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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高考为我国选拔了大批栋梁之才，也成为亿万学子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然而，现行高考这一相对单一标准的选拔性考试也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原动力，“一考定终生”的不合理性也日益凸显。新高考改革就是意在倒逼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全新生态。
然而，如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所面临的也必将是一条不平坦之路。近日，关于安徽省今年暂不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该省2018年秋季入学高一新生高考仍按原办法进行教育教学的消息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教育部此前的部署，2018年我国将有17个省市实施新高考改革。但从目前相关省份的改革动向看，大约有接近一半省份今年未按原计划启动新高考改革，或将推迟到明年或后年实施。
我国高考改革历来历来是以“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进，在实施过程中，仍不断总结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方案，并调整改革进度。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
按照教育部规划，云南将于明年最后一批进入新高考综合改革，对新高考动态也是全省教育界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特意选编转发了首发于《财新周刊》的一组关于新高考改革的深度文章，意在让广大读者对我国当下进行中的新高考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难有一个大致了解。当然，此组文章为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本刊立场，广大读者应明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我省各地在进入新高考改革前，认真遵照新高考对高中办学的要求，吸取先行先试地区的经验教训，提高高中办学标准，按选课走班的要求加强高中师资队伍建设，在高中学校推进生涯规划教育，客观评估学校的师资、场地、教学管理是否达到实施新高考改革的要求，为启动“3+3”科目改革、实行选课走班做好准备。
新學期伊始，原定今年启动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中的安徽省宣布推迟行动，其他多个省份的新高考方案也迟迟未出台。同为第三批试点的江苏省，早前传出要对主流的新高考方案作出重要修订，引发舆论瞩目。即便是不久前刚公布改革方案、第二批试点中的北京市，距离原定时间表也晚了一年。全国整体进程放缓，深入改革阻力重重。
新高考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决定的作出乃是基于对高考制度的反思。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成为许多贫寒学子命运的转折点，也为40年的改革开放选拔了大批栋梁之才。但是，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拔性考试也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原动力。改革高考制度，意在倒逼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全新生态。
多年以来，在高考指挥棒下，从小学到高中，学生把大量的学习时间投入重复性应试训练，教育偏离了应有之义，好奇心和创造力遭到扼杀。甚至在学前教育阶段，也出现了“小学化”“应试化”的趋势。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不足、人文素养缺失，无法满足全球化和新经济背景下对人才的高要求。
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是高考的核心制度。也因此，迄今为止，高考仍被公认为这块土地上最严格、最公平的选拔考试。但它也塑造和强化了“分分必争”的学习模式，学习目的无法去除功利色彩；“一刀切”的招录标准下，学生的个性受到压抑，不拘一格的“偏才”“怪才”被淘汰，人才素养难以实现多元化。
要打破应试制度的封闭循环，就要建立“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分离”的新高考制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从2009年起就在酝酿，并参考了国外主流模式，随后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作为重要配套政策。可以说，改革方向已经明确。
此后，基层自发的试验悄然起步。随着一些具有“体制外”色彩的高校先后在国内落地，新的招录标准逐渐成形。宁波诺丁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曾经走在前面，多所大学陆续加入，招录标准从完全的自定标准招生演变为以高考成绩作为核心参考，综合素质考评为辅。浙江、广东跟进，以浙江“三位一体”新高考试点为代表，新的模式受到了教育部门的认可。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中国新高考改革总体方案浮出水面。其中，最大亮点是遵循“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即不分文理科，依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根据教育部最初计划，改革分四批进行：上海和浙江2014年首批启动试点；北京、山东、天津、海南四省（市）2017年跟进；2018年，安徽等19个省（市）第三批“下水”；云南、甘肃、陕西等6省作为最后一批试点于2019年开始改革，全国预计2020年建立新高考制度。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用4个“最”字来形容改革力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试点的推进却并不顺利。早在方案研讨之际，受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自主招生腐败案影响，招考分离的设想未能明确落于纸面，“打破唯一高考分数线”“放权高校自主设定招生标准”的意愿最终化为泡影。而建立在应试体制之上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与招生的两翼若即若离。要先与体制兼容再逐步过渡，就必须通过繁复的技术路径来衔接。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等级赋分制度。既要体现学生选课自主性，又要利用绝对的分数比拼来测评学力，方案看上去考虑周全，现实中却意外触礁。先行一步的浙江、上海试点出现了弃考物理风波，学生利用方案便利进行功利化选择，改革首遇挫折。
