原罪的政治博弈,它不仅仅是对拉金本人评价的方法问题,而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中的立场之争。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在当下反思我们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Christopher Tilley,“Identity,Place,Landscape and Heritage”,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2006.
[2] Dale Salwak,“Sketches for Life:Philip Larkin—an American View”,Biography; Spring 1998;21,2,p.196.
[3] Epstein,Joseph,“Mr.Larkin gets a life”,Commentary,Apr 1994;97,4,p.39-44.
[4] Spectator,Feb 8,2003年 v291 i9105 p.20(1).
[5] Peter Hollindale,“Review on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ov 1997,48;192,p.572.
[6] Thwaite,Anthony (ed.),Selected Letters of Philip Larkin,London:Faber and Faber, 1992, p.430; Esther B.Fein.“A Dark Side to Larkin”.New York Times(Book Notes). March 10,1993.
[7] John Ezard,“Poetry lovers poll crowns Larkin king of verse”,The Guardian - Final Edition(Guardian Home Pages),October 15,2003,p.8.
作者简介:肖云华,男,1974—,湖南邵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