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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师”完全可以巧妙地让民众做出最佳选择，而奥巴马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今年10月，行为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泰勒(Richard H.Thaler，又译“塞勒”)的最新力作《助推》将在中国大陆发行。
作为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开疆辟土者，这位64岁的美国老头十分低调，但他在政经界却散发着巨大能量。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一名心理学家，他曾两次和泰勒合作著书立说，获奖时表示泰勒是他成就的“主要因素”；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教授，而他最好的同事兼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泰勒；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组织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研讨会，同为NBER助理研究员的泰勒也是活动组织者，两人共同推动了行为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
泰勒似乎总喜欢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助推》这本书是他2008年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一起推出的，后者是奥巴马政府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9月7日，泰勒在上海外滩三号“三言舍”发表演讲前，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认为“制度设计师”完全可以巧妙地让民众做出最佳选择，而奥巴马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新民周刊》：您的新书是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上市的，为什么会叫《助推》(Nudge)?这本书对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有何意义?
泰勒：英语“助推”(nudge)一词的原意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或者轻戳别人的肋部，以便提醒或者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和桑斯坦写的这本书主要论述了如何利用选择体系这一新兴学科对人们施加助推力，从而使人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决策。
每天，我们都要做出许多选择，大到个人投资和子女择校，小到今天该吃什么。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选择往往并不是最好的。其原因在于，作为人类，我们往往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从而导致我们错误的认识。正是这些错误的认识使我们的财富难以增长，身体难以健康：在教育、个人理财、医疗保健、抵押贷款、信用卡、家庭甚至世界观问题上，我们经常会做出糟糕的选择。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华尔街一群人糟糕选择的结果，不是吗?
只要掌握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便可以设计出各类选择环境，从而使人们为自己、家人和社会做出最佳选择。让我给你举一个经典例子：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男洗手间，里面每个方便池上都画有一只黑色家蝇。负责机场扩建的经济学家基布姆发现男性在方便时似乎总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供瞄准的靶子，因此动辄搞得四周满是。而一看到苍蝇，便会产生瞄准的冲动。据统计，方便池上的图案使尿液飞溅量降低了80％。
《助推》的另一作者桑斯坦目前就为奥巴马工作，我相信总统看过这本书，他9月5日宣布出台的新措施就是典型的“助推”模式。金融危机冲击下，由于房价大跌、收入来源锐减，美国人的退休金储蓄2年内蒸发大约2万亿美元。如今白宫放宽条件，允许小企业员工根据个人意愿，将固定比例的税前工资自动转入账户或个人退休账户等退休金储蓄账户中。奥巴马政府引导美国民众做出明智的选择，以此提高长期低迷的储蓄率，使美国未来经济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民周刊》：您和桑斯坦在书中提出了“选择设计者”(choice architect)这一术语。奥巴马政府似乎现在就在充当这一角色。相比较共和党而言，民主党更喜欢“高税收，大政府”，您也一定是民主党人吧，这种政治倾向是否会影响您的学术研究?
泰勒：我的确是民主党人，但是我提出的“助推”理念不是民主党政府的专利，也适用于共和党以及各国政府。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有所作为，在管理民众时当然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一切，但是政府有义务“助推”民众走向正确的方向。
举例来说，学校的自助餐厅在不改变供应食品种类的情况下调整食品的摆放方式，就可以影响孩子们的选择，以此提高他们对健康食品的消费。和成年人一样，孩子们也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巨大影响。政府就如同决定学校自助餐厅食品摆放方式的人，为大家缔造出一种决策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选择设计者”。
在生活中，这一角色不仅仅是政府担当的，他可以是选票设计者，使投票人在众多候选人中作出选择；他可以是医生，向患者提供多种可选择的治疗方案；他可以是某些表格的设计者，从而帮助企业新员工选择出一种医疗保险的方式；他可以是父母，肩负着向子女解释各种成才方式的任务……选择设计者首先必须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左右人们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助推力。
《新民周刊》：您认为“助推”对中国有何意义呢?