更深层的忧虑，来自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分配失衡。为体现兴趣导向，鼓励通识教育，方案给予学术方向选择自由，允许学生从多门课程当中进行选考，不再简单划分文理科，而是自由组合。由此，各地必须展开“走班教学”，令选修相同科目的学生打破原有班级划分，形成更为细分的课程班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一措施带来的挑战令不少学校措手不及：教室不够，师资不足，而学生兴趣编班又带来原有师资重新调整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能否再增加新的更为前沿、更受欢迎、更有利于学生多元发展的科目？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对于上海或浙江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省份而言，现有要求已有不少学校难于应对；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大多数中西部地区而言，新政落地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条件。而在此形势下强行推动改革，又势必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公。 与此有关，各地的新高考方案与应试教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意图倒逼素质教育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在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的占比安排上，均试图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难以消减对高考的依赖。已有试点经验的浙沪两地均采用“高考6门科目总分占比50%-60%”来定义综合评价总成绩。而在第二批试点省（市）当中，山东的做法类同浙沪，北京却在占比确定上留有余地。刚刚公布的北京新高考细则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显得含糊不清，这里的“高考成绩”是仅仅包括统一高考的“语数外”，还是包含等级性考试成绩？北京在观望，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在江苏，研讨中的新高考试点方案出现走回头路苗头，却受到了舆论的赞赏。今年6月以来，江苏传言纷纷，称其将“吸取浙江教训”、采用“3+2+1”科目组合，强化“物化”和“政史”等固定科目，缩小自由选课空间。虽然是第三批试点省份之一，但江苏高考方案至今迟迟未下。据记者从江苏苏州多位高中教师处了解，他们已经接到学校通知，开始以“3+2+1”模式着手进行课程准备。如果方案得以敲定，意味着江苏将重回“文理分科”的老路，而这恰恰是新高考想要改变的。
此时此刻，没有谁比那些徘徊在新高考门外省份的教育主管官员更能体会，“素质教育”这4个字是多么昂贵。
记者采访了相关官员和学者。在他们眼中，追求素质教育，从来就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选择。记者走访了最早推行新高考试点的浙江，也去了应试教育发展到登峰造极水平的“教育名城”衡水。两个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但面对的问题并无不同：多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欠账深重，即便在发达省份浙江，投入仍嫌不足；而对于学生人格的尊重和求知欲的呵护，全国范围内都并未真正成为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多年欠账，要如何偿还？
在广大县域，追求优质教育的努力甚至成为许多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随着农村基层教育投入日渐减少，人们“逐校而居”来到城镇，却因政府未能对教育承担必要的责任，导致财政投入不足，支付得起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许多收入并不丰厚的家庭甚至因公立学校学位稀缺而遭到分流，或不得不完全通过市场化供给来满足教育需求。
投入不足，唯有增加应有的投入方能弥补。教育的规律不可再受到漠视。
应当重视新高考在各地遭遇困境所提示的预警信号，从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开始，重整改革规划。改革的方向应当坚持，但改革的路径需要重新审视。继续深化改革，当从问题的源头着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尤其要对落后地区加大支持力度。而支持的方式，则应当兼容并包。
不可否认，就在“体制内”学校对开展素质教育一筹莫展之际，民间的教育力量已经兴起。例如，早在5年前的十二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就提到，各级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实施素质教育，但中高考升学压力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依然发挥着影响。由于场地、设备缺乏和师资短缺等原因，一些学校难以开齐、开足课程。而与此同时，正在面对教育部门严厉整顿的民间办学培训机构，却不但吸引着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师资，更得到家长的垂青。是将其阻挡在教育体系变革的大门之外，还是以恰当的政策引导其共同参与变革，需要决策者的大智慧。
至于未来如何评估素质教育的成果，则有赖于高等院校深层次的改革。以浙江为例，此次新高考试点的综合素质评估方式，在方案中被概括为“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但记者通过采访浙江多所高中的师生了解到，各校的具体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不但各高校没有清晰标准，最终更是以自主招生为名，各自纷纷单独设立新的应试标准。究其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体制难以打破。
