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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的地域称谓因居延海而得名,早在汉代就有居延泽之称。对于居延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传·匈奴传》,事在元狩二年(前121)。有些专家考证认为“居延”一词是匈奴语,当初为匈奴居延部落的游牧地,元狩二年后,正式归入西汉版图,汉王朝便在居延筑塞墙,建亭障,设烽燧,并分区屯田,以耕养战。
2005年9月,我终于走进居延,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镇,看到了整洁的市容,看到了现代气息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建筑,无一不在显示当今的兴旺发达。但是,我走进居延不在于察今,而是为了访古。在这片曾经是民族交融的广阔舞台上,去探寻过去,触摸历史,瞻仰汉唐时期的塞墙战垒,感悟中华民族的艰难与荣耀。于是,我走进了荒漠,在额济纳旗从事文物工作的巴图先生的引导下,踏访了大同城、甲渠侯官、红城和汉代的烽燧遗址。
大同城故址在达来库布镇东南约20公里处,为唐城遗存,长208米,宽173米,遗址面积为3.6万平方米,东西两垣有城门遗迹。墙体严重残缺,最大残高达9米。墙面夹棍眼密集,夯筑时曾采用铺助措施。唐代诗人王维曾驻足大同城,并写下了《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我自儿时就吟诵上口,但却不知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就诞生在居延大同城。
甲渠侯官遗址是汉代甲渠塞的一座城障,是居延都尉府治下的侯官驻址。遗址在达来库布镇以南24公里处,取前障后坞式建筑,障北而坞南,互连一体。障城长宽各23.3米,最大残高4米余,坞院长47.5米,宽45.6米,遗址总面积2 708平方米,其中障城面积543平方米,遗址内房舍基址分明。障坞间,泥坯墙体保存较好。泥坯的三度数据为37×18×15厘米,坯内夹有芨芨草。甲渠侯官遗址内,因出土大量汉简而一再引起轰动。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得汉简5 000多枚。1972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及发掘,出土汉简近8 000枚,甲渠汉简占居延汉简出土总数的将近一半。其中,有多种较为完好的简册,完整地保留了汉代烽火品约等大量律令文书,文献价值极高。
在甲渠侯官遗址西南约10公里处,有另一座汉代遗址,名曰红城,是长宽各23.5米的四方形障城,遗址面积552平方米,障门开设于南墙,泥坯垒砌,高8米余,可见泥坯45层,单块泥坯长37厘米,宽18厘米,厚14厘米,障城保存完好。从规模及泥坯规格来看,与甲渠侯官遗址一致,为同期建筑。可见,汉代塞外城障的规格是有定制的。
甲渠侯官和红城遗址,坐落在汉代烽燧线上,其间燧台密集,排列整齐。在甲渠遗址40公里区段内,就有烽燧26座,平均每隔1.3公里便有一座燧台。可见,这里是汉王朝在塞北的重点防御区段。
继而,我们又踏访了两座汉燧,文物编号为第14号及第16号烽燧,在当时属甲渠侯官管辖。按汉代的烽燧制度,每燧编制人数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10人左右,也有多达30人的特别编制。每燧设燧长,按区段归侯官管理,侯官之上设都尉,甲渠及红城一带的侯官均归居延都尉府管理,边塞军事体制完备。紧依燧台建有燧房,由燧长及戍卒驻守。我们到访的这两座烽燧,已由地方文物部门发掘,燧台虽毁,但燧房却较完整。两座燧房均依燧台南壁而建,多隔间,间架狭小,居住及生活设施清晰可见,有灶头、火炕及火墙烟道遗迹,紧靠燧壁处,设登燧踏步。
在这两座燧房的清理中,所得遗物甚少,只有零星残简出土。在16号燧房出土的简片中,书写有燧长王普的名字,这一情节令人感慨。试想,如果没有2 000多年前的这些卒伍的戍边守塞,哪有今天的中华版图。看着低矮狭小的燧房和一望无际的流沙,便可想见当年的艰辛和劳苦。在烽燧附近的流沙中,我看见露出沙层的颅骨碎片,或许就是为国捐躯的汉卒遗骨。我想,创造中国历史的不光是秦皇汉武,也应包括那些埋骨黄沙的历代戍卒。