泰勒：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我10年前来过一次上海，今天的上海则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差无几。我相信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西方国家越来越相似，例如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胖了，如何让他们饮食健康就很重要。
刚才我提到美国人民应该多储蓄，而对中国来说，则必须学会如何更多地花费。我们尝试把美国用来鼓励储蓄的办法用来激励中国人更多地消费。这种研究会非常有趣。不过，我对中国了解不多，尽管如此，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应该是同样可以帮助中国的。
《新民周刊》：我发现您是一位很有趣的经济学家，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经济学原理，从一盘腰果中联想到荷马史诗里的经济活动原理。看到学生为翘课夺门而出便与学生探讨门把手中蕴藏的经济理论。我还听说您曾和三位荷兰经济学家一起分析了电视真人秀节目《成交不成交》(Deal or No Deal)?
泰勒：的确如此，我的经济学研究绝大部分来源于生活。
就拿《成交不成交》这档2001年首先出现在荷兰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来说，如今已经在26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自己的版本。大部分版本均有26个手提箱，各个箱里藏有的金额都不一样。参赛者不知道箱里所藏有的金额，随意挑选一个作为自己的奖金。然后，参赛者要逐一开启没有选的手提箱。饰演“银行家”的主持人会定时提出买下参赛者之前所选定的手提箱。参赛者可以接受收购，或是继续开启余下手提箱。如果后来开启的手提箱金额数目低，银行家提出收购的金额则会提高。相反，参赛者也要面对余下手提箱价值偏高的风险，银行家提出的收购金额也会相对较低。
我们经过对一系列参赛者的分析后发现，节目结果支持了经济学家之前宣称的“路径依赖的风险态度”。也就是说，参赛者要根据已经开启的手提箱。推算出自己的手提箱的价值，然后比较主持人所提出的金额。参赛者是凡人，不是传统经济学定义的“完全理性的人”，因此他们未必会做出最谨慎的选择，往往在认为自己将要大赢或大输时冒更大的风险。而更有趣的是，那些有着专业背景的人往往对自己过于自信而甘愿冒更大的风险，这也许就是华尔街精英让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今年10月，行为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泰勒(Richard H.Thaler，又译“塞勒”)的最新力作《助推》将在中国大陆发行。
作为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开疆辟土者，这位64岁的美国老头十分低调，但他在政经界却散发着巨大能量。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一名心理学家，他曾两次和泰勒合作著书立说，获奖时表示泰勒是他成就的“主要因素”；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教授，而他最好的同事兼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泰勒；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组织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研讨会，同为NBER助理研究员的泰勒也是活动组织者，两人共同推动了行为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
泰勒似乎总喜欢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助推》这本书是他2008年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一起推出的，后者是奥巴马政府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9月7日，泰勒在上海外滩三号“三言舍”发表演讲前，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认为“制度设计师”完全可以巧妙地让民众做出最佳选择，而奥巴马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新民周刊》：您的新书是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上市的，为什么会叫《助推》(Nudge)?这本书对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有何意义?
泰勒：英语“助推”(nudge)一词的原意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或者轻戳别人的肋部，以便提醒或者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和桑斯坦写的这本书主要论述了如何利用选择体系这一新兴学科对人们施加助推力，从而使人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决策。
每天，我们都要做出许多选择，大到个人投资和子女择校，小到今天该吃什么。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选择往往并不是最好的。其原因在于，作为人类，我们往往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从而导致我们错误的认识。正是这些错误的认识使我们的财富难以增长，身体难以健康：在教育、个人理财、医疗保健、抵押贷款、信用卡、家庭甚至世界观问题上，我们经常会做出糟糕的选择。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华尔街一群人糟糕选择的结果，不是吗?
