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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们的考古學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工的遗迹和遗物，比如对发掘出土的城墙、壕沟、宫殿的夯土基址、半地穴式的房屋、土坑竖穴的墓葬、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形状、纹饰特征等等进行探讨。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于古代、尤其是史前的技术与经济状况，比如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耕作、家畜饲养、铜器的冶炼铸造技术、陶器的制作工艺、玉石器的原料来源等等涉及不多，留下大量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索。
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认识当时不同地区及不同时间段里的技术与生业状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为此，在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下，我们专门组建课题组，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源、技术与生业开展研究，计划通过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石器研究、玉器加工技术等七个子课题研究，采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对特定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开展综合研究，重点考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这个时段内，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的衣业和手工业特征，深入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技术与生业发展状况，探讨技术、生业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互动关系，明确技术和生业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重要资源研究
冶炼遗址
李延祥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辽西地区的多处遗址中发现炼铜炉壁，有些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均集中在距今4500～4300年，显示这些炼铜遗物可能属于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矿冶遗存。对上述遗址出土的矿石和炉渣的初步检测结果表明，当时开采和冶炼的是铜、锡、铅的共生矿石及含少量锡的砷铜。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发现10余处属于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的古代冶金遗址。对部分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检测数据显示其年代范围可早至距今4000年前，在这些遗址发现冶炼红铜、砷铜和锡青铜的炉渣。上述遗址的冶金遗存集中而丰富，显示出当时的冶金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准。
在中原地区的重要铜产地中条山周围，发现多处出土矿石、炉渣、木炭等冶铜遗物的遗址，其年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遗址里出土的炉渣皆系使用矿石炼铜的冶炼渣，冶炼的产物是红铜，不是铸造青铜器的熔铜渣。另外，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发现陶范、石范等遗物。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遗迹，其青铜器是用铜锡铅三元合金制作的，鉴于迄今为止发现的仅仅是红铜矿，因此，二里头遗址的锡和铅还有另外的来源。
此次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显示了从矿山、冶炼遗址到铸铜遗址的产业链，以及由多条产业链形成的冶金生产网络。
盐业资源
李水城领导的盐业考古团队在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发现埋藏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同时还发现有作坊、蓄卤池、浓缩池、盐灶等遗迹，证实这是一处典型的制盐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当地采用花边口尖锥底（或小平底）器制盐，产业规模有限；商代改用小型羊角尖底杯制盐，产业规模扩大。上述制盐工艺的阶段性变化是中坝制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组织强化的具体表现。对三峡地下卤水和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科學检测证实：1）该遗址文化堆积特征与世界各地的制盐遗址相同；2）三峡地区的地下卤水化學成分与中坝遗址制盐设施的土样成分类似；3）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矿物成分与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废料场残留物一致；4）中坝制盐陶器表面纳和氯浓度较高，由内向外形成清晰的梯度，显示其与熬盐有关。此外，从景观环境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坝制盐工艺的变化与过度开采山林资源，最终导致当地植被系统破坏，燃料匮乏有关。植物考古學和石器研究证实，中坝遗址缺乏农业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这处特殊产业遗留的性质。
晋南河东盐池是中原地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相传尧舜时即已开发。由于河东盐池依赖自然风力日晒产盐，很难留下考古证据。近年来，有些學者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考察和样品分析，提出它很可能是夏代在晋南建立的一个以获取重要铜、盐资源的军事据点，但尚有待样品检测分析结果的验证。此外，也有學者通过对芮城清凉寺墓地的研究，提出这处墓地的主人很可能是控制晋南盐产品向南输出贸易通道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推论非常具有建设性。总之，在史前社会晚期，此地就作为盐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到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对晋南重要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特殊资源的攫取与控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技术与生业研究
农业研究
赵志军领导的植物考古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文化区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到距今40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豆，西北地区出现了小麦和大麦。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以稻谷为唯一的农作物。黄河下游地区具有稻旱混作特点，稻谷与小米都是主体农作物，基本不分伯仲，但到了岳石文化时期，稻谷的比重有所下降。中原地区一直以种植小米为主，在仰韶文化时期，稻谷已经北传到黄河流域，自龙山时代起开始普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数量增多，自龙山文化开始出现大豆，小麦也开始传人并迅速普及。
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初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长习性和抗灾特性不同，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有限的耕种土地，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节，由此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抗灾害能力弱，这有可能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败，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的经济原因。
家畜饲养
