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少聪的这篇小说让我想到了罗兰·巴特对写作的一个断言，他曾称“从福楼拜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写作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就修辞上的气势而言，我确信我读到的《湍流》是一篇被语言搅拌机嚼碎的“写作”，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这是一个“小说”的话，那太蹩脚了。但毋庸置疑，《湍流》就是一篇如此与众不同甚至于很难被轻易定义的小说，如呈现幻觉一般吸引了读者的好奇心，且个性十足;接下来，我不得不尽力阐明我的观点，这篇小说如何完成了它的显著的未完成性。
　　方少聪的《湍流》是一篇非常出色却令人生疑的涉及观念的小说，就文本表现而言，我读完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现在的90后作家越来越厉害了;我说的厉害，是指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修辞和语感上泛滥于奇崛的意象并彻底抛弃了精工细作的写实传统，比如方少聪，比如渡澜等等。正好在这段时日，我刚读完马华作家张贵兴写一种叫做“猪笼草”的小说《猴杯》，人尚未从那个热带雨林氛围里钻出来便又读到了《湍流》，巧的是，我在这篇小说里发现了这句“而悬挂于游客头顶的一排排猪笼草，则会令他联想起自己的孩子。”意识不免再度落入混沌;张贵兴的《猴杯》是一部词语咆哮的长篇小说，方少聪的《湍流》则是一个非流行体式短篇小说，先搁过文本篇幅的长短不论，单说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叙述语言的密度过大，有种虚张声势地徒逞口舌之快以满足、迎合某种闲人的情绪之嫌（也许不是）。
　　《湍流》的取材反日常经历，在想象力的视域里以支离破碎的形式讲了一个死亡的故事，这一点没什么好惊奇的，也谈不上有何精彩可言，艾略特有一出戏叫《老政治家》，里面的老政治家克拉夫顿勋爵对死亡体认得好：“生命是什么——这值得以死去相寻。”令人奇怪的是，《湍流》的叙述完全是外国小说的风格，没有一点儿“中国故事”的气息，仿佛一种基于梦呓的夸夸其谈，呈现出了张力四射的诗情效果，我称之为夜晚的语言。这是一个关于梦境和困境寓言的小说，实质内容浮泛且分量根本不足：一名长久以来致力于历史湍流研究的学者（他是小说的主人公，匿名），他有严重的谵妄症，欠房东的房租，为城邦史撰写序言，竟然在他的梦里死于非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嘱。这里有一套利奥塔论述过的故事规则：要悬置判断，不要有确论，要接受眼前发生的事情，为它赋予一种特殊的注意力，就像它所发生的那样。学者的死作为悬念之一，我们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种主体的身份焦虑，方少聪在处理学者的死亡时毫无疑问从历史的细节中取了样，他是投水死的，历史上屈原、老舍也是投水死的。小说里写到学者因迷路而“得到了王国维的帮助”，这个叫王国维的向导学识渊博，“……是一位布衣的先生，手中攥紧紫色绒布，消瘦，温和，戴圆眼镜，像诗意的青蛙，因长久的沉默而声音微弱;他在散步时发现了迷惘的学者。”由此，我可以断定，作者将小说里的学者和民国史上那位投水且也叫王国维的学者镜像了。这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故事路子，在那个晦暗的隐喻谱系中，作者的真正意图像迷宫一样很难被人抓住。
　　在我看来，一些成长起来的90后作家在反对传统小说的（倚重讲一个扎实故事和刻画一个典型人物）理念上基本保持了实践一致，我没看出来他们不具备很强的叙事能力，他们也不关心如何讲述故事的发生和走向，更不理会关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而是，他们着力的重点在于处理观念——小说如何不落入俗套地揭示历史和人的存在现实。像方少聪这类的年轻作家，拙于或不屑于在文本中用直接性、明晰性和具体性表达了，偏向空转的、主观的、表述方式雷同且高强度措辞的语言-经验叙事，凡此种种缺乏现场感的能指式写作，就技术和方法论而言，属于典型的后现代做派。