只要掌握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便可以设计出各类选择环境，从而使人们为自己、家人和社会做出最佳选择。让我给你举一个经典例子：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男洗手间，里面每个方便池上都画有一只黑色家蝇。负责机场扩建的经济学家基布姆发现男性在方便时似乎总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供瞄准的靶子，因此动辄搞得四周满是。而一看到苍蝇，便会产生瞄准的冲动。据统计，方便池上的图案使尿液飞溅量降低了80％。
《助推》的另一作者桑斯坦目前就为奥巴马工作，我相信总统看过这本书，他9月5日宣布出台的新措施就是典型的“助推”模式。金融危机冲击下，由于房价大跌、收入来源锐减，美国人的退休金储蓄2年内蒸发大约2万亿美元。如今白宫放宽条件，允许小企业员工根据个人意愿，将固定比例的税前工资自动转入账户或个人退休账户等退休金储蓄账户中。奥巴马政府引导美国民众做出明智的选择，以此提高长期低迷的储蓄率，使美国未来经济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民周刊》：您和桑斯坦在书中提出了“选择设计者”(choice architect)这一术语。奥巴马政府似乎现在就在充当这一角色。相比较共和党而言，民主党更喜欢“高税收，大政府”，您也一定是民主党人吧，这种政治倾向是否会影响您的学术研究?
泰勒：我的确是民主党人，但是我提出的“助推”理念不是民主党政府的专利，也适用于共和党以及各国政府。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有所作为，在管理民众时当然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一切，但是政府有义务“助推”民众走向正确的方向。
举例来说，学校的自助餐厅在不改变供应食品种类的情况下调整食品的摆放方式，就可以影响孩子们的选择，以此提高他们对健康食品的消费。和成年人一样，孩子们也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巨大影响。政府就如同决定学校自助餐厅食品摆放方式的人，为大家缔造出一种决策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选择设计者”。
在生活中，这一角色不仅仅是政府担当的，他可以是选票设计者，使投票人在众多候选人中作出选择；他可以是医生，向患者提供多种可选择的治疗方案；他可以是某些表格的设计者，从而帮助企业新员工选择出一种医疗保险的方式；他可以是父母，肩负着向子女解释各种成才方式的任务……选择设计者首先必须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左右人们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助推力。
《新民周刊》：您认为“助推”对中国有何意义呢?
泰勒：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我10年前来过一次上海，今天的上海则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差无几。我相信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西方国家越来越相似，例如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胖了，如何让他们饮食健康就很重要。
刚才我提到美国人民应该多储蓄，而对中国来说，则必须学会如何更多地花费。我们尝试把美国用来鼓励储蓄的办法用来激励中国人更多地消费。这种研究会非常有趣。不过，我对中国了解不多，尽管如此，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应该是同样可以帮助中国的。
《新民周刊》：我发现您是一位很有趣的经济学家，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经济学原理，从一盘腰果中联想到荷马史诗里的经济活动原理。看到学生为翘课夺门而出便与学生探讨门把手中蕴藏的经济理论。我还听说您曾和三位荷兰经济学家一起分析了电视真人秀节目《成交不成交》(Deal or No Deal)?
泰勒：的确如此，我的经济学研究绝大部分来源于生活。
就拿《成交不成交》这档2001年首先出现在荷兰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来说，如今已经在26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自己的版本。大部分版本均有26个手提箱，各个箱里藏有的金额都不一样。参赛者不知道箱里所藏有的金额，随意挑选一个作为自己的奖金。然后，参赛者要逐一开启没有选的手提箱。饰演“银行家”的主持人会定时提出买下参赛者之前所选定的手提箱。参赛者可以接受收购，或是继续开启余下手提箱。如果后来开启的手提箱金额数目低，银行家提出收购的金额则会提高。相反，参赛者也要面对余下手提箱价值偏高的风险，银行家提出的收购金额也会相对较低。
我们经过对一系列参赛者的分析后发现，节目结果支持了经济学家之前宣称的“路径依赖的风险态度”。也就是说，参赛者要根据已经开启的手提箱。推算出自己的手提箱的价值，然后比较主持人所提出的金额。参赛者是凡人，不是传统经济学定义的“完全理性的人”，因此他们未必会做出最谨慎的选择，往往在认为自己将要大赢或大输时冒更大的风险。而更有趣的是，那些有着专业背景的人往往对自己过于自信而甘愿冒更大的风险，这也许就是华尔街精英让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