袁靖领导的动物考古团队发现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如西辽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经历了以狩猎活动为主向以家养活动为主的转变过程，其饲养动物的种类由家猪和狗，变为增加了绵羊、黄牛。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一直以饲养家畜为主，其家养动物的种类从早到晚的变化十分明显，在仰韶文化时期是狗和猪，到龙山文化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DNA的研究结果表明，绵羊中存在起源于西亚地区的B世系种类，黄牛则大多数来自起源于西亚地区的T3世系。食性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到二里头时期，黄牛的饲料基本上由人控制。长江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渔猎为主，其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到良渚文化时期突然出现过一个饲养家猪的高峰，但是到后来的马桥文化时期，又回到以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样一种模式。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两个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辽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相继发生变化，如辽河流域出现文化的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则发生经济形态的变化，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逐步向游牧经济转变。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饲养狗、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且在保持家养动物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牛和羊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个特征与后来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饲养家畜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们认识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饲养家畜和狩猎野生动物除了获取肉食资源外，还包括对动物的二次开发，如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当时可能存在剪羊毛的行为。一直到龙山文化为止，古人都是利用猪骨和鹿骨制作骨器，但是到了二里头时期，改为以牛骨作为制作骨器的原料，且制作技术开始规范化。
在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墓地里发现马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的遗址里也发现马骨。这些马骨的发现对我们研究中国家马的起源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而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甘肃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马骨，正好印证了我们认为家马是由外来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推测，甘肃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可能都是家马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通道。依据以往的研究，鸡骨到二里头时期有所发现，但是尚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冶金术研究
梅建军领导的冶金考古团队认为，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西北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远盛于中原和北方，表明该地区在中国早期冶金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了砷铜，在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早期冶金遗迹，在新疆小河墓地发现了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纯锡器和金银器。这些都是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根据已有的研究，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应是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基于西北本地社会文化需求的区域技术创新，它也构成了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的基础。
中国北方是另一个早期冶金术获得显著发展的重要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证据表明，北方地区与中原之间也存在文化联系与互动。因此，在中国早期冶金术的发展历程中，北方地区也属于区域互动中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之一。青铜容器和组合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构成了中原地区冶金术划时代发展的核心内容，也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既吸收了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技术因素，也有本地区技术演进的基础。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的加强，是冶金术迅速传播并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动因。
早期冶金技术演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不同，都可能影响并制约到早期冶金术的选择和发展。因此，关于早期冶金术的研究仅仅着眼于技术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性探讨。
陶制品研究
由罗宏杰和王增林领导的陶器研究团队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的先民制作一般陶器的原料属于易熔粘土，有可能是利用了河流沉积土；而白陶、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属于瓷石类型，在部分陶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高岭石、石灰石等，这为后世陶瓷的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斗笠状白陶表面使用朱砂涂红，这是先民最早使用汞元素的一种见证；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城内和城外的先民在制陶原料方面存在差异，这证明当时可能存在“内外差别”或“城乡差别”；河南洛阳南洼遗址出土的作为高级别礼器的白陶并非来自二里头遗址，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白陶应该有各自的制陶场所。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陶器的烧成技术没有明显改变，但长江下游地区的窑炉技术却在不断提高；先民已经有了改变烧制气氛的意识；由于高温技术和原料的突破，自公元前800年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原始瓷。
自仰韶文化中期陶器生产是慢轮制作，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半专业化了；龙山时代快轮制陶术的出现，标志着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专门提供给贵族使用的陶礼器，陶礼器的胎土成分与一般日常用陶器的明显不同，显示出陶器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豫西地区部分仰韶文化遗址陶器的化學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当时这里的陶器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中存在某些南方地区文化的因素；上海广富林文化的陶器来源是多样的，这些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南北方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石器研究
王小庆、钱益汇等通过对山东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石器的测量分析，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不同种类的石器制作存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差异。到了岳石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器制作的专业化生产，尤其是石刀、纺轮等农业工具和纺织工具专业化程度较高。这些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变化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河中下游地区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斧、石锄等工具在石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石刀、石镰等工具数量大增这种现象。而这种变化在黄河上游地区表现的不是十分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当时人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后，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中投入劳动量的改变。即从龙山时代开始，人们在土地开垦和耕地的整备等环节上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减少，而在田间管理和收获等环节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有大量增加。这是农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反映，其为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玉器研究
