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复杂的心境,不是说王俊生和戚务生不敢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过于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其中的微妙关系,为自己兵败十强赛找到最为合适的解释。
　　之后,在外界对兵败十强赛一片躁动,要求教练员从战略、战术以及人员使用做出专业解释的时候,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何慧娴亲自出面,把中国足球水平进行了“官方定位”,也就是最为著名的“二流说”:“平心而论,中国足球队不过是亚洲十强中的二流球队,还没有完全具备冲击世界杯的实力……”最终,没有人为1997年中国队兵败十强赛承担责任。
　　即使在选帅这样的纯粹业务性问题上,“对上级负责”心态也在足协凸显。1999年9月份,中国足协为新一届国家队选帅的时候,候选人是桑特拉奇、科萨诺维奇等外籍教练,其中桑特拉奇上任的问题已经和足协谈好,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徐寅生一句“听说米卢蒂诺维奇不错”,足协就立即请来了米卢。
　　所幸的是,米卢率领中国队实现了44年进军世界杯的夙愿,否则足协又要遭受来自球迷及各方的压力。
　　
　　暂停升降级带来巨亏
　　——足协领导大多官员“空降”
　　
　　中国足协掌门人和其他副主席的历次变更,也无不带有总局色彩。从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到南勇,实际上都是总局“空降”到足协的官员,即总局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谁担任足协掌门人,而不是由足球圈内推选出公认能够驾驭中国足球全局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如王俊生虽是专业足球运动员出身,但是缺乏先进的管理意识,缺少必要的市场运作经验;阎世铎和谢亚龙都是总局秘书出身,在足球专业、管理经营、市场运作方面缺少必要的实践。
　　“懂政治”而不懂市场,曾让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遭遇过重大商业损失。如阎世铎任期内足协的两次暂停升降级决定。
　　2001年年底,足协决定2002年甲A暂停升降级;2004年年底决定2005年中超暂停升降级。据公开数据统计,这两次暂停升降级给职业联赛带来的损失近7个亿:2001年年底宣布暂停升降级之后,甲A冠名赞助商百事可乐在2002年年底宣布退出甲A,原本2003年赞助甲A1400万美元没了着落,后来仓促拉来西门子,赞助款项只有500万美金,损失9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7500万;2004年,中国足协仓促找来爱福克斯,冠名中超每年600万欧元,但是至今只有60万欧元到账,赞助少了400万欧元加上要不回来的560万欧元,共损失9600万人民币;2005年,中超联赛无赞助收入,净损失1亿人民币;2006年、2007年、2008年共三年的时间,只有金威啤酒赞助冠名1个亿,三年净损失共2亿人民币。期间,因层出不穷的俱乐部罢赛、退赛等,俱乐部和联赛冠名等商业损失共计2亿3千万。
　　业内人士认为,因为缺乏专业化、市场化的先进观念,缺少与时俱进的管理手段,缺失各方面的商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管理运营人才,中国足球就像是很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国企一样,入不敷出。
　　现任足协副主席南勇曾经任职总局人事司,在足协工作12年,外界看来是迄今为止懂得足球也是熟悉足球市场规律的足协高管。从2009年1月19日正式上任之后,南勇试图进行变革,但难度可想而知。
　　
　　不成功的“G7革命”
　　——来自市场的重压
　　
　　由于“假赌黑”等问题,足协经受过来自市场方面的极大压力。
　　曾任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的章健在2000年写下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呈报足协,希望成立职业联盟运作职业联赛,轰动一时。他认为假球、黑哨和赌球都是因为足协不作为或难以作为造成的。章健说,“假球、赌球和黑哨很多都是俱乐部操作的,只要中国足协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从专业的角度认定是假球、黑哨或者赌球,就可以在行业内部严肃处理,这样就可以震慑其他人。”
　　2002年,在龚建平因为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而被公安部门抓捕之后(入狱10个月后,因病去世),阎世铎和中国足协曾经迎来整肃中国足球的大好时机。当时,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被怀疑有“黑哨”问题,2001年年底,感到事态严重的阎世铎把50多名裁判员召集到北京,关在一个秘密的会议室内进行了长时间的警告和批评,要求大家交代问题。遗憾的是,阎世铎最后称只要交代问题并且交回赃款的,中国足协“既往不咎”,因为足协必须对上级负责。于是,很多裁判交代问题而且交回部分赃款,最终逃脱惩罚,只有龚建平一人锒铛入狱。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让足协错失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好的环境整治时机。之后,足协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
　　2004年10月份,以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和北京国安俱乐部董事长罗宁为首的“G7革命”公然挑战足协的主导地位。当时,由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国际、青岛中能、辽足、深圳、四川冠城等7家俱乐部联合起来要求变革,推倒中国足协重来,这就是著名的“G7革命”。
　　“G7”打着“政企分开,官办分离”的旗号,要求中国足协还权于俱乐部。同时,“G7”指出足协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导致整个行业的混乱,无法整肃早已猖獗泛滥的假球、黑哨和赌球。“G7”当时制定了十几份职业联盟的文件,提出了60多条职业联盟的纲领,勾勒了职业联盟如何像英超股份公司运作的多个条款,承诺会把假球、赌球和黑哨的毒瘤清除,谁不遵守规则谁就出局。
　　当时,“G7”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进行了10次以上的秘密会议,认为假球、黑哨和赌球已经成为贻害中国足球的罪魁祸首,指望中国足协已经无法改变现状,成立职业联盟,让中国足球推倒重来是“重整山河”的最好手段。2004年10月26日,“G7”准备了数十公斤材料,准备在当天召开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散发并陈述“G7”“革命纲领”。
　　2004年10月26日,北京,某宾馆的会议室,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请来了包括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在内的十几位重要官员。就在“G7”准备在会上散发自己的材料的时候,阎世铎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只要我们五位(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副主席还在足协,只要足协还是我们说了算,这个会议上就不允许你们搞别的议题。”然后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和时任上海市体育局局长的金国祥先后声援阎世铎和足协,称“G7的这种行为就像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另外还有几个省市体育局的局长发言,称“这样闹下去要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的”。“G7”始料不及,一触即溃。这次会议,后来变成“G7”为首的投资人向中国足协声泪俱下痛斥赌球的贻害无穷,徐明、罗宁等人表示,“再不打击赌球,有人会踏着我们的尸体前进,甚至会死人的。”
　　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打击赌球才终于成为现实,而涉案人员的范围已上至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