告别居延前,专程往居延海观光。见烟波浩淼的海面上,闪动着灵气。愿祁连山融雪不竭,愿居延海碧水常涌,也愿中华先烈永垂不朽。
2005年9月,我终于走进居延,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镇,看到了整洁的市容,看到了现代气息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建筑,无一不在显示当今的兴旺发达。但是,我走进居延不在于察今,而是为了访古。在这片曾经是民族交融的广阔舞台上,去探寻过去,触摸历史,瞻仰汉唐时期的塞墙战垒,感悟中华民族的艰难与荣耀。于是,我走进了荒漠,在额济纳旗从事文物工作的巴图先生的引导下,踏访了大同城、甲渠侯官、红城和汉代的烽燧遗址。
大同城故址在达来库布镇东南约20公里处,为唐城遗存,长208米,宽173米,遗址面积为3.6万平方米,东西两垣有城门遗迹。墙体严重残缺,最大残高达9米。墙面夹棍眼密集,夯筑时曾采用铺助措施。唐代诗人王维曾驻足大同城,并写下了《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我自儿时就吟诵上口,但却不知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就诞生在居延大同城。
甲渠侯官遗址是汉代甲渠塞的一座城障,是居延都尉府治下的侯官驻址。遗址在达来库布镇以南24公里处,取前障后坞式建筑,障北而坞南,互连一体。障城长宽各23.3米,最大残高4米余,坞院长47.5米,宽45.6米,遗址总面积2 708平方米,其中障城面积543平方米,遗址内房舍基址分明。障坞间,泥坯墙体保存较好。泥坯的三度数据为37×18×15厘米,坯内夹有芨芨草。甲渠侯官遗址内,因出土大量汉简而一再引起轰动。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得汉简5 000多枚。1972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及发掘,出土汉简近8 000枚,甲渠汉简占居延汉简出土总数的将近一半。其中,有多种较为完好的简册,完整地保留了汉代烽火品约等大量律令文书,文献价值极高。
在甲渠侯官遗址西南约10公里处,有另一座汉代遗址,名曰红城,是长宽各23.5米的四方形障城,遗址面积552平方米,障门开设于南墙,泥坯垒砌,高8米余,可见泥坯45层,单块泥坯长37厘米,宽18厘米,厚14厘米,障城保存完好。从规模及泥坯规格来看,与甲渠侯官遗址一致,为同期建筑。可见,汉代塞外城障的规格是有定制的。
甲渠侯官和红城遗址,坐落在汉代烽燧线上,其间燧台密集,排列整齐。在甲渠遗址40公里区段内,就有烽燧26座,平均每隔1.3公里便有一座燧台。可见,这里是汉王朝在塞北的重点防御区段。
继而,我们又踏访了两座汉燧,文物编号为第14号及第16号烽燧,在当时属甲渠侯官管辖。按汉代的烽燧制度,每燧编制人数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10人左右,也有多达30人的特别编制。每燧设燧长,按区段归侯官管理,侯官之上设都尉,甲渠及红城一带的侯官均归居延都尉府管理,边塞军事体制完备。紧依燧台建有燧房,由燧长及戍卒驻守。我们到访的这两座烽燧,已由地方文物部门发掘,燧台虽毁,但燧房却较完整。两座燧房均依燧台南壁而建,多隔间,间架狭小,居住及生活设施清晰可见,有灶头、火炕及火墙烟道遗迹,紧靠燧壁处,设登燧踏步。
在这两座燧房的清理中,所得遗物甚少,只有零星残简出土。在16号燧房出土的简片中,书写有燧长王普的名字,这一情节令人感慨。试想,如果没有2 000多年前的这些卒伍的戍边守塞,哪有今天的中华版图。看着低矮狭小的燧房和一望无际的流沙,便可想见当年的艰辛和劳苦。在烽燧附近的流沙中,我看见露出沙层的颅骨碎片,或许就是为国捐躯的汉卒遗骨。我想,创造中国历史的不光是秦皇汉武,也应包括那些埋骨黄沙的历代戍卒。
告别居延前,专程往居延海观光。见烟波浩淼的海面上,闪动着灵气。愿祁连山融雪不竭,愿居延海碧水常涌,也愿中华先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