邓聪领导的玉器研究团队首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存在三个不同的生产玉器毛坯体系。即1）由原砾石制作个体玉器；2）由对向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3）由砂绳切割生产玉片。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特殊的先钻孔、后砂绳切片的技术，这是红山文化中独特的玉器工艺技术。红山文化玉器中箍形器的制作过程，存在背向砂绳切割痕迹。學术界过去一直以为龙山文化时期才是片切割生产玉料的开端。此次在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技术，改变了以往的认识，在中国玉器制作技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距今4600年前左右，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片切割开片技术异军突起，片切割彻底取代线切割在玉器开料上的地位，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全部是用片切割技术开料的，而三代玉器的开料技术主要是承袭了龙山文化的传统。
史前玉器在形制与功能上，都已具备三代玉礼器或玉礼器的雏形，史前玉器与礼的起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也证明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提出以下五点认识：
1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礼器由合范制作而成，出现三元合金，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业开始专业化。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调控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2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个地区生产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产品，促进了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冶金术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证实，当时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现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3 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只见稻谷。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北方地区包括狗、猪、牛和羊。而南方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南方地区主要是通过渔猎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4 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5 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十分密切。自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出现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饲养家畜的方式，这些不但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原地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中原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砷铜和青铜器，出现合范技术，尤其是到了二里头时期，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最核心的标志。各种陶礼器的制作技术也相当成熟，出现原始瓷。生产工具中用于收获的石器占据较大比例，石器制作规整化。玉器制作技法有了明显提高。发现以牛骨为主的制骨作坊，且制作技术具备一定的规范化，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同时还发现了冶炼遗址，并出现与盐业相关的遗存。这些都意味着中原地区在控制资源方面考虑得当。从整体上看，中原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依据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的强势及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形态对文明的起源及演进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孙秀丽）
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认识当时不同地区及不同时间段里的技术与生业状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为此，在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下，我们专门组建课题组，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源、技术与生业开展研究，计划通过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石器研究、玉器加工技术等七个子课题研究，采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对特定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开展综合研究，重点考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这个时段内，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的衣业和手工业特征，深入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技术与生业发展状况，探讨技术、生业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互动关系，明确技术和生业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重要资源研究
冶炼遗址
李延祥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辽西地区的多处遗址中发现炼铜炉壁，有些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均集中在距今4500～4300年，显示这些炼铜遗物可能属于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矿冶遗存。对上述遗址出土的矿石和炉渣的初步检测结果表明，当时开采和冶炼的是铜、锡、铅的共生矿石及含少量锡的砷铜。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发现10余处属于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的古代冶金遗址。对部分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检测数据显示其年代范围可早至距今4000年前，在这些遗址发现冶炼红铜、砷铜和锡青铜的炉渣。上述遗址的冶金遗存集中而丰富，显示出当时的冶金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准。
在中原地区的重要铜产地中条山周围，发现多处出土矿石、炉渣、木炭等冶铜遗物的遗址，其年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遗址里出土的炉渣皆系使用矿石炼铜的冶炼渣，冶炼的产物是红铜，不是铸造青铜器的熔铜渣。另外，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发现陶范、石范等遗物。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遗迹，其青铜器是用铜锡铅三元合金制作的，鉴于迄今为止发现的仅仅是红铜矿，因此，二里头遗址的锡和铅还有另外的来源。
此次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显示了从矿山、冶炼遗址到铸铜遗址的产业链，以及由多条产业链形成的冶金生产网络。
盐业资源
李水城领导的盐业考古团队在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发现埋藏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同时还发现有作坊、蓄卤池、浓缩池、盐灶等遗迹，证实这是一处典型的制盐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当地采用花边口尖锥底（或小平底）器制盐，产业规模有限；商代改用小型羊角尖底杯制盐，产业规模扩大。上述制盐工艺的阶段性变化是中坝制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组织强化的具体表现。对三峡地下卤水和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科學检测证实：1）该遗址文化堆积特征与世界各地的制盐遗址相同；2）三峡地区的地下卤水化學成分与中坝遗址制盐设施的土样成分类似；3）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矿物成分与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废料场残留物一致；4）中坝制盐陶器表面纳和氯浓度较高，由内向外形成清晰的梯度，显示其与熬盐有关。此外，从景观环境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坝制盐工艺的变化与过度开采山林资源，最终导致当地植被系统破坏，燃料匮乏有关。植物考古學和石器研究证实，中坝遗址缺乏农业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这处特殊产业遗留的性质。
