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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中的虚假还远不止刻意的谎言和虚伪的删减。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几乎没有一件曾打动我心弦的事是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经历了那么多接二连三的事之后，很难避免把时间或地点张冠李戴的情况。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赖以佐证的日记或文件，也没有能帮助我回忆的其他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些像刚刚发生那样，在记忆中十分清晰，但也有遗漏或空白，我只能用与我的记忆一样模糊的叙述来填补。所以，有的地方我有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切的材料之前，我可能还会出错。但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的叙述是准确且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做到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
后来，卢梭还反复提到，虽然某些叙述可能存在谬误，但这无关紧要：“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所做的，我也不会记错，我在这里写下的主要就是这些……我许诺交出我心灵的历史，而为了忠实地写出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记录，我只需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遵循内心就够了。”
卢梭一如既往地很有先见之明。如他所承认的，也如一个世纪里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人类的记忆远远不能被当成值得彻底信任的机制。传统认知把记忆当成检索系统，就像能回放的录像带，或是能调取记录的电脑。在这种模式下，记忆的能力受限于大脑的容量：当某条信息被更新的或更紧迫的信息挤出去之后，它就会被遗忘。只有在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扭曲或虚假的记忆。
弗洛伊德提出了許多具有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观点就是记忆是反复无常的。他探讨了我们是如何被波动的情绪捉弄的，以及我们的精神防御系统是如何（在他所谓的压抑中）除去痛苦经历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持续的研究，后来的心理学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们发现记忆本来就不可信赖：记忆不仅会因缺漏而变质，还不可避免地会被曲解和捏造。
记忆本身就是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它将“真实”的记忆、对世界的认知、从各处收集来的线索以及对过往记忆的回忆拼凑在一起，看似有凭有据地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妙笔一挥，把内心的设想粉饰成了真实的场景。正如心理学家F.C.巴特莱特1932年在开创性的著作《记忆》中所说：“记忆显然更接近重建，而非单纯的复制。”
而且，重建的过程受制于各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失的部分越来越多。
导致曲解和谬误的还不仅仅是时间。事件发生后，如果我们试图记住得到的提示或建议，甚至是不易察觉的暗示，记忆就会迅速滋长。
关于记忆的缺陷，著作最多的是心理学家丹尼尔·施克特。自传和对过去的回忆都被他称为“偏见”的谬误——我们的记忆总是不经意地曲解过去。他在《记忆的七宗罪》中列出了记忆被曲解的五种类型，它们都是经过多项研究后总结出来的：“一贯型和善变型指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观念，重新塑造或美化自己过去的经历。事后聪明型指的是人们用现在的知识去分析过去的事情。唯我型是说在对现实的感知和对记忆的精心编排上，自我扮演着重要角色。模板型指的是记忆在人们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对这种影响未必很清楚。”
以上几种类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会让记忆变得更引人入胜或更戏剧化，与充满随意性的现实生活相反。
记忆就像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人们却对其准确性自信满满，这样的矛盾似乎是人类共有的特征。显然，大多数自传作者（卢梭的谦逊是个例外）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的记录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哪怕其中包括对半个世纪前对话的逐字复述。实际上，记忆与叙述之间本来就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叙述讲究细节，而记忆在细节上着实不尽如人意。
自我暗示也是个问题。写自传这件事，与回忆这种无主观倾向性的行为完全不同。在对各个事件、情节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表面下，是对自己一生的诠释。隐含更深的是，作者希望证明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这件事具有合理性，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个有价值的好故事。
因此，事实是，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人生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想把它写成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样子，你就会开始降低真相的标准。19世纪，卢梭的后继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其中包括司汤达，他说：“我没有说我在书写历史，我只是记下我的记忆，以便别人猜测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到了20世纪初，自传已经濒临崩溃。它承受了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还是易犯错误的记忆，以及“真相”的混乱本质。思忖至此，一个认真的作家怎样才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呢？20世纪初，马塞尔·普鲁斯特做了一个极佳的选择，那就是让自传在想象的加温下慢慢升腾，最终被塑造成小说。另一种选择是承认目前的困境，然后往前看。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率直、无畏且超前，像是美国版的卢梭。他写道：“这就是他记忆中的旅程。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实际的经历没有教育意义，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摘自《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