如何破解新高考改革的困境？尊重学生需求，各级政府增加投入，鼓励民间力量办学，建立新型公私合作关系，改革高校体制。唯有多措并举，改变应试教育的土壤，才能推动趋向素质教育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避免让学生和家长再度成为改革失败的最终承担者。
（来源：《财新周刊》 记者 任波 宿慧娴 丁捷/文）
然而，如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所面临的也必将是一条不平坦之路。近日，关于安徽省今年暂不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该省2018年秋季入学高一新生高考仍按原办法进行教育教学的消息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教育部此前的部署，2018年我国将有17个省市实施新高考改革。但从目前相关省份的改革动向看，大约有接近一半省份今年未按原计划启动新高考改革，或将推迟到明年或后年实施。
我国高考改革历来历来是以“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进，在实施过程中，仍不断总结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方案，并调整改革进度。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
按照教育部规划，云南将于明年最后一批进入新高考综合改革，对新高考动态也是全省教育界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特意选编转发了首发于《财新周刊》的一组关于新高考改革的深度文章，意在让广大读者对我国当下进行中的新高考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难有一个大致了解。当然，此组文章为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本刊立场，广大读者应明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我省各地在进入新高考改革前，认真遵照新高考对高中办学的要求，吸取先行先试地区的经验教训，提高高中办学标准，按选课走班的要求加强高中师资队伍建设，在高中学校推进生涯规划教育，客观评估学校的师资、场地、教学管理是否达到实施新高考改革的要求，为启动“3+3”科目改革、实行选课走班做好准备。
新學期伊始，原定今年启动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中的安徽省宣布推迟行动，其他多个省份的新高考方案也迟迟未出台。同为第三批试点的江苏省，早前传出要对主流的新高考方案作出重要修订，引发舆论瞩目。即便是不久前刚公布改革方案、第二批试点中的北京市，距离原定时间表也晚了一年。全国整体进程放缓，深入改革阻力重重。
新高考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决定的作出乃是基于对高考制度的反思。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成为许多贫寒学子命运的转折点，也为40年的改革开放选拔了大批栋梁之才。但是，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拔性考试也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原动力。改革高考制度，意在倒逼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全新生态。
多年以来，在高考指挥棒下，从小学到高中，学生把大量的学习时间投入重复性应试训练，教育偏离了应有之义，好奇心和创造力遭到扼杀。甚至在学前教育阶段，也出现了“小学化”“应试化”的趋势。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不足、人文素养缺失，无法满足全球化和新经济背景下对人才的高要求。
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是高考的核心制度。也因此，迄今为止，高考仍被公认为这块土地上最严格、最公平的选拔考试。但它也塑造和强化了“分分必争”的学习模式，学习目的无法去除功利色彩；“一刀切”的招录标准下，学生的个性受到压抑，不拘一格的“偏才”“怪才”被淘汰，人才素养难以实现多元化。
要打破应试制度的封闭循环，就要建立“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分离”的新高考制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从2009年起就在酝酿，并参考了国外主流模式，随后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作为重要配套政策。可以说，改革方向已经明确。
此后，基层自发的试验悄然起步。随着一些具有“体制外”色彩的高校先后在国内落地，新的招录标准逐渐成形。宁波诺丁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曾经走在前面，多所大学陆续加入，招录标准从完全的自定标准招生演变为以高考成绩作为核心参考，综合素质考评为辅。浙江、广东跟进，以浙江“三位一体”新高考试点为代表，新的模式受到了教育部门的认可。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中国新高考改革总体方案浮出水面。其中，最大亮点是遵循“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即不分文理科，依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根据教育部最初计划，改革分四批进行：上海和浙江2014年首批启动试点；北京、山东、天津、海南四省（市）2017年跟进；2018年，安徽等19个省（市）第三批“下水”；云南、甘肃、陕西等6省作为最后一批试点于2019年开始改革，全国预计2020年建立新高考制度。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用4个“最”字来形容改革力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试点的推进却并不顺利。早在方案研讨之际，受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自主招生腐败案影响，招考分离的设想未能明确落于纸面，“打破唯一高考分数线”“放权高校自主设定招生标准”的意愿最终化为泡影。而建立在应试体制之上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与招生的两翼若即若离。要先与体制兼容再逐步过渡，就必须通过繁复的技术路径来衔接。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等级赋分制度。既要体现学生选课自主性，又要利用绝对的分数比拼来测评学力，方案看上去考虑周全，现实中却意外触礁。先行一步的浙江、上海试点出现了弃考物理风波，学生利用方案便利进行功利化选择，改革首遇挫折。
