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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贝雷尔森的一句“传播研究行将就木”不仅没有致传播学于死地，反而催生了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即受众中心论的出现。以卡茨、布拉姆勒、麦圭尔、格里维奇等人为代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是经验学派受众中心论的主要阵地，而以霍尔模式为基石的文化研究学派则体现了批判学派的受众中心论观点。但无论是经验学派或批判学派，在谈及受众中心论时都暴露出了同样的一个缺陷，即研究过于侧重微观层面，都以受众个体为研究对象，而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远非只依靠简单个体的叠加就可以被理解和定义的。
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批判的文化研究者还在进行接受分析时，在美国，一种受众研究的新方法正在成形。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早年芝加哥学派的米德及其弟子布鲁默所提出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社会学家伯格和卢克曼所提出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即“强调人们的现实经验是一个进行中的社会建构，人们进行人际传播和接触大众媒介的目的是为形成日常生活的主要事务的典型化图示建构一个自然的背景”，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基础中隐含着积极的受众的意思。这种受众研究新方法的代表成果之一就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理论。
一、框架分析理论的定义
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戈夫曼首次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的具体事实。”
戈夫曼最初的假设是：人们都要设法给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件赋予一定的意义。而赋予意义的过程是要依据一定的程序或标准的，即戈夫曼所说的“框架”。“框架”是指人们用来定义情境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也就是指人们内化了的现存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是一系列的惯例和共同理解，也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演出的依据。
二、框架分析理论的内容
简单的说，框架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
框架的形成就是指我们如何把某个事物归入一致性的范畴中，框架主要分为首要框架和次要框架。所谓“首要框架”（primary framework） 是指那些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例如交谈、饮食、穿衣等。但是，首要框架可以被变换为“次要框架”（secondary framework），在此，首要框架的基本组织原则被用来满足不同的目的。
在戈夫曼看来，这样的次要框架和主要框架的转换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频繁，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空间，经常性地大幅度地改变我们对境遇、行为和他人的期望。
三、框架分析理论的应用
框架分析的三个传播学研究领域：（1）新闻生产——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2）媒介内容——媒体框架是什么；（3）媒介效果——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其中，前两者使用的是框架概念的社会学含义（frame/frame analysis），后者使用的是框架概念的心理学含义（framing/framing analysis）。
本文仅试图对新闻生产领域进行框架分析，结合胡斌飙车案的新闻报道对媒体的框架是如何被建构进行简单梳理。
吉特林认为，“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应该提问：为什么媒体使用了这个框架而没有使用其他框架？关于同一个新闻媒体，不同媒体以及同一媒体在不同时期都采用了哪些框架来进行报道？媒体框架对事件的解释跟事件的真实意义有多大差别？”
在网络媒体上，天涯、豆瓣、猫扑、人人、开心等大型论坛和社交网络几乎在事发后不久便对胡斌飙车案一事进行了广泛传播。对该事件的网上舆论最初便定位在“飙车”富二代与“优秀”好学生的二元对立之上。
对胡斌的人物描写运用了典型的格式塔心理，即不求全貌，而是特写其手臂上的纹身和身边的浓艳女孩，另外辅之以黑衣女人的冷漠言辞，一个纨绔子弟、无法无天、为富不仁的形象跃然纸上。尤其是当代表着公正、正义的警察给出了车速仅仅70码的官方消息之后，网民心中积怨已久的官商勾结、社会不公的刻板印象，以该事件为导火索被迅速点燃。运用框架理论分析，胡斌事件仅仅属于一种次要框架，但该事件却正是“社会不公”的首要框架的典型代表。
而回归到传统媒体之后，胡斌事件的报道基调却进入了另一种框架。以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为例，新闻主要关注胡斌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罚，对富二代和优秀学生的二元对立进行淡化处理，模糊在网络报道中的阶级或是阶层差别，对于“车速70码”这一意味着“政府不作为与官商勾结”的概念忽略不提。
由此可以看出，在有关网络新闻框架与传统媒体新闻框架的相互关系方面，网络新闻框架并没有到达《邓玉娇案的框架分析—网上公共舆论如何影响网下媒体报道》一文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即网下媒体已处于劣势，笔者认为，目前为止，网下媒体，即主流传统媒体的新闻框架依然掌控着绝对的主流意见市场，即决定着主流的受众理解框架。
四、框架分析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框架理论在中国传播学界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
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指出，“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人们对之的理解；其次，怎样反映现实，如何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其三，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而是把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的语境—诸种关系之中”。
