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的地域称谓因居延海而得名，早在汉代就有居延泽之称。对于居延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传·匈奴传》，事在元狩二年（前121）。有些专家考证认为“居延”一词是匈奴语，当初为匈奴居延部落的游牧地，元狩二年后，正式归入西汉版图，汉王朝便在居延筑塞墙，建亭障，设烽燧，并分区屯田，以耕养战。
　　2005年9月，我终于走进居延，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镇，看到了整洁的市容，看到了现代气息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建筑，无一不在显示当今的兴旺发达。但是，我走进居延不在于察今，而是为了访古。在这片曾经是民族交融的广阔舞台上，去探寻过去，触摸历史，瞻仰汉唐时期的塞墙战垒，感悟中华民族的艰难与荣耀。于是，我走进了荒漠，在额济纳旗从事文物工作的巴图先生的引导下，踏访了大同城、甲渠侯官、红城和汉代的烽燧遗址。
　　大同城故址在达来库布镇东南约20公里处，为唐城遗存，长208米，宽173米，遗址面积为3.6万平方米，东西两垣有城门遗迹。墙体严重残缺，最大残高达9米。墙面夹棍眼密集，夯筑时曾采用铺助措施。唐代诗人王维曾驻足大同城，并写下了《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我自儿时就吟诵上口，但却不知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就诞生在居延大同城。
　　甲渠侯官遗址是汉代甲渠塞的一座城障，是居延都尉府治下的侯官驻址。遗址在达来库布镇以南24公里处，取前障后坞式建筑，障北而坞南，互连一体。障城长宽各23.3米，最大残高4米余，坞院长47.5米，宽45.6米，遗址总面积2 708平方米，其中障城面积543平方米，遗址内房舍基址分明。障坞间，泥坯墙体保存较好。泥坯的三度数据为37×18×15厘米，坯内夹有芨芨草。甲渠侯官遗址内，因出土大量汉简而一再引起轰动。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得汉简5 000多枚。1972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及发掘，出土汉简近8 000枚，甲渠汉简占居延汉简出土总数的将近一半。其中，有多种较为完好的简册，完整地保留了汉代烽火品约等大量律令文书，文献价值极高。
　　在甲渠侯官遗址西南约10公里处，有另一座汉代遗址，名曰红城，是长宽各23.5米的四方形障城，遗址面积552平方米，障门开设于南墙，泥坯垒砌，高8米余，可见泥坯45层，单块泥坯长37厘米，宽18厘米，厚14厘米，障城保存完好。从规模及泥坯规格来看，与甲渠侯官遗址一致，为同期建筑。可见，汉代塞外城障的规格是有定制的。
　　甲渠侯官和红城遗址，坐落在汉代烽燧线上，其间燧台密集，排列整齐。在甲渠遗址40公里区段内，就有烽燧26座，平均每隔1.3公里便有一座燧台。可见，这里是汉王朝在塞北的重点防御区段。
　　继而，我们又踏访了两座汉燧，文物编号为第14号及第16号烽燧，在当时属甲渠侯官管辖。按汉代的烽燧制度，每燧编制人数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10人左右，也有多达30人的特别编制。每燧设燧长，按区段归侯官管理，侯官之上设都尉，甲渠及红城一带的侯官均归居延都尉府管理，边塞军事体制完备。紧依燧台建有燧房，由燧长及戍卒驻守。我们到访的这两座烽燧，已由地方文物部门发掘，燧台虽毁，但燧房却较完整。两座燧房均依燧台南壁而建，多隔间，间架狭小，居住及生活设施清晰可见，有灶头、火炕及火墙烟道遗迹，紧靠燧壁处，设登燧踏步。
　　在这两座燧房的清理中，所得遗物甚少，只有零星残简出土。在16号燧房出土的简片中，书写有燧长王普的名字，这一情节令人感慨。试想，如果没有2 000多年前的这些卒伍的戍边守塞，哪有今天的中华版图。看着低矮狭小的燧房和一望无际的流沙，便可想见当年的艰辛和劳苦。在烽燧附近的流沙中，我看见露出沙层的颅骨碎片，或许就是为国捐躯的汉卒遗骨。我想，创造中国历史的不光是秦皇汉武，也应包括那些埋骨黄沙的历代戍卒。
　　告别居延前，专程往居延海观光。见烟波浩淼的海面上，闪动着灵气。愿祁连山融雪不竭，愿居延海碧水常涌，也愿中华先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