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数次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每一次均凭着自己的沉着冷静、战友的掩护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化险为夷。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董必武成功脱险便是其中一例。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同流合污，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血腥口号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一度是国民大革命中心的武汉，转眼间便变成了反革命的杀人场所，无数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毒手。12月17日，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等一伙反革命刽子手，将曾经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李汉俊杀害。反动派在公布杀害李汉俊的“布告”旁边，还同时贴了一张悬赏告示：谁献来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人头，可领取一万五千元现洋的奖赏。
　　国民党反动派错误地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贪图丰厚的赏金，自然会有人主动地给他们送来董必武的人头。殊不知，在几天之后，董必武被人巧妙地送上了一艘由汉口太古码头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从而平安地脱离了虎口。护送董必武脱险的人，是与他素不相识的两个平民老百姓，一个名叫袁祥福，一个名叫袁祥寿。他们俩是堂兄弟，并且是在同一条船上做事的长江船员。哥哥袁祥福，是“安庆号”的水手头佬（水手长）；弟弟袁祥寿，是水手二头佬（副水手长）。
　　袁祥福和袁祥寿有一位侨居日本的伯父，此人在日本成家立业，生了两个儿子袁方宇和袁育宇。袁方宇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个名叫潘怡如的中共党员。1927年秋，袁方宇接到其岳父万秉臣从武汉寄来的家信，信中说自己已经替他谋得了汉口日信洋行三买办的职位，福利待遇优厚，要他赶快回国到汉口来就职。恰巧潘怡如有个亲戚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面担任要职，他也要到武汉谋个安身立命的职位。于是，袁方宇和潘怡如两人结伴同行。两人到达武汉时，适值武汉风云突变，蒋汪合流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甚至国民党左派人士，革命烈士们的鲜血洒遍了武汉三镇。很多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害怕溅上“火星”，听到“革命”二字便觉胆战心惊，在汉口日清公司当大买办的万秉臣更是如此。
　　12月20日这天，袁方宇将董必武和潘怡如领到万秉臣家来避难。万秉臣知道对方身份后，吓得面如土色，害怕自己受到牵连，立即离开自己的寓所，跑到汉口法租界里面躲起来不见面。万秉臣两天没有回来，袁方宇怕他捅出娄子、惹出麻烦，便建议董必武和潘怡如马上离开这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鉴于形势越来越险恶，潘怡如也认为此地不宜久留。正在这危急时刻，恰逢一艘由汉口太古码头往返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到达武汉，准备开往上海。袁方宇立即奔上“安庆号”，找到自己在这艘轮船上做事的两个堂兄弟想办法，请他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董必武和潘怡如安全带走，以免他们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
　　当时在武汉，敌人封锁搜查严密，暗探特务活动频繁，无孔不入。为避免暴露，董必武和潘怡如在船上不能和其他陌生人接触，而袁祥福虽然是这艘轮船的水手长，却没有享受单人房间的资格，只能和普通水手们住在一起。袁祥寿就更没有那种条件和待遇了。不过，袁祥寿负责管理着一个位于底舱堆放水手劳动工具的小房间。可是，这个小房间里面放满了油漆等乱七八糟的杂物，只能容纳一个人站立着。袁方宇回来，立即将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潘怡如。潘怡如认为：应该把机会让给董必武，因为董必武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宁可让自己担当风险，也决不能让董必武暴露。潘怡如在与袁方宇仔细商量研究后，制定出了一套周密详细的秘密护送董必武脱险的计划，旋即离开了万秉臣家，去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12月22日，北风骤起，气温骤然下降，黄昏时候袭来了一阵猛雨。这天，袁祥福冒雨来到万秉臣家中，想趁着下大雨的良好时机将董必武接走。当他听了护送董必武上船的计划后，又立刻返回“安庆号”，取来了一套半旧半新的船员制服。董必武脱下身上的黑皮袍，换上了船员服，对着穿衣柜的镜子一照，满意地说，“刚好，像是订做的一样！”袁方宇提议：“我们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好上路。”
　　入夜，汉口江汉关的大钟，重重地敲了11响。袁方宇穿上呢子大衣，出门叫来人力黄包车。黄包车来到门口时，董必武已经等在门前，只见他衣冠楚楚，神采奕奕，俨然是一位高级船员。两部黄包车载着董必武和袁祥福，大摇大摆地从汉口中山大道通过，转进江汉路，到达海关钟楼下的太古码头前停下。挂有英国国旗的“安庆号”正停靠在码头边。袁祥福跳下车，接着又扶董必武下了车，随后领头通过囤船栈桥，把董必武领到轮船大舱间，从中楼梯一前一后地上了三楼。
　　刚到三楼，他们就碰上一个值班的船员。袁祥福害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与他随便打了个招呼，就领着董必武从船头下到船底舱，直奔那间存放水手劳动工具的小房间。袁祥寿此时早已在那里等候。3人挤进去，把门带上。袁祥寿对董必武说：“您是我们的客人，但因情况特殊，只好委屈您了。白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条船的船长、大管轮和二管轮全都是英国人，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董必武感激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替我操了心、担了风险，我一定按照你们的吩咐行事！”
　　江汉关传出午夜的钟声，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袁祥福和袁祥寿告别了董必武，把小房间的门反锁上。第二天上午9点半钟，“安庆号”离开汉口，开往上海。这艘轮船，一般要经过5天航行才能到达上海。每当中午和傍晚的时候，袁祥寿都装着到小房间里寻找劳动工具，偷偷地给董必武送饭。事实上，潘怡如通过家里亲戚的关系，也上了“安庆号”，并在暗中保护着董必武。就这样，董必武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武汉这个异常危险的地方。
　　“安庆号”驶达上海之后，袁祥福按照事先的计划，到日本领事馆用化名替董必武办了一张护照，并帮他买了一张由上海开往日本的“神户丸号”的船票。潘怡如的护照和船票，也由上海秘密党组织替他办理好了。此后，董必武、潘怡如同船抵达日本东京。一到东京，潘怡如就拿着袁方宇写给弟弟袁育宇的信，把董必武带到袁育宇家，请他安排董必武住下。董必武在日本东京住了半年，后来又受党组织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此后，曾多次化名陈重毕，给在汉口工作的袁方宇写信，感谢袁方宇、袁祥福、袁祥寿等人对他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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