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提出的一则辩题“我是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引发了广泛讨论，奇葩说微博最高赞的评论称：“那么独立男性能不能自己生孩子，孩子能不能跟女方姓，可不可以搬去女方家住？这个话题就不该存在。”虽然槽点满满，但彩礼问题的确导致了许多困惑，也戳中了不少人的痛处。在思考这一话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将其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关注“独立女性”的定义；其次，我们关心“彩礼”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存在。

何为独立？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可以被称为独立女性？一种说法是有钱的女性。被称为“脱口秀一姐”的演员思文就常常使用“独立女性”这个词。她看到，很多女性面临的生活困境本质是一致的。她在《新京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就是缺乏经济能力，因此也专门讲过一期为什么女人要有钱的主题脱口秀。
　　女人经济独立就意味着独立了吗？恐怕并非如此。如果说“经济独立”意味着个人经济需求方面能够独立自足，不需要依赖父母、伴侣的帮助，那么《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单凭自己的收入完全能称得上“独立女性”，但她却是剧中人物里生活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只因她和她所在的家庭重男轻女思想深入骨髓。从樊胜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论赚钱多少，如果思想上依然赞同男权，认为为了男性的幸福应该自我牺牲，那么拥有更多的财富只会成为沦为更肥的羔羊。
　　与这种收入不错且甘愿自我牺牲的女性形象相反的，是另外一种“独立女性”，也就是国产电视剧中热捧的“大女主”。很多大女主剧展现的是女主角如何走上传奇人生，男性的出现既满足女主角的情感需求，又成为女主角成功的垫脚石，但这些大女主却是“伪女权”。一方面，她们的成长往往不是由于自身的抱负，而是外界环境促成；另一方面，她们总是要依靠一个帮助她们成功的男人。很显然，这样的女性形象也称不上是真正的“独立”。
　　“独立女性”更加普遍的一种情况，是以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向前一步》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有全部责任，要求个体在自由市场中竞争。《向前一步》所代表的这种女性企业家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言人。在这本书中，作者“激励全球女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完美平衡”。信奉这种思想的女性认为自己应该对自己的幸福负全部责任，她们努力工作，细心择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庭和事业的平衡，陷入了要完美要平衡的怪圈，却并不反思女性在职场中的弱势位置，比如同工同酬问题，也不关注女性常常被鼓励在家庭中自我牺牲的社会现实。社会学者凱特琳·柯林斯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这种对独立和个人主义的痴迷掩盖了如下事实：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高度联结、彼此依赖的。而且，我们当中许多人享有的自由和优势是建立在压迫他人的前提上的。

　　在舆论大力赞美“独立女性”之时，为什么没有“独立男性”这种说法？男性似乎被默认是独立的，但现实情况是：在家庭里，很多男性的“独立”往往依靠的是妻子或母亲的无偿家务劳动、工作补贴以及“丧偶式育儿”；在职场上，大多数女性面对着同工不同酬和晋升天花板困境，男性在整体上天然更具优势。可以说，男性这种被默认的独立，其实建立在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之上，说到底他们才是真正不独立的人。
　　而且，在“独立女性”这个概念广为流传之时，社会却毫无对“独立男性”的要求，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如果一种德行只要求女性而不要求男性拥有，一种赞美只对被压迫者而不对压迫者发出，那么它就是一种骗局和陷阱。仔细看看社会对“独立女性”的要求，经济独立，不收彩礼，对自己的幸福负责，实现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不追问结构性问题。这一切都在维护现状的基础之上，给女性加上了一道又一道枷锁。因此，“独立女性”看似是一种赞美，实际上会成为新的压迫。

彩礼何来？

　　撇开独立女性这个可疑的标签，女性结婚究竟应不应该收彩礼？

　　我们存在于一个且新且旧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对彩礼的想象可能还停留在用彩礼换女儿的阶段。据澎湃新闻《南方和北方的彩礼是一回事吗？》一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李永萍看到，在今天中国南方的宗族性村庄里，彩礼被认为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但彩礼价格普遍不高，一般是象征性的；在华北农村，彩礼价格比较高，在15-20万之间，但是女方父母通常会把彩礼全部给女儿。因此大多数时候，彩礼是一种仪式性的存在。
　　如果说高价且不返还给小家庭的彩礼是“卖女儿”，那么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这并不是女性不够独立造成的，恰恰相反，其源头在于重男轻女造成的农村青年男女比例失衡。据澎湃新闻报道，2019年，河北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彬提交了《关于解决农村结婚彩礼畸高问题的建议》，该建议认为，高彩礼存在的一大原因就自安于，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医疗技术B超检验胎儿性别的滥用等导致男性出生率远远大于女性，其解决方法应是严令禁止和查处医疗B超技术检验胎儿男女性别行为，缓解男女失衡。

　　如果说高价彩礼是重男轻女的产物，那些象征性的或金额较低的彩礼是否也应被视为陋习呢？任何习俗的存在都不应该和它所在的社会环境割裂。在今天的中国，婚房彩礼的存在有其经济背景，即男女之间的财富悬殊巨大。《剩女时代》一书作者洪理达发现，父母愿意在儿子购房时提供较大的经济资助，但往往拒绝助女儿一臂之力。她还引用人类学家王丹宁的研究称，由于兄弟被看作是“整个家族的后代，大家理应为其分担责任”，所以向兄弟提供经济资助的城市女性数量越来越多。“总体而言，男性经过一番周折，最终还是能拥有价值不菲的住房（只要他们有父母、女友、妻子和其他亲戚的资助），而背着买房压力的女性，拿出了不菲的钱财，到头来还没有权利在房产证写上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要和她们的兄弟争夺父母的购房资助。在父权制的大环境中，在经济上作为显著弱势群体的女性要求婚房彩礼，不仅常常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而且还可能导致她们最终不得不接受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
　　人人都在关注彩礼——毕竟它的数值可以用金钱准确衡量——却少有人关注传统上女性结婚后需要承担的家务、育儿、照料等等，不论女性选择要还是不要彩礼，这些责任也往往被推给女性完成。在婚恋阶段，一些女性就必须考虑如何背负婚后育儿的压力；生育后女性进入/回归职场面对的敌意将更大，更可能被假定为不务正业的、没有职业追求的、会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在资本拒绝补偿、国家提供的制度性安全网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一切都需要家庭来买单。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
　　说到底，“独立女性要不要收彩礼”的问题，是在向原本就处于弱势群体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应该做的是应该向那些占据优势的男性问询：是否应当承担家务、育儿、照料的责任？是否应参与推动劳动场所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社会也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保障，从重男轻女观念下被抛弃的女婴到背负家务重担的母亲，她们都需要被看到、被保护、被尊重，平等之路还有很远要走。（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