　　从《湍流》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视角采用的是诗人式的，故事结构也被能指性语言稀释了，“学者”在一种令人发腻的机械性基调中展开了他的形而上存在和形而下妄想，最终行至“水穷处”——一个人从内心深处流亡，而流亡的终途是死亡。这就有点诅咒意味了，没错，我们从这篇小说的边边角角都发现了死亡感的气息，从隐喻的角度看，“湍流”这个意象，又指向了生命源头的方向。
　　当我们从叙述学上考察《湍流》时，会发现这篇小说在叙述的形式上抹去了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讲述的故事主线和人物不清晰，时间线索不连贯，无细节，包括對话也是极其抽象得不知所云，尤其是隐喻的使用，让我们从文本的表面上看到了一种罔顾真实生存的叙述密度。这就引发出另一个问题：隐喻和当代小说的关系。我想说方少聪肆无忌惮地使用隐喻已使他的小说对“修辞”非常倚重，这就给小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小说的直接性被严重遮蔽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这篇小说有一个“显著的未完成性”，我把它理解为作者在写作上思考的一个预先追求目标，意思是，作者试图通过忮词、梦呓和谵妄症的叙事策略来获得它的完成性。这种策略肯定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众所周知，短篇小说因其字数的限制，写作者容易产生一种文体实验的信念，偏向更多的可能性和未完成性上开掘，在故事的截面上切出一个棱角来，就如方少聪的这篇小说，但这种叙事往往过于独断和虚耗，不注意节制，这是我所反对的。
　　除了描述性的而不是叙述性上的因旁逸斜出的密集话语效果让人惊奇连连外，不时插入的旁白式对话也是《湍流》里叩问死亡的锁钥，作者有意不追求语义的严谨，其形而上的意味是对小说主题的阐释。比如：“兴许直到他落入河里也不曾醒来。”“我想，他遇上了湍流。”这些戏剧式对白都是无主之作，甚至是即兴的，议论的，既神秘又晦涩，但都指向一个事实：“他做梦，以至落入了水！”这就是说，梦境里的人都承认梦里发生的事是真的。
　　现在我们可以揣测一下“湍流”的意思和意义了。《湍流》的作者方少聪之所以使用“湍流”这个意象作这篇小说的标题，是利用了其物理学上的意思，流体的流速一旦高了，流线就成混沌状，湍流，即流场中的漩涡。正如他在篇首所引用的沃纳·海森堡这句话：“当我见到上帝后，我一定要问他两个问题——什么是相对论，什么是湍流。我相信他只对第一个问题应该有了答案。”所以，作者对“湍流”委以重任并命名了一种状态，其实也是一种题目对灵魂问题的暗示与提示，必然让人觉出陌生。不得不说这篇小说呈现了一种反常的奇观，与读者平常熟悉的小说大相径庭：它有一个影子式的主人公，一个中断的易使人走神的故事，一个虚耗的开头和一个漏空的结尾。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我一直在强调这篇小说的语言特点而不是它的离题叙述，我认为小说的语言不止于对现实的忠实描述，更需在意识的层面上以特殊的方式去洞悉人的弱点和困境。方少聪轻故事内容，但在文字的使用上的确是特立独行的，当然也不免滑向忘乎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要学会抑制轻浮的情绪。
　　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下，“中国故事”是不会用《湍流》这样的刻奇语气言说存在的，这种丰饶而奇异的叙事就叫“翻译体”，但不精确——庞德在他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曾忠告：“想一想，但丁的呈现与弥尔顿的滔滔不绝相比之下是何等的精确。”不可否认，这是一篇具有刻奇风格的小说，喜欢这种风格和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读者阵营鲜明，这是个人的品味问题，在品味的问题上，康德早就认为品味判断是“主观的”。
　　作者简介：赵卡，原名赵先峰，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现居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