晋南河东盐池是中原地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相传尧舜时即已开发。由于河东盐池依赖自然风力日晒产盐，很难留下考古证据。近年来，有些學者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考察和样品分析，提出它很可能是夏代在晋南建立的一个以获取重要铜、盐资源的军事据点，但尚有待样品检测分析结果的验证。此外，也有學者通过对芮城清凉寺墓地的研究，提出这处墓地的主人很可能是控制晋南盐产品向南输出贸易通道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推论非常具有建设性。总之，在史前社会晚期，此地就作为盐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到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对晋南重要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特殊资源的攫取与控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技术与生业研究
农业研究
赵志军领导的植物考古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文化区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到距今40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豆，西北地区出现了小麦和大麦。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以稻谷为唯一的农作物。黄河下游地区具有稻旱混作特点，稻谷与小米都是主体农作物，基本不分伯仲，但到了岳石文化时期，稻谷的比重有所下降。中原地区一直以种植小米为主，在仰韶文化时期，稻谷已经北传到黄河流域，自龙山时代起开始普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数量增多，自龙山文化开始出现大豆，小麦也开始传人并迅速普及。
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初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长习性和抗灾特性不同，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有限的耕种土地，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节，由此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抗灾害能力弱，这有可能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败，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的经济原因。
家畜饲养
袁靖领导的动物考古团队发现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如西辽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经历了以狩猎活动为主向以家养活动为主的转变过程，其饲养动物的种类由家猪和狗，变为增加了绵羊、黄牛。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一直以饲养家畜为主，其家养动物的种类从早到晚的变化十分明显，在仰韶文化时期是狗和猪，到龙山文化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DNA的研究结果表明，绵羊中存在起源于西亚地区的B世系种类，黄牛则大多数来自起源于西亚地区的T3世系。食性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到二里头时期，黄牛的饲料基本上由人控制。长江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渔猎为主，其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到良渚文化时期突然出现过一个饲养家猪的高峰，但是到后来的马桥文化时期，又回到以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样一种模式。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两个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辽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相继发生变化，如辽河流域出现文化的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则发生经济形态的变化，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逐步向游牧经济转变。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饲养狗、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且在保持家养动物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牛和羊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个特征与后来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饲养家畜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们认识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饲养家畜和狩猎野生动物除了获取肉食资源外，还包括对动物的二次开发，如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当时可能存在剪羊毛的行为。一直到龙山文化为止，古人都是利用猪骨和鹿骨制作骨器，但是到了二里头时期，改为以牛骨作为制作骨器的原料，且制作技术开始规范化。
在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墓地里发现马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的遗址里也发现马骨。这些马骨的发现对我们研究中国家马的起源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而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甘肃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马骨，正好印证了我们认为家马是由外来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推测，甘肃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可能都是家马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通道。依据以往的研究，鸡骨到二里头时期有所发现，但是尚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冶金术研究
梅建军领导的冶金考古团队认为，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西北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远盛于中原和北方，表明该地区在中国早期冶金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了砷铜，在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早期冶金遗迹，在新疆小河墓地发现了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纯锡器和金银器。这些都是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根据已有的研究，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应是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基于西北本地社会文化需求的区域技术创新，它也构成了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的基础。
中国北方是另一个早期冶金术获得显著发展的重要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证据表明，北方地区与中原之间也存在文化联系与互动。因此，在中国早期冶金术的发展历程中，北方地区也属于区域互动中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之一。青铜容器和组合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构成了中原地区冶金术划时代发展的核心内容，也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既吸收了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技术因素，也有本地区技术演进的基础。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的加强，是冶金术迅速传播并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动因。