更深层的忧虑，来自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分配失衡。为体现兴趣导向，鼓励通识教育，方案给予学术方向选择自由，允许学生从多门课程当中进行选考，不再简单划分文理科，而是自由组合。由此，各地必须展开“走班教学”，令选修相同科目的学生打破原有班级划分，形成更为细分的课程班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一措施带来的挑战令不少学校措手不及：教室不够，师资不足，而学生兴趣编班又带来原有师资重新调整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能否再增加新的更为前沿、更受欢迎、更有利于学生多元发展的科目？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对于上海或浙江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省份而言，现有要求已有不少学校难于应对；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大多数中西部地区而言，新政落地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条件。而在此形势下强行推动改革，又势必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公。 与此有关，各地的新高考方案与应试教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意图倒逼素质教育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在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的占比安排上，均试图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难以消减对高考的依赖。已有试点经验的浙沪两地均采用“高考6门科目总分占比50%-60%”来定义综合评价总成绩。而在第二批试点省（市）当中，山东的做法类同浙沪，北京却在占比确定上留有余地。刚刚公布的北京新高考细则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显得含糊不清，这里的“高考成绩”是仅仅包括统一高考的“语数外”，还是包含等级性考试成绩？北京在观望，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在江苏，研讨中的新高考试点方案出现走回头路苗头，却受到了舆论的赞赏。今年6月以来，江苏传言纷纷，称其将“吸取浙江教训”、采用“3+2+1”科目组合，强化“物化”和“政史”等固定科目，缩小自由选课空间。虽然是第三批试点省份之一，但江苏高考方案至今迟迟未下。据记者从江苏苏州多位高中教师处了解，他们已经接到学校通知，开始以“3+2+1”模式着手进行课程准备。如果方案得以敲定，意味着江苏将重回“文理分科”的老路，而这恰恰是新高考想要改变的。
此时此刻，没有谁比那些徘徊在新高考门外省份的教育主管官员更能体会，“素质教育”这4个字是多么昂贵。
记者采访了相关官员和学者。在他们眼中，追求素质教育，从来就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选择。记者走访了最早推行新高考试点的浙江，也去了应试教育发展到登峰造极水平的“教育名城”衡水。两个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但面对的问题并无不同：多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欠账深重，即便在发达省份浙江，投入仍嫌不足；而对于学生人格的尊重和求知欲的呵护，全国范围内都并未真正成为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多年欠账，要如何偿还？
在广大县域，追求优质教育的努力甚至成为许多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随着农村基层教育投入日渐减少，人们“逐校而居”来到城镇，却因政府未能对教育承担必要的责任，导致财政投入不足，支付得起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许多收入并不丰厚的家庭甚至因公立学校学位稀缺而遭到分流，或不得不完全通过市场化供给来满足教育需求。
投入不足，唯有增加应有的投入方能弥补。教育的规律不可再受到漠视。
应当重视新高考在各地遭遇困境所提示的预警信号，从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开始，重整改革规划。改革的方向应当坚持，但改革的路径需要重新审视。继续深化改革，当从问题的源头着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尤其要对落后地区加大支持力度。而支持的方式，则应当兼容并包。
不可否认，就在“体制内”学校对开展素质教育一筹莫展之际，民间的教育力量已经兴起。例如，早在5年前的十二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就提到，各级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实施素质教育，但中高考升学压力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依然发挥着影响。由于场地、设备缺乏和师资短缺等原因，一些学校难以开齐、开足课程。而与此同时，正在面对教育部门严厉整顿的民间办学培训机构，却不但吸引着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师资，更得到家长的垂青。是将其阻挡在教育体系变革的大门之外，还是以恰当的政策引导其共同参与变革，需要决策者的大智慧。
至于未来如何评估素质教育的成果，则有赖于高等院校深层次的改革。以浙江为例，此次新高考试点的综合素质评估方式，在方案中被概括为“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但记者通过采访浙江多所高中的师生了解到，各校的具体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不但各高校没有清晰标准，最终更是以自主招生为名，各自纷纷单独设立新的应试标准。究其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体制难以打破。
如何破解新高考改革的困境？尊重学生需求，各级政府增加投入，鼓励民间力量办学，建立新型公私合作关系，改革高校体制。唯有多措并举，改变应试教育的土壤，才能推动趋向素质教育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避免让学生和家长再度成为改革失败的最终承担者。
（来源：《财新周刊》 记者 任波 宿慧娴 丁捷/文）