后来，卢梭还反复提到，虽然某些叙述可能存在谬误，但这无关紧要：“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所做的，我也不会记错，我在这里写下的主要就是这些……我许诺交出我心灵的历史，而为了忠实地写出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记录，我只需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遵循内心就够了。”
卢梭一如既往地很有先见之明。如他所承认的，也如一个世纪里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人类的记忆远远不能被当成值得彻底信任的机制。传统认知把记忆当成检索系统，就像能回放的录像带，或是能调取记录的电脑。在这种模式下，记忆的能力受限于大脑的容量：当某条信息被更新的或更紧迫的信息挤出去之后，它就会被遗忘。只有在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扭曲或虚假的记忆。
弗洛伊德提出了許多具有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观点就是记忆是反复无常的。他探讨了我们是如何被波动的情绪捉弄的，以及我们的精神防御系统是如何（在他所谓的压抑中）除去痛苦经历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持续的研究，后来的心理学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们发现记忆本来就不可信赖：记忆不仅会因缺漏而变质，还不可避免地会被曲解和捏造。
记忆本身就是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它将“真实”的记忆、对世界的认知、从各处收集来的线索以及对过往记忆的回忆拼凑在一起，看似有凭有据地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妙笔一挥，把内心的设想粉饰成了真实的场景。正如心理学家F.C.巴特莱特1932年在开创性的著作《记忆》中所说：“记忆显然更接近重建，而非单纯的复制。”
而且，重建的过程受制于各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失的部分越来越多。
导致曲解和谬误的还不仅仅是时间。事件发生后，如果我们试图记住得到的提示或建议，甚至是不易察觉的暗示，记忆就会迅速滋长。
关于记忆的缺陷，著作最多的是心理学家丹尼尔·施克特。自传和对过去的回忆都被他称为“偏见”的谬误——我们的记忆总是不经意地曲解过去。他在《记忆的七宗罪》中列出了记忆被曲解的五种类型，它们都是经过多项研究后总结出来的：“一贯型和善变型指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观念，重新塑造或美化自己过去的经历。事后聪明型指的是人们用现在的知识去分析过去的事情。唯我型是说在对现实的感知和对记忆的精心编排上，自我扮演着重要角色。模板型指的是记忆在人们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对这种影响未必很清楚。”
以上几种类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会让记忆变得更引人入胜或更戏剧化，与充满随意性的现实生活相反。
记忆就像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人们却对其准确性自信满满，这样的矛盾似乎是人类共有的特征。显然，大多数自传作者（卢梭的谦逊是个例外）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的记录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哪怕其中包括对半个世纪前对话的逐字复述。实际上，记忆与叙述之间本来就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叙述讲究细节，而记忆在细节上着实不尽如人意。
自我暗示也是个问题。写自传这件事，与回忆这种无主观倾向性的行为完全不同。在对各个事件、情节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表面下，是对自己一生的诠释。隐含更深的是，作者希望证明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这件事具有合理性，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个有价值的好故事。
因此，事实是，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人生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想把它写成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样子，你就会开始降低真相的标准。19世纪，卢梭的后继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其中包括司汤达，他说：“我没有说我在书写历史，我只是记下我的记忆，以便别人猜测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到了20世纪初，自传已经濒临崩溃。它承受了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还是易犯错误的记忆，以及“真相”的混乱本质。思忖至此，一个认真的作家怎样才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呢？20世纪初，马塞尔·普鲁斯特做了一个极佳的选择，那就是让自传在想象的加温下慢慢升腾，最终被塑造成小说。另一种选择是承认目前的困境，然后往前看。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率直、无畏且超前，像是美国版的卢梭。他写道：“这就是他记忆中的旅程。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实际的经历没有教育意义，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摘自《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