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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节假日很重要。那么如果时光倒流几千年，古代那些为朝廷工作的官员，他们的春节是如何放假的呢？
唐朝：春节按单双号上朝休假
古代官员过的新年，其实是指农历年，即正月初一。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写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是说，春节放假7天，冬至放假7天，一年里有这么两个“黄金周”。
事实上，到了唐朝后期，黄金周有3个，而且小黄金周也不比我们少。《唐会要》有一段专写节假调整，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把寒食节的假期从3天调整到7天，加上春节7天、冬至7天，刚好3个黄金周。至于小黄金周，就更多了，中秋节、腊八节、夏至、唐太宗过生日……这些日子统统放假3天。另外还有21个只放一天假的传统节日。
唐朝春节虽然也只放七天假，但是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也就是说，以大年初一为中心，初一之前放假3天，初一之后放假3天，加上初一，刚好7天假。
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两个规矩。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这个规矩使得京官和高级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
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适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连年用兵，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位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
宋朝：地方官腊月二十就回家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一。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年（春）三个时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在宋朝，春节放假7天（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3天），元宵放假7天，加一块儿接近半个月。宋太祖其父腊月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前后共放假3天。宋仁宗其母腊月初十生日，放假3天。旋即，冬至来临，放假7天。随即，天庆节，放假7天。一个多月的春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项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务，回家过年省亲，与老婆娃儿老爸老妈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如果你是首都高级公务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能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会后，皇帝赏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吃。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初一办朝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家属。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由皇宫“埋单”，“赐食”。如果你是生活无忧的细民，则没这么辛苦。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封府“通知”允许关扑3天。关扑是商品交易时赌博的一种。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等各类百货，都可以参加关扑。愿赌服输，你可能花费1万钱，还买不到一个柑橘。
正月期间，开封沿街搭起彩棚。享有自由时间的细民，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一带，可以看灯会，欣赏歌舞百戏，遍地喧哗，声震十里。
明清：封印休假一休就一个月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等，每年休假只有50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政府削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后来在3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偿。
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3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定。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关于阳光普照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惯例放假。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祇的特殊假日放假。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活动。乡村中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民国：春节不在岗就可能下岗
追溯到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仍然把农历正月初一当作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 “春节”改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尽管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于是，民间便出现了“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的情景。
政府虽大力提倡国历，可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国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农历。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国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从此，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唐朝：春节按单双号上朝休假
古代官员过的新年，其实是指农历年，即正月初一。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写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是说，春节放假7天，冬至放假7天，一年里有这么两个“黄金周”。
事实上，到了唐朝后期，黄金周有3个，而且小黄金周也不比我们少。《唐会要》有一段专写节假调整，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把寒食节的假期从3天调整到7天，加上春节7天、冬至7天，刚好3个黄金周。至于小黄金周，就更多了，中秋节、腊八节、夏至、唐太宗过生日……这些日子统统放假3天。另外还有21个只放一天假的传统节日。
唐朝春节虽然也只放七天假，但是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也就是说，以大年初一为中心，初一之前放假3天，初一之后放假3天，加上初一，刚好7天假。
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两个规矩。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这个规矩使得京官和高级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
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适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连年用兵，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位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
宋朝：地方官腊月二十就回家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一。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年（春）三个时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在宋朝，春节放假7天（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3天），元宵放假7天，加一块儿接近半个月。宋太祖其父腊月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前后共放假3天。宋仁宗其母腊月初十生日，放假3天。旋即，冬至来临，放假7天。随即，天庆节，放假7天。一个多月的春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项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务，回家过年省亲，与老婆娃儿老爸老妈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如果你是首都高级公务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能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会后，皇帝赏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吃。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初一办朝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家属。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由皇宫“埋单”，“赐食”。如果你是生活无忧的细民，则没这么辛苦。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封府“通知”允许关扑3天。关扑是商品交易时赌博的一种。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等各类百货，都可以参加关扑。愿赌服输，你可能花费1万钱，还买不到一个柑橘。
正月期间，开封沿街搭起彩棚。享有自由时间的细民，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一带，可以看灯会，欣赏歌舞百戏，遍地喧哗，声震十里。
明清：封印休假一休就一个月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等，每年休假只有50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政府削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后来在3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偿。
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3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定。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关于阳光普照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惯例放假。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祇的特殊假日放假。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活动。乡村中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民国：春节不在岗就可能下岗
追溯到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仍然把农历正月初一当作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 “春节”改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尽管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于是，民间便出现了“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的情景。
政府虽大力提倡国历，可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国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农历。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国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从此，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