但我们也应看到框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正如《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一书所说，“框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概念，但是框架在效果过程中如何运作却不容易说明”。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批判的文化研究者还在进行接受分析时，在美国，一种受众研究的新方法正在成形。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早年芝加哥学派的米德及其弟子布鲁默所提出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社会学家伯格和卢克曼所提出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即“强调人们的现实经验是一个进行中的社会建构，人们进行人际传播和接触大众媒介的目的是为形成日常生活的主要事务的典型化图示建构一个自然的背景”，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基础中隐含着积极的受众的意思。这种受众研究新方法的代表成果之一就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理论。
一、框架分析理论的定义
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戈夫曼首次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的具体事实。”
戈夫曼最初的假设是：人们都要设法给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件赋予一定的意义。而赋予意义的过程是要依据一定的程序或标准的，即戈夫曼所说的“框架”。“框架”是指人们用来定义情境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也就是指人们内化了的现存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是一系列的惯例和共同理解，也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演出的依据。
二、框架分析理论的内容
简单的说，框架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
框架的形成就是指我们如何把某个事物归入一致性的范畴中，框架主要分为首要框架和次要框架。所谓“首要框架”（primary framework） 是指那些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例如交谈、饮食、穿衣等。但是，首要框架可以被变换为“次要框架”（secondary framework），在此，首要框架的基本组织原则被用来满足不同的目的。
在戈夫曼看来，这样的次要框架和主要框架的转换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频繁，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空间，经常性地大幅度地改变我们对境遇、行为和他人的期望。
三、框架分析理论的应用
框架分析的三个传播学研究领域：（1）新闻生产——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2）媒介内容——媒体框架是什么；（3）媒介效果——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其中，前两者使用的是框架概念的社会学含义（frame/frame analysis），后者使用的是框架概念的心理学含义（framing/framing analysis）。
本文仅试图对新闻生产领域进行框架分析，结合胡斌飙车案的新闻报道对媒体的框架是如何被建构进行简单梳理。
吉特林认为，“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应该提问：为什么媒体使用了这个框架而没有使用其他框架？关于同一个新闻媒体，不同媒体以及同一媒体在不同时期都采用了哪些框架来进行报道？媒体框架对事件的解释跟事件的真实意义有多大差别？”
在网络媒体上，天涯、豆瓣、猫扑、人人、开心等大型论坛和社交网络几乎在事发后不久便对胡斌飙车案一事进行了广泛传播。对该事件的网上舆论最初便定位在“飙车”富二代与“优秀”好学生的二元对立之上。
对胡斌的人物描写运用了典型的格式塔心理，即不求全貌，而是特写其手臂上的纹身和身边的浓艳女孩，另外辅之以黑衣女人的冷漠言辞，一个纨绔子弟、无法无天、为富不仁的形象跃然纸上。尤其是当代表着公正、正义的警察给出了车速仅仅70码的官方消息之后，网民心中积怨已久的官商勾结、社会不公的刻板印象，以该事件为导火索被迅速点燃。运用框架理论分析，胡斌事件仅仅属于一种次要框架，但该事件却正是“社会不公”的首要框架的典型代表。
而回归到传统媒体之后，胡斌事件的报道基调却进入了另一种框架。以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为例，新闻主要关注胡斌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罚，对富二代和优秀学生的二元对立进行淡化处理，模糊在网络报道中的阶级或是阶层差别，对于“车速70码”这一意味着“政府不作为与官商勾结”的概念忽略不提。
由此可以看出，在有关网络新闻框架与传统媒体新闻框架的相互关系方面，网络新闻框架并没有到达《邓玉娇案的框架分析—网上公共舆论如何影响网下媒体报道》一文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即网下媒体已处于劣势，笔者认为，目前为止，网下媒体，即主流传统媒体的新闻框架依然掌控着绝对的主流意见市场，即决定着主流的受众理解框架。
四、框架分析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框架理论在中国传播学界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
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指出，“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人们对之的理解；其次，怎样反映现实，如何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其三，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而是把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的语境—诸种关系之中”。
但我们也应看到框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正如《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一书所说，“框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概念，但是框架在效果过程中如何运作却不容易说明”。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