早期冶金技术演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不同，都可能影响并制约到早期冶金术的选择和发展。因此，关于早期冶金术的研究仅仅着眼于技术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性探讨。
陶制品研究
由罗宏杰和王增林领导的陶器研究团队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的先民制作一般陶器的原料属于易熔粘土，有可能是利用了河流沉积土；而白陶、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属于瓷石类型，在部分陶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高岭石、石灰石等，这为后世陶瓷的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斗笠状白陶表面使用朱砂涂红，这是先民最早使用汞元素的一种见证；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城内和城外的先民在制陶原料方面存在差异，这证明当时可能存在“内外差别”或“城乡差别”；河南洛阳南洼遗址出土的作为高级别礼器的白陶并非来自二里头遗址，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白陶应该有各自的制陶场所。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陶器的烧成技术没有明显改变，但长江下游地区的窑炉技术却在不断提高；先民已经有了改变烧制气氛的意识；由于高温技术和原料的突破，自公元前800年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原始瓷。
自仰韶文化中期陶器生产是慢轮制作，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半专业化了；龙山时代快轮制陶术的出现，标志着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专门提供给贵族使用的陶礼器，陶礼器的胎土成分与一般日常用陶器的明显不同，显示出陶器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豫西地区部分仰韶文化遗址陶器的化學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当时这里的陶器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中存在某些南方地区文化的因素；上海广富林文化的陶器来源是多样的，这些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南北方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石器研究
王小庆、钱益汇等通过对山东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石器的测量分析，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不同种类的石器制作存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差异。到了岳石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器制作的专业化生产，尤其是石刀、纺轮等农业工具和纺织工具专业化程度较高。这些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变化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河中下游地区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斧、石锄等工具在石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石刀、石镰等工具数量大增这种现象。而这种变化在黄河上游地区表现的不是十分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当时人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后，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中投入劳动量的改变。即从龙山时代开始，人们在土地开垦和耕地的整备等环节上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减少，而在田间管理和收获等环节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有大量增加。这是农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反映，其为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玉器研究
邓聪领导的玉器研究团队首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存在三个不同的生产玉器毛坯体系。即1）由原砾石制作个体玉器；2）由对向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3）由砂绳切割生产玉片。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特殊的先钻孔、后砂绳切片的技术，这是红山文化中独特的玉器工艺技术。红山文化玉器中箍形器的制作过程，存在背向砂绳切割痕迹。學术界过去一直以为龙山文化时期才是片切割生产玉料的开端。此次在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技术，改变了以往的认识，在中国玉器制作技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距今4600年前左右，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片切割开片技术异军突起，片切割彻底取代线切割在玉器开料上的地位，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全部是用片切割技术开料的，而三代玉器的开料技术主要是承袭了龙山文化的传统。
史前玉器在形制与功能上，都已具备三代玉礼器或玉礼器的雏形，史前玉器与礼的起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也证明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提出以下五点认识：
1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礼器由合范制作而成，出现三元合金，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业开始专业化。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调控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2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个地区生产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产品，促进了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冶金术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证实，当时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现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3 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只见稻谷。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北方地区包括狗、猪、牛和羊。而南方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南方地区主要是通过渔猎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4 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5 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十分密切。自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出现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饲养家畜的方式，这些不但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原地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中原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砷铜和青铜器，出现合范技术，尤其是到了二里头时期，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最核心的标志。各种陶礼器的制作技术也相当成熟，出现原始瓷。生产工具中用于收获的石器占据较大比例，石器制作规整化。玉器制作技法有了明显提高。发现以牛骨为主的制骨作坊，且制作技术具备一定的规范化，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同时还发现了冶炼遗址，并出现与盐业相关的遗存。这些都意味着中原地区在控制资源方面考虑得当。从整体上看，中原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依据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的强势及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形态对文